第十二章 六年流转（1946～1952）
从1946年秋直到1952年秋，六年之中，我一直在流转，换了六个学校，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古诗说：“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大局的不断流转，我自己的不断流转，反映了时代面貌，一点也不稀奇了。六年之中，大约也可分为两期，1949年以前是一个时期，那时全国正在大混乱之中；之后到1952年是又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下来。
1946年秋天回到南京以后，应璜、恒业都各自去了，我同君遂、秀若、惠如、承德都住到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清於在丁家桥，相去不远，有时也来看看我们。宿舍很大，有东、南、北三排大楼，西边是食堂。我们住的是楼下三间，还没有隔开，因此特别轩敞，就是朝西，有时不免有些西晒，那是管不得了。宿舍很大，各系的人都有，中文系有孙雨廷、杨晦、乔大壮，因为房子大，人杂，来往倒不多。
到了宿舍，住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忙孩子们升学的事。经过不少周折，最后确定下来，惠如考上江宁师范，承德考上市立师范，这算是高中程度的学校。秀若考上市立师范的特科，这算是高中毕业戴上一顶帽子，学校老师们说是高等学校，其实和一般师范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君遂没有着落，他是到南京找工作的，那时我的老同学郑权伯、蔡荫甫都在南京，总想找一处托足。不幸的是正值蒋政权裁员时期，因此更难得到栖身之所。裁员本来是个骗局，大官照样可以添人，小官也不妨哀求，苦的是权伯、荫甫都是中官，既不能添人，也不便哀求，因此竟是无能为力。
南京方面，多少有些头绪，开学还早，因此我单身回到泰兴，度过一段时期。大哥没有问题了，孩子们有了工作，因此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转入正常。霁澄一向和我谈不来，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有距离，经过八年抗战，他的境况逐步萧条，因此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朋友们，迺宽在南京有一份工作，也见过，渐逵、健东都看到，唯有澹若却病着，到了这年冬天就不起了。
离家八九年了，上次在家三五天，太局促了，所以这一次饱饱地看了家庭的情况。瑞允小学毕业以后，考上初中，在她考完回来的时候，我看她很自在，大约是考取有望了，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一切顺利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反而有害。家务工作结束后，我和莲舫多半是相对无言，沉浸在两人的相互关心里，但是没有语言的啰唆。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语言最能传达心灵的关切，但是在心灵互相关切的时候，语言反而是一种赘疣，没有语言更觉得关切的亲密无间。
回到南京，惠如已经住到学校去了，秀若、承德因为南京师范没有宿舍，还住在文昌桥，君遂还在打听工作。我有时去看迺宽，大家谈谈家乡的情况。
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他和伍叔傥同学，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事有可为的。复员的时候，谭戒甫从湖南大学来信，说是他调文学院院长，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七十以上的二人。湖南本来以革新、保守各走极端出名，人到六十、七十以上，大约是保守的居多，要我去担当系主任，看来我是干不了的，因此没有同意。现在情况不同了，何况是伍叔傥的推荐，看来只有准备出一次远门。
赵太侔和我说起，王先生也同去。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我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他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我想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
事情都商量定了，我有一些安排，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那时王先生住在丁家桥，我派孩子送信，说明我的健康情况，一时无法动身。过些时，王先生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不可辜负，希望我仍如期前往。
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至于王先生，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我发高烧，他应当来看我，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便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无法搞的。因此我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赵太侔倒还好，把系主任的聘书寄回来，作为纪念。以后山东大学还给我保留了这个名义，不过我始终没有去。1947年夏天，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他说王先生并没有当什么教务长，原来这是他自己封的，没有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接受了振心的提议，每两星期去无锡一次，虽然忙一些，问题不大，好在这时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都已经不像教授了。每星期除教课以外，没有研究任务，一般人也不搞，所考虑的只是在物价飞涨中维持自己一家艰苦的存在。
从南京到无锡，每天火车是准点的，票价也便宜，因为一般物价尽管不断飞腾，但是车、船、邮电要涨价必须由局到部，逐步申请，手续很不简单，因此显然远远落在一般物价之后。我从南京到无锡，一般都是坐二等车——现在称为软席——主要是借坐车的三小时，作为备课之用。
“他工作忙，不必烦扰他吧。”我说。
次年我在合肥讲学，住在稻香村，恰好朱燮元教授也在那里开会，知道我在那里，临行的时候，他特地来看了我，我只有和他寒暄，并且一直送他出门上车，挥手告别。
江南大学把教授名单送到苏南文教处。那年文教处因为工作方面的缘故，暑假中改驻苏州。
江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到苏州去，这一次据说刘季平有任务，陶白也有任务，不接见了，由一位程科长代见。
程科长一见如故，非常谦虚地代两位处长道了歉。他说：“两位处长实在忙，工作太重了，分不开身，只能由兄弟代见。”
“刘处长和陶副处长的工作重，实在不应当惊动他们两位。我们能向程科长请教，已经非常好了。”
“诸位到苏州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说，“听说江南大学最近又有教授名单送到文教处，是不是已经批准了？”
程科长非常爽快，他说：“是的，江南大学是有一份名单送来的，我们没有批准，也没有不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答复，但是究竟准呢还是不准，我们心里没有底。
程科长虽然是江南人，但是亢爽异常，他说：“诸位的工作问题，政府是有具体指示的，一切都由我们包下来。”
我们高高兴兴地由苏州回到无锡，仍然住在荣巷江南大学宿舍。
新学年开始了，接到聘书的教师夹着皮包到后山湾上课去了。我们领着半薪住在荣巷宿舍。
不久以后，苏南文教处搬回无锡了。待到传闻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再从城内搬到蠡园附近办公。
这批解聘教授又去文教处了。接见的换了人，文教处的工作实在忙，处长没有空，副处长没有空，现在科长也没有空。不要紧，科长以下还有科员，科员之外还有干部。好在我们也不拘，谁接见就和谁谈。文教处这几位的语调也逐步地松动了，他们要我们体谅文教处的为难，苏南行政区管辖范围只有江苏省的一半，上海已经分出了，南京也不一定不分出，能管到几处地方，几处高等学校呢？困难得很，总要大家体谅。
我们十分体谅。
那时大约半个月总要去一次，有时他们也会通个信来约期会见。
有一次去的时候，接见的是一位科员，姓朱，他说：“当干部有什么好处？一年就是两套衣服，还要忙这忙那，为人民服务，还顾得上自己吗？”最后他和我说：“解放军有一座进修学校，需要语文教师，你愿意去吗？”
时代变了，一切都有统一领导，苏南文教处是领导文教工作的，他们提得出的，我当然接受得了。因此我决定去一下。
这一座进修学校倒不远，在无锡市区附近。负责的军官，三十出头一点，见到我，留下吃中饭，热情得很，青菜以外，还临时炒个蛋。
他说：“朱教授能来，好极了。我们这里只有两班，一班是扫盲班，一班是为小学三四年级程度的战士开的，工作不重。朱教授平时研究些什么？”
这一点却使我为难了，我不能说假话，也不应当说假话。那时我虽然读过一些传记文学作品，还没有一定的成就，因此我只能说：“我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军官说：“高明得很，我们以后再行联系吧。”
在我辞别的时候，军官把我送到门外，举手敬礼，我也很客气地鞠躬还礼。
在江南大学领取半薪三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处的安排，继续领薪三个月，这不是半薪了，而是四分之一。看情况，大约可能还要领取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由于莲舫的安排，家庭生活还可以维持。君遂结婚以后，独立生活。惠如病好以后，勉强可以兼课，每月工资不足二百斤米，自给以外，还可以津贴家用。清於已经读到医学院六年级了，就要分科，她来信问我：“由于教师的指导，自己的志愿，想专攻病理科，是不是同意？”我的答复是：“一般人学医，主要考虑到日后的待遇问题。六年毕业，希望待遇好一些，这原是人情之常。病理科可不同，不和病人直接接触，除了固定工资以外，没有任何收入。不过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要读病理我完全同意。”话虽如此，不久以后她就毕业，对于家庭总会有些帮助的。
10月以后，我到后山湾领取工资，回来的时候，趁着江南大学的交通船，数学系教师金教授看到我，连忙把凳子掇过去，面向着河水。我还记得上学期的后期，金教授上课，因为受到学生奚落，回到房间生气的时候，我们还对他深表同情，没想到现在竟是“相君之背”了。不过我知道，学校里的屠维岳正在找机会向吴荪甫打报告，那么金教授的态度倒是应当体谅的。
荣巷的教师虽然不过二三十位，也有一个食堂。本来我是在食堂包饭的，现在一想，何必使金教授以及其他教授为难，不招呼又不好，招呼更不好。屠维岳在此，还是由他们各保前途为妙。因此我决定退伙，自己做饭。
惭愧得很，活了五十多年，小时在父母庇护之下，大了又有炊事员服务，自己竟不知道怎样自炊。不过我的要求不高，勉强也有个对付的办法。第一次水少了，饭太硬；第二次水多一些，饭又太烂。到第三次以后，就可以做到不硬不烂的地步。当然，每次买米的时候，由于米的性质不同，难免还需要一些调整，不过问题不大。至于吃的菜肴，更好应付。第一天是红烧肉；第二天买一斤青菜，青菜烩肉；第三天再买一斤面条，汤汤水水，来一个杂烩面。好在我不要求什么变化，三天一轮回，完全可以应付。
张院长也是人才，可惜的是在院内闹斗争，一院只有历史和中文两个系，他就和中文系的田主任不团结，因此文学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中文系从上海请去了三位教授，教授们的见解和主张也很有意味。一次学生们交的作文卷中用了一个韭字，教授们总觉得非加一个草头不可，菜字蔬字都有草头，韭字不加草头，怎见得是菜蔬的一种呢？诸如此类问题也还不少。
在和圣陶的通信中，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不料他和当年马文珍的办法一样，没有征求同意，交给北京《光明日报》，在3月、4月、5月连续发表了。这一次的结果和当年发表《后西征赋》不同，责任当然是我的。《后西征赋》虽然对于抗战初期的情况有所指责，但是文章比较隐晦，蒋介石和他的那一帮人，不很理解，因此没有受到贬斥。这一次是大大不同。
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了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郭院长可以号召大批人马出阵，我始终是一个人。
第二，郭院长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全力作战；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要备课，要应付学生，不能专心应战。
第三，郭院长有科学院作为后方，必要时还有北京图书馆的大宗资料，可组织支援；我除了这个残缺不全的齐鲁大学图书馆以外，找不到后勤的力量。
考虑到这三点以后，我只有闪开，不予应战。在科学院院长和寻常教授的论争之中，教授的不予应战，是一件平凡的事，而在万一应战之后，失败不是我的耻辱，倘使胜利了，看到对方理屈词穷，反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1962年，郭院长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很推崇杜甫，他说：“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但是1971年在他发表《李白与杜甫》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李白比杜甫高明得多：“李白不拿身份，能以平等态度待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双子星座看来毕竟不是双子星座。从1962年到1971年，短短的九年之中，郭院长的认识有了特大的进步，真不简单，而被他骂倒的如傅庚生、萧涤非、冯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样，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证明我在1951年的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
不过我还写了两篇文章：
一、《“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
二、《〈史记·贾谊传〉疏证》
《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论者以为是《离骚》出于屈原之铁证，与《史记·楚世家》首句“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之语相合。但是假如认为这是《离骚》不出于淮南王安之反证，那么我们便得认清刘氏是不是一定不出于颛顼。《史记·高祖本纪》首句“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是一句最朴素的记载，司马迁没有说明刘氏出于某帝某王，这是最合理的处理史料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这是说的刘氏得氏，远在夏代孔甲的时候。《左传》文公十三年“士会自秦还晋，秦人归其帑，其存者为刘氏”，这是说的刘氏得氏，一直迟到春秋的后期。刘氏得氏先后的矛盾，即从《左传》作者而论，其实是一个无从统一的课题，但是都上溯到颛顼，因此从“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
《史记·贾生传》的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最主要的问题是贾谊曾否为长沙王太傅。假如他没有做过，那么他曾否作《吊屈原赋》便成为问题。文帝三年长沙靖王吴著即位，这是第五世长沙王，是一位异姓王。从高祖六年齐悼惠王就位至七国之乱为止，这时期中，异姓王朝的丞相及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同姓王朝的一般官吏，由本国自行任命，唯有丞相由中央王朝任命。《史记·贾生传》所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事，恰恰在这阶段中，从原则讲，当时的中央王朝对于异姓王朝的任何官员，是没有任命权的，所以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经过1951年的一次论争，我的这两篇文章不准备发表，但是这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楚辞探故》先后六篇，和郭沫若院长等的五篇都保存着，可能对于后人有一些用处，即使这十一篇文章都被忘却了，后人也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1951年6月初，徐中玉从上海来信，约我担任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在齐鲁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实在不是我的本愿，因此接受了沪江大学的聘书。临行的时候，校长一再挽留，其实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已成定局，他的挽留与否，已经不成问题。
我在山东的时候，清於参加抗美援朝。我们的家庭，三哥为了辛亥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我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现在看到子女参加抗美援朝，实在是值得庆幸的。她这一次在济南换车，约好在车站见面。我到车站去了，不意为车站人员所误，因此没有见到。
秋天以后，我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感到有不少便利。第一，这是南方，生活习惯没有什么不便。第二，这是中文系，和齐鲁大学很不相同。第三，徐中玉是熟人，系主任朱维之，人也平和，可以共事。不过这所大学和齐鲁大学一样，原来也是教会大学。新近接管的学校不免还有些残余的教会作风，不像一所正式的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中国书实在少得可怜，在我向他们借阅的时候，图书馆馆员甚至说出沪江大学的中文书籍向不出借的话来，我听了实在感到非常意外，我想即使在外国，图书馆的中文书，也还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歧视。
这时是在上海解放之初，因此学校里还受到派系的统治。主要的当然是教会派了，以理学院院长和总务长这两位为首，校务主任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他们都是教徒，过去当然是接受洋人统治的。
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是一个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张。不过他对于同系的人没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挤，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应当说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里，中文系很难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也是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
徐中玉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他是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李雁晴曾经给他介绍过，我在重庆时，他和我通过几次信，后来赵太侔约我到山东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时候，我曾约雁晴和他同去。我虽没有去成，雁晴和中玉都去了，现在中玉约我到沪江大学，还是由于那时的关系。在沪江大学，中玉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但是正如一切宗教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新生力量一旦出现，保守力量立即团结成为坚强的集体，新生力量则往往四分五裂，不能取代保守力量，却以各个新生力量的互相戛击而存在。中玉就是这样存在的。在学校里他是图书馆馆长，在系里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他的决定都通过维之而得到实现。
1949年以后，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都完了，国民党左派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存在，其他有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同盟，这许多党派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存在的。当然，在解放之初，这里面是有一些人希望借此作为政治资本，争取个人地位的。
一天，中玉和我说：“民主同盟沪江支部提出请你参加民盟，已经取得共产党同意了，你自己的看法怎样？”
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要像以前那样置身于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要加入共产党，那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自己的政治认识太差，条件不够。一般的民主党派吧，实在有一些是鱼龙混杂，我也不愿意参加。民主同盟在抗战后期对于国家和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当前的领导人也有不足之处，在川汉铁路的问题上，张澜有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罗隆基在西南联大时期名声很不好，因此我很犹豫，把这些问题都和中玉谈了。
中玉说：“现在一切都由共产党领导，个人的问题不大。”
于是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是把它作为政治补习学校，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想争取什么政治前途。
1952年8月间，君遂添了两个女孩，是孪生，大家都很高兴，取名邦蔚、邦薇。莲舫从泰兴送去了乳母，免得允明过于辛苦。这时在家的子女是惠如、君迈，瑞允在南京读幼儿师范，君道在哈尔滨读工业大学。君道考取之初读化工科，中间攻读矿冶，不久又由矿冶转入建筑，都是响应学校的号召。清於在朝鲜前线。
时代在激变，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在沪江大学，这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所大学就要停办了，但是沪江大学停办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