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央大学前四年（1942～1946）
1939年1月11日，我到达乐山武汉大学，1942年8月，离开乐山，乘船前往重庆，同船的有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海晨，物理系教授王恒守，他们曾到峨眉游览，这次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了。
我在临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两首诗：
有感
万里西来几断肠，一生人海两茫茫，自甘蠖屈同秦赘，不道凤衰啁楚狂。披发只今多拓落，褰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
旧馆
旧馆荒残长绿苔，断云剩雨满林隈，清愁凄切谁雕管，小饮朦胧谩玉杯。颊晕忆曾烘画暖，妆新只许斗花开，可怜携手同游地，蜡烛无情泪作堆。
《旧馆》这一首确实是有些哀感了，但是这样的哀感是完全出于意内的。我这一生很少调换工作岗位，在武汉大学前后十三年，确实是很长的了。这十三年对于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培养。武汉大学的同事们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闻一多，第二位是老同学陈通伯，第三位是刘赜。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从一个寻常的中学教师成为多方面发展的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应当特别感谢刘赜，要是没有他的压力，我对于那部《说文解字》可能只是一览而过，不求甚解，但是正因为要理解他的专长，我对这部书，不能不有所体会。关于传记文学提起我注意的是刘赜，促成我努力工作、把传记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还是他。
十三年的辛勤终于结束了，我的航路正指向重庆，要在中央大学找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1938年我离开泰兴的时候，莲舫和我对于抗战的前途是有不同看法的。她认定在一两年之内抗战就会结束，我认为抗战会长期抗下去，十年八年都说不定。莲舫的估计很可能实现，但是幸而没有实现，中国才从血泊中重行站起来，终于经过一次坚决的斗争，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中大的中文系和国文系对立时，两系共同看卷，伍叔傥看到中文系的一位助教，把一叠三五十份试卷连续批着一分、零分的时候，他看着看着，没有提出意见的余地，同时也不愿分担这个埋没人才的责任，便约齐了国文系的教师全部退出，不再参加这份阅卷劳动。
其实国文系的教师也好不了多少。一次我在史价人那里坐着。他问我：“你们系里有一位姓某的教师吧？”
“有的。”我说。价人是一位老实人，六十多岁了，精力还饱满，他说，“就是这一位，手中拿着大笔头，在入学试卷上老是批着一分、零分。”说到这里他的脸涨得通红，嚷着：“他是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教育部去告他，凭什么打这么些零分。”
价人是注册组的老职员，是有权利进入阅卷场所的，他说的话不会假，不过这类义愤填膺的言辞说过以后很容易平息下来，没有人到教育部去控诉，某先生看卷子的事一直继续到离开中央大学为止。
对于阅卷者的恐惧心情，从考卷的附件中也表现出来。
一位女生在卷子的后面画着一个俯伏在地上的女生形象，嘴巴里透着一口气，上面写着：“老师，你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吧。”还有一份更露骨了，在卷子里附上一张面额不小的现钞。
这不是谣言而是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考生们是以怎样紧张的心情应付这些无情的考试的。
清於应付了三场考试。第一次是上海医学院，由于心理紧张，忽视了一道无关紧要的试题，考了一个备取。第二次是中大，因为还没有发榜，抽便先去考江苏医学院，这是第三次。她心情很安定。上午考过以后，吃过饭还伏在案上打盹，下午再考。这次是正取了，她回到柏溪等候中大揭晓。
中大的揭晓却很别致，考取了，但不是取的医学院而是取的牙科学校。是怎么回事呢？我很不理解，就向张士一老师请教。
张老师很气愤，他说：“哪有这样的事。要是成绩不行，不取是可以的，既然录取了，就得按考生的志愿分配。你老和顾毓琇校长面谈，他总得和我商量，会有办法的。”
事实正是如此，张老师这时候任教务长，顾毓琇的工作，主要依靠张老师支持，办法一定会找到的。
我去找顾毓琇，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已经取在牙科学校，事情是挽回不了的。”顾毓琇说。
“取在那个学校是中大的事，可是清於填的志愿是中大医学院，既然录取，是不是应当照顾到投考志愿？”我说。
“这样吧，让我和教务长共同考虑，两天以后给你答复。”
两天以后我去了，顾校长提出的办法是在医学院试读，第二学期开学以后补行入学考试，考试及格作为正式生，随班升级；不及格就取消试读资格。在这个条件之下，再经过一次入学考试，一切问题都解决。
那时大学教学法完全是填鸭式的，特别是医学院，第一年在柏溪，每周上课四十八小时，上课下课，整天没有分秒的间隙。学生在对付不了的时候，索性不上课，教师也没有办法。
一天，清於来和我说：“一年级的英文实在上不下去，教师整个钟头读着‘a red house’，还得用四川腔调翻成中文慢声慢气地说‘一——座——红——颜——色——的——房——子’。听课的只剩两人了。”
我说：“唔，只剩两人，可是你千万走不得。你是教师的子女，这位英文教师认识你的。你不给他留面子，他和学校一说，就没意思了。”
“可是听不下去呀！”
“听不下去不要紧，你每天八小时课，也实在累，趁这堂英文课，打个瞌睡，长长精神，多么好！”
学期将近结束时，我问清於英文书读到哪里。
“那么由大家帮同办理，不是更好些吗？”我说。
“不是的。大家只是提意见，由你办。办不好就再提，直到办好为止。”
杨先生的意见真多，就是自己不干。他是文书，可是始终在房舱里提意见。看来他的学习是有成就的，就是不干。是不是他在学习方面还有一些局限性，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和他说。我总觉得自己干得了，不想拖累别人，不过我对于方先生给我的帮助是十分感激的。
那时船上人数是固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费都由中大按人数交给华强轮船。学生经过多年锻炼，不再是“穆瓜”了。他们计算一下，总觉得华强船上的伙房剥削太厉害，侵吞达到一半以上。
那时从重庆开出的轮船，照例夜晚停航，早晨七八点钟开行，因此夜晚比较安静，天又热，我老早地睡了。
大约八点钟以后，一位中文系学生来了。
“朱先生，船上怕要出事了。同学们对于伙房意见很大，现在正要开会。”
我想开会也好，总不能要他们不开会，因此我对这位学生说：“好吧，同学们要开会就开会，要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不妨喊我。”
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同学又来了，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同学们开会，把船上的买办都找来了。大司务没找到，正在找呢，大家准备把他抛下江。”
情况紧急得很，看来学生们的意见也提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出些意外问题也说不定。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决定自己就去。杨先生、徐先生的意见多，可是嘴巴能干，肩膀有限，因此不去麻烦他们，有意见以后再提吧。至于方先生，他也累，让他多休息些也是应该的。
学生开会的地点在船艄甲板上，经常称为烟篷，地方宽敞，又透风，西陵峡的月色正从江面上透过来。
我到甲板上的时候，除了几个人正在耳语以外，一般都不作声。我一眼看到买办——这是船上的管理员，那时依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习惯，经常是这样称呼的——就靠着他坐下。
我说：“大司务呢？”
买办说：“没有来。这里派人去找他。”
但是大司务没有来。我说：“请派人再去找一下，靠着我坐，没问题。”
大司务终于来了，战战兢兢地靠着我坐。
我说：“大伙对伙食是有意见的，我也有。但是我看还是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洗洗手。”我对着买办说：“你看怎么样？”
买办说：“把问题摊开来，大家搞清楚，是一个办法。”
我说：“中大师生和家属搭伙的一共三百一十五人，每人每日由学校担负二十元，是六千三百元。是不是这样？”
“是的。”买办说。
“伙房用的水是不费钱的。柴火、司务们的工资、米和油盐酱醋，还有大司务的利润……”
大司务两手一伸，他说：“我是不要利润的。”
我说：“伙房的家私你要交出一定成本的。还有，你有老婆孩子，总不能吃西北风吧，因此利润是应得的。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大伙一计算，按天数扣除。六千三百元把这些应当扣除的去掉，其余的交给同学，由他们推举采购员，每天清早上岸买副食品，那时多买多吃，少买少吃。大家看一下，这办法是不是用得？”
同学们同意了，买办和大司务同意了。大家合算以后，从万县起，每天清早，由同学们上岸买菜。每天吃的有鸡有鸭，有鱼有肉。最后结算时每人还分了十只油炮蛋，作为伙食尾子。
从这一次的经验看，问题是存在的；青年人眼光敏锐，急于解决问题，要是不及时解决，那时大家一发急，便要崩溃，说不定大司务要吃眼前亏。解决了，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即如船上的买办，大伙有了决心的时候，他出面做好人，也在那里责备大司务，其实大司务日常所得的好处，一大半要孝敬买办，不然他也保不牢这位置。现在既然全部拿出来，大家不去挑剔买办，我也乐得推麻胡。
华强船下水开得快，不久快到夔门了。买办前来找我，再三叮咛，千万不能乱动，江水是无情的，只要大家一动，船身一侧，那时一切都完了。我把这话传给学生，要大家注意，不要乱动。
但是夔门景象的吸引力太大了。甚至远远在元谋人以前，四川盆地像里海、咸海一样，是一片内陆大海，由于地壳震动，从万山之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夔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石门，砰豗翻滚的波涛从这里像脱弦的神箭一样，直射出去。要不看，能不看吗？老杜说：“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这时的篙师，是船上掌舵的船长，一眼不眨地直视着前面的漩涡；歌笑者是中大的青年人，他们指这指那，一些心事也没有，两句杜诗指怀着不同的心情的人物。我也舍不得夔门，但是我更舍不得这些蹦蹦跳跳的青年。我只有横身拦住上下的斜梯，谁也不能乱动。事后买办告诉我，那天船长的热汗湿透了一层一层的衬衣，但是我没有把我衬衣湿透的事告诉买办。
过了沙市，到达武汉。为了上下货物，华强轮停了一整天，我顺便去武汉大学看看老朋友和寄在武汉的三只大木箱。
暑假中，来的人都散了，有些人还在乐山，没有来，我只看到工学院教授赵师梅，这时是训导长，在人手不全的时候，他在武汉担当了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赵师梅是一个天真而诚恳的朋友，他一看见我，非常高兴，只是说：留下吧，不要去中大，十三年的老同事了，在武大不是更好吗？朋友多，人头熟，去中大干什么？
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语言，加之我知道赵师梅是一个热情而天真的人物，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想到刘主任对我的排挤，我能留下吗？
周校长不在场，他到南京去了，在场的是他的夫人，别号大公夫人。抗战以前，周先生是有名的幕后人物，别号西园寺公座，这位夫人当然是大公夫人。先生倒还平和，可是这位夫人是一位将种，满脸威严，不要说先生，就是一般教师，看到以后没有不毛发悚然的。
周先生是长沙的一位劳动人民的儿子，从小聪明，那时还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巡防军黄统领就非常赏识他，竟把女儿许给周先生，这就是大公夫人了。武昌起义以后，接下便是长沙起义，黄统领的地位本来不低，终于以一死报答了爱新觉罗的深恩厚泽。可是周先生早已获得了留英的官费，终于一步步地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武大的这些夫人们一向有名，她们对于武汉大学那种重视女权的风气，程度不同地都做出了贡献。最有名的是四位，至于王世杰和淮军领导人王星拱、湘军领导人皮宗石的夫人们都不在其列，因为她们都是夫唱妇随，落后于时代了。
这四位夫人我都认识，却不一定都很熟悉。
一位是陈通伯夫人凌叔华，写得一手瘦金体的寸楷，她写一些随笔和小说之类，这完全是五四时代培养出来的女性。
第二位是杨端六教授的夫人袁昌英教授，这也是一位作家，同样是五四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也常有那个时代许多有名女性的特点。人是热情诚恳的，她的特点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参加了国大代表的竞选运动。
以上两位和周夫人应当说是属于湘军系统。不过湘军、淮军经常都指男人，对夫人们是不能适用的。第三位是方夫人叶女士。这一位圆圆脸，要是不知道她的姓名简直会认为她是陈璧君的妹妹。
第四位便是这位大公夫人了。
这四位夫人确实对于武汉大学做出了贡献。一般人都说武汉大学特别尊重女权，这四位都有一定的功劳。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位苦学生，全靠一位嫠妇接济，腕上的金钏化为新时代的束修。这位先生毕业了，那时还在五四以后不久，《古史辨》上的几篇文章，赢得了讲师的聘书。不久以后讲师病了，住医院，结识了一位护士，这才看清楚那位嫠妇是衰老了，头发白了，皮肤也松弛了。人生的前途是这样注定的吧！他要努力，为自己争取新鲜而光明的前途。他最后决定在武汉结婚，为了郑重起见，恭而敬之的请王星拱校长到场证婚。
这件事给这些夫人们知道了。那时恰好这位讲师的朋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罗北辰在武汉，她们便托词要搞人寿保险，请这位讲师来和罗经理接洽一下。讲师高高兴兴地舞动着拐棍来了。一进了方家客厅，叶女士拖过一把藤椅把门封住，几位夫人，还有她们的伙伴们把这位讲师骂得个狗血喷头。讲师说也说不清，逃又逃不了，连忙和凌叔华说：“陈太太，你是搞文学的，对于家庭的复杂、人生的苦难，是深有体会的。我这一点内心的困惑，在你的作品里是有所理解的，你是体谅我的了。”
凌叔华是在高楼深院长大的，这时顾不得了，连忙说：“呸，谁会体谅你，你是蹂躏女性的恶棍，今天大家教训教训你，真是活该。”
经过这次教训，讲师解聘了；不过同时他也离婚了，回到北京，找到新聘书，也找到新伴侣，戴金钏的旧交扔下了，连打针的新友也顾不上。北京有的是活泼的姑娘，文章已经做到第三篇了。
我到珞珈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十多年的工作地点，和我寄顿那里的三箱书，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以前认识的旧人，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因此我离开武大，回到船上，两天以后，到达南京。
南京的中央大学以前没有去过。现在看到学校的布置：农学院、医学院，都分配在三牌楼，文学院和其他各院在丁家桥。丁家桥的分配也复杂，部分教师的宿舍，在文昌桥，我是指定在文昌桥的，因为除了随身所带的旅行箱外，其他没有到达，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先回泰兴一次。
那天到家的时候是在下午，天气很热，我从凤凰天迤东，一路向前，莲舫正坐在靠门的方桌旁边，是她看见我的。孩子们都来了，君遂、秀若、惠如，还有瑞允。都长高了，比八年前高多了。最小的君迈，我离家的时候还不到两个月呢，现在九岁了，躲在桌子下边，还是瑞允把他拖了出来。清於呢，她是从成都复员的，早十天先到家，可是恰值二次解放，屋上枪弹飞过的声音像冰雹一样，所以早两天又走了。她住在丁家桥校内，我们没有看到。
正在这时猛不防屋后梧桐树上跳下一个孩子，很茁壮，十四五岁，个儿不太高，原来是君道。
君道说：“父亲到家，是我第一个看到的。”这孩子最爱动，不是爬树，就是泅水。初中的课还能对付，可是功课一完，他就去活动，老是让莲舫牵肠挂肚的，不过问题不大，莲舫对他总有些偏爱。
四个女儿，清於已经去南京了，剩下三个，恰好高中、初中、小学各有一个毕业的。秀若最活泼，什么事都有一个计较；惠如是笨一点，但是家务事挺能干。剩下的是瑞允，这是一个最小的女儿，可是下面又有一个君迈，她算不得最小的孩子，因此支配她的人多，怜惜她的人少，有些怯生。
君遂呢，是最大的男孩子，因此莲舫和我对他的要求总觉是太高了。要求高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人上进，但是要求太高便不容易满足，其结果不是促成上进而是形成一种压力，会使一个孩子在无形之中，对于自己丧失了一定的信心。
孩子们都看到了，那时我们的住宅应当说是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期。厢屋里虽然住了常家——不是原来的常先生——可是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一位老孀妇，爱伺候花花草草的，所以收拾得非常整洁，令人有一些尘外之想，女儿也大了，因为伺候一位衰年的母亲，所以没有订婚，年龄大了，家务搞得很安静。
我们住的是五间厅屋，五间堂屋。东边还有灶屋，一切都是有条有理。我到的时候恰在大伏天里，因为厅屋和堂屋全部打开，空气对流，感到特别凉爽。中国的旧式住宅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后来住的人家多了，东一割，西一割，空气不能畅通，人又嘈杂，这样的住宅便完全不适用了。
1945年敌人投降之后，直到1949年为止，泰兴县城曾经三次大战。第一次是在1945年反动日本军阀向中国投降的前后，第二次在1946年，第三次在1949年春初，那一次我恰恰在泰兴。
泰兴的蔡鑫元伪军盘踞在城的时候，说也奇怪，一支游击队的领导竟会急速堕落，终于成了伪军。但是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沙家浜》的胡传魁正是这样的人物。蔡鑫元逐步成为司令、师长；他的手下旅长、团长、参谋长都是全的。此外还有清客，有篾片，这些是文官。文官的作用特别大，他们能为他找女人，办学校，搜字画，抢古董。这样就给蔡鑫元修饰打扮，完全不是一个蔡家巷农民的样子了。
8月15日，敌军对中国投降了，日本军队从泰兴乡间收回，龟缩在佘将军庙的军营里，泰兴城的守城工作，完全交由蔡鑫元自己负责。蔡鑫元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的准备是把他横取滥夺的金条、首饰全部熔化，装在不大的箱子里，由新夫人陆舜卿带出，送到上海，顺便就住在上海，待蔡鑫元退到上海的时候，共享晚年清福。泰兴虽然不大富庶，但是翻箱倒笼，最后还是能够供养这位师长和师长太太的。不幸的是师长没有来得及退到上海，师长太太看看一个妇道人家掌握着偌大的家业，究竟撑不下去，最后只得改嫁，在港澳一带奔波，做了一段时期的华侨，最后还回到泰兴，经过改造，参加劳动，结束了这一段纸醉金迷的汉奸生活。
蔡鑫元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泰兴城里，吩咐他们上城死守，他自己却在公馆里把几张八仙桌拼起，严严地盖上三层棉被，以防流弹。他在八仙桌下安排了鸦片铺，呼哧呼哧地抽个不停，长足了精神，同时却吩咐大厨房把成担的酸汤面挑到城上慰劳守城的伪军。伪军虽然挂着伪字头衔，人是真的，他们也知道酸汤面填不了空肚皮。可能他们不知道，鸦片烟是什么好东西，想来蔡鑫元总不会一个人躲在桌下吃坏东西的。他们的心境是乱的，蔡鑫元的这一番布置更把他们的心一条条地撕碎。
人民的军队在郊外，人数不多，枪支也少，子弹更不充足，但是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夜晚了，萤火虫正在城外的草丛里一霎一霎地照亮着浑浊的泥水，妈妈们的声音喊起来了。
“乖乖，下来吧。下了城墙，打开城门，跟妈妈回去吧！你当和平军，是为了躲公粮的，不是为蔡鑫元拼命的。强盗们在那里抽鸦片，吃什么酸汤面？跟妈妈回去。妈妈给你摊一锅薄烧饼。炒烧饼也有。乖乖，下来吧。”
大批的妈妈们，这个喊完，那个再喊。东边喊完，西边再喊。
蔡鑫元的军队动摇了，薄烧饼、炒烧饼究竟比酸汤面好呢。他们下来了，不伪了，城门打开，大批大批的人民军进城了，蔡公馆的铁门挡不住人民群众的压力。蔡鑫元要逃也来不及了。人民把蔡鑫元的手脚捆住，一边把他拥上包车，一边有人在后面敲着大锣。锣声响处，蔡鑫元在包车上按照命令直嚷：
“大家看呀，蔡鑫元今天现原身了。”
他这一次直嚷也真不简单，泰兴城的四条大街，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都给他嚷遍了，在全城都认识了他的原形以后，他终于在一粒枪弹之下，结束了一生。
地方行政由张孝箴、敬夫两兄弟主持，财政由刘伯厚主持。在伯厚出来的时候，背后有一位驼着一张板凳，板凳上是一块木板，是抗战货币的版型，随地可印，称为抗币。数字太大的时候，由伯厚随时签名计数，称为抗条。抗币、抗条都作为通货而存在，但是币值却在不断变化。
在伪军肃清以后，由伯厚嫂出面，主持群众联欢会，地点在公共体育场，正在分碗筛茶，分散花生的时候，有人和伯厚嫂耳语几句，伯厚嫂说：知道了。她一面张罗，一面收拾，终于结束了联欢，场上的人也纷纷退出。原来蒋介石的部下已经进城，泰兴城第一次的解放工作至此结束。在三天的当中，泰兴城换了三次的旗帜，但是除了歼灭了一些汉奸以外，没有流血。
第二次的大战在1946年的夏天，这一次确实经过狠狠的血战。流弹四射，我们家的檐沟到处洞穿，几乎和筛子一样。守城的是蒋介石部刘光宇的一团人，攻城的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刘光宇是湖南人，后来在长沙起义中得到表扬，但是在1946年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忠。他的司令部在庆云寺，在新四军破城之后，他把军队集中到庆云寺，在新四军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后，终于依着山门作最后决战。庆云寺是一座大寺，左边是一条支沟，前边是杂树丛生的开阔地带，右边是红袍街，后边是寺脚堰，深虽不深，却有六七丈开阔，因此主要是由前面进攻。
庆云寺的前边和右边是战壕，但是新四军的进攻不是战壕挡得住的。喇叭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刘光宇不是蔡鑫元，他是能和新四军打几个回合的。右边住户太多了，攻势展不开，因此火力集中在前面。山门口，鲜血溅满一地。革命的战士们和反革命军队的血流满了一地。但是刘光宇的部下还在死拼，还在一寸一寸地挣扎。刘光宇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杨旅长，杨旅长在宣家堡，也在死拼，派不出军队支援，要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看看到中午了，伙房的军士，从寺脚堰的南岸下去取水，恰恰给对河架在周家屋上的机枪手看准，一梭子打过去，伙房的军士死了。再去一个，再死。直到第七个才算把水挑上来，洗菜，淘米，做饭。饭熟了，正在准备分发到战地上，但是军士已经不多了。新四军越打越猛，他们准备彻底扫荡刘光宇的部下。刘光宇看看自己的部下，剩不到一二百人，但是新四军从南面，从西面，从东面而来的越来越多，打是打不赢了。他准备集中残部，唱歌集体自杀，轰轰烈烈地战死。
正在刘部开始集中的时候，乌都都，乌都都，新四军军中响起了集中退却的军号。蜂拥而前的军队突然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转过身，背着长枪，一个不遗地退却了。这完全出乎刘光宇的意料。
经过二十几小时的苦战，刘光宇眼睁睁地看到新四军的撤退。要追，他自己很明白，凭着他的百把个断胳臂、折大腿的兵士是办不到的了。这一松气，有的索性躺在地下，连吃饭的精力都不够了。刘光宇带过多年的队伍，这样的打法倒没见过。没奈何，他只有把躺着的兵士喊起来，大家吃饭，饭后再重新安排。
这一次是新四军军史中有名的北撤，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他们扔下了即将到手的泰兴城，北上了。刘光宇得到这个机会，重新整顿他的军队，准备下一次战争。我到家的那天，正是第二次战争以后的第三天，城里的堡垒依然存在。由于刘部已经调出，庆云寺剩得一片荒凉，战壕里也有些残余的经卷，这倒是和尚们在清朝末年从北京请回的佛经大字本，每页六行，全部是蝴蝶装，是值得拣起作为纪念的，因为无人主持，也就无从申请，只有由它躺在战壕里饱受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了。
地方暂时安定了，我和大哥及亲友们见过面以后，接下来便准备孩子们的事了。君道、瑞允、君迈还小，留在泰兴读书。君遂要找工作，秀若、惠如要升学。此外还有霁澄的长孙承德、莲舫的远房兄弟应璜、达泉表兄的孩子恒业都要到南京去。我的任务是带他们到南京，特别对于升学的孩子要考虑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所以虽然经过了八九年的阔别，在家不到四五天，就带着一群人到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