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武汉大学后四年（1939～1942）
1938年12月23日我离开上海，这个万恶的渊薮，虽然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是日本反动军阀已经笼罩着这个地区，汉奸政权自称大道政府，悬挂着一面太极旗。黄浦江里的大小船只，除了个别例外，悬的不是膏药旗就是太极旗，看了以后真是伤心惨目。
和为旉分别后，船上遇到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朱正，中途经过汕头，这里新近遭到敌人的轰炸，登岸以后，只看到一片瓦砾。船泊香港时，遥望着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摇篮，这时已经陷落了，无论那里的余汉谋怎样吹嘘这里有的是马其诺防线、兴登堡战阵，但是毕竟经不起日本反动军阀的一击，余将军早已不知哪里去了。
那时从香港买票到海防，手续很简单，因此不久以后，我就到达越南的海口，从此再乘火车，到达河内。在河内曾到玉山寺去游览，壁上贴着东法都护的揭示，大约是法国汉学家门徒的手笔，他们称越南为东法，总督为都护，确实是有些古色古香，我们轻易看不到的。从河内乘火车，经过河口进入云南。河口的一条界河，宽不过二三十丈，过了河又回到祖国。路程不长，时间也很短，过了界河，仿佛重行回到人间。祖国祖国，在多难的时期，经过沦陷区和外国，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昆明是四时皆春的好地方，我到的那一天，恰恰是1938年的除夕。和朱正分别以后，我吃过晚饭，在堆栈休息一下。堆栈是云南人对于旅馆的称呼，大约是因为来往客商在此堆货的缘故。休息以后到汽车站买票，打算买2日或3日的票，车站工作人员说久已卖完了，l日的还有，我就买了元旦的汽车票，直放贵阳，因此没能看到昆明市容，辜负了这个有名的胜地。
从昆明到贵阳，中间要经过平彝、安顺，第三天下午才到贵阳，同行的有中央大学学生三人，我们很自然地结成伴侣。昆明还有些春意，到个旧已经下雪，贵阳更是雨雪纷纷了。堆栈里更简单，除了床架以外，被褥油火，一概自备，所好这几位学生有些旅途经验，否则真不易应付。贵阳这时是交通要道，汽车票更紧张，最后只有买了票，乘装汽油的车子直开重庆。路过娄山关的时候，汽车在山路上左盘右绕，因为经过雨雪，路滑难行，司机控制不灵，几乎滑到山谷里，差一点报销，幸亏路边一块大石拦路，这才重行上了轨道。经过遵义、松坎，我们到达海棠溪的时候已经天黑。匆匆过了江，在大梁子找到旅馆，这天是1939年1月8日。
打听一下，从重庆到乐山，有汽车直达，2月、3月的票还可设法，要买1月份的票那可万难了。那时我还年轻，倒也不过分着急。听说王世杰调任参政院秘书长，便中看他一下，他消息灵通，对于前方的情形并不隔膜，因此谈得很畅快。他问起：
“你知道吴稚老的地址吗？”
我说：“不知道。”
他为我开了地址，所好相去不远，一下就找到，是一家旧式的房子，小三间，还有一个地下室。
座谈以后，不久警报响了。他领我到地下室，坐在一段木料上面。
我谈了一下沦陷区的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很茫然。
吴稚晖说：“日本的问题很简单，早晚要结束的，倒是国共合作的前途不能乐观。”
这样的提法真使我大吃一惊，联想到路经贵州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人发动游击队，更觉得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一切事态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一向对于政治关心不够，所以都不清楚。我总以为抗战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是超过一切的大事。为了抗战的要求，为了共同努力于大后方的事业，我离开家乡，离开老母、妻子和小儿小女，只身独行，走到七千里以外。现在说是中日的问题很简单，那我这样的奔走，又是为的什么？
那时正是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以后，我想汪既然是国民党副总裁，据说要和蒋介石合作抗日，这时出走为的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吴说：
“那还不是由于陈果夫、陈立夫这两弟兄的排挤，汪精卫看到无法和蒋介石这位总裁合作，这才走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不来，这原不是意外。孙中山在日，左右两位高参，胡汉民和汪精卫就合不来，所以孙中山一死，他们就分了家。汪精卫和胡汉民合作不来，也就注定和蒋介石合作不来。现在分手，由滇越路出走，这件事我在昆明就听说过，不过没有想到他会走到东京，干出卖国投敌的勾当。
汪精卫走了，只要国共双方精诚合作，那时一个人出走，倒也无关大局。但是为什么国共合作的前途未可乐观呢？
各种问题搅乱我的心绪。
乐山的汽车票既然难买，我也就不着急；在重庆街上乱逛。我信步走去，抬头一看，是民航公司。进门问起，原来从重庆到乐山，水上飞机已经通航。我问了一声，11日开航，票价一百二十元。我身边恰恰剩有一百多元，随即买了去乐山的飞机票。
11、12两日，连日大雾，13日开航抵达乐山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钟。
我知道戴凝之住在果腹商店，随即去找他。七千里以外遇到这位老同事，大家都很高兴。凝之招待我吃过晚饭，随后和我谈起：果腹这地方太偏僻，不方便，要找一个合适的所在。凝之这人本来有些古怪的，我拗不过他，随即由他领到城中心的安居旅馆住下。许熙生、陈祖源都在那里，陈祖源全家都来了，熙生只是单身。
我在安居旅馆包了长期的房间，伙食就包在玉堂街的一家饭店，每月十二元，中晚两顿，价钱不算贵。
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问题在于我，我和淮军、湘军本来都相熟，和通伯是同学，但是在珞珈山的时候，由于淮军炙手可热，我和通伯远了一些，反而和无所属的陈祖源、许熙生等比较接近，那时刘主任也故意拉拢我，免得和通伯生疏了。所以初到乐山，我总以为双方都是熟人，有意进行调停，但是由于王星拱准备搞清一色的淮军，刘、方这两位系主任都坚定起来，更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只有按照形势要求，退出这场无意识的争吵。
但是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挤。对叶圣陶是给他排了三班大学一年级国文。
圣陶是和平的，但是也感到三班国文有些吃不消，他向刘主任提出了。他说：“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
刘主任在珞珈山的时候谦虚、谨慎，现在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他把眼睛睁大，高声说：“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
这一场气恼，圣陶只有憋在肚皮里。
对付高晋生，是在学生那里散布说晋生“都是在那里考证什么古字和什么相通，世上哪有这样的通法！”
对我的办法又有所不同。我在珞珈山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五年多了，现在他主张把这门课改为选修，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不选，造成空白。在武汉，学生没有必要完全服从系主任的吩咐；到了乐山便不同了，毕业生的工作，完全依靠系主任的推荐，所以系主任无形中主宰着一切。
在这时期中，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来了，他为西南师范学院约人。贵阳师范学院约我去当系主任。谭戒甫也从西北大学来信，谈起他自己要南来，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职务。但是武大中文系的情况未定，我想在这里多耽搁几天，见识见识。
1940年秋天，那位专家徐教授好久还没有专课，恰好重庆教育部的新章，大学中文系可开传记研究这一课。传记研究是什么东西呢，可恨那位南关祭酒许慎先生在那本万宝全书《说文解字》里没有明白交代，这可苦了我们这位《说文解字》专家。翻翻别的书吧，可是刘主任是不读那些歪门邪道的。但是刘主任毕竟是有才学的，想起传记必然是什么古文之类，于是搬动这位专家徐教授开传记研究这一课，而且为了慎重起见，在传记研究下面注明本年度开韩柳文。这就是说这一年是韩柳，以后是欧苏，是王曾，总而言之，都是传记，由徐教授以专家身份包下来。
有什么办法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无奇不有的，而专读《说文解字》的刘主任居然想到古文八家，作为传记研究来开课，已经很不容易了。《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说：“瞿太太广有才情，于是拿别条来比拟。”这原是兴国州的故事，好在那里离刘主任的家乡广济不远，流风余韵，宛然犹在，这也算是“拿来比拟”吧！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故，我对于传记文学却感到一种爱好，从那时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里。不但是业余，有时竟把传记文学作为正业。我的遗憾是我读的外国传记著作不多，没有能够充分吸收他们的写作经验；同时我的写作能力也很差，没有能够写出较高水平的作品。
在这次决定以前，我曾经对于《诗经》、对于《史记》、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一些功夫，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成就很有限，因此都放弃了，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是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到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这就迫使我不能不沉下心来仔细研读西方作家的作品，从罗马的勃路泰哲到英国的斯塔雷奇、法国的莫洛亚。莫洛亚的一本传记文学理论，是我所见的唯一的理论书，但是武大图书馆只能借出一个月，而不断学习是完全必要的。我没有打字机，因此我连读带译，在一个月内，把这部理论掌握了。经过刻苦钻研，我才认识到在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在读书方面，我决心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
读了外国的作品，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作品。我早年曾经浏览过二十四史的史传，对文人的作品，多少也有些认识。我连道家的什么内传、外传，佛家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也不敢放过，最后写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古代的作品。
我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为对于汉魏六朝的叙述太简略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材料，叙述也就必然地简略。这样我就开始了辑佚的工作。我从《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以及类似的畸零琐碎的著作里搜求古代传记的残篇断简。有时只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有时多至几万字。我利用这些材料和道家、佛家的材料写成一部《八代传记文学叙论》。记得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抄集的时候，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惠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
外国的作品和古代的作品是读过一些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现代的中国人。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写出一部有阅读价值的中国人的传记。写谁呢？最好是写现代人，但是有困难。首先，时代距离太近，是非没有定论。这还不要紧，我写的东西，主要由我自己负责，有定论固好，没有定论也不妨，即使我的结论错了，把这部作品扔到垃圾堆里，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不够。公开的材料不够详细，私家的撰述也不尽可靠。国外的大人物常有保存来往信札和当年报刊的习惯，中国的大人物对于这样的习惯还有待于养成。即使有了一些材料，家属又视同祖传奇珍，轻易不能外传，更谈不到容许无名少姓的人参加这份工作。所以，要搞传记，依然不能不从古人中着手。这是一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经过较长的时期是不可能克服的。
但是写古人，也有很大问题。古人是过去了，过去的史实，倘使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一切没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代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的难关是既没有叙述现代人物的条件，同时又必须具有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人物，而这个人物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倘使这是一般读者熟见习闻的，那么即使我们辛勤叙述，意义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的作品没有特定价值，所以也就不能具有存在的理由。在没有动手以前，问题一大堆，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然后才能进行工作。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写《张居正传》。我想到的写法是从来没有的，而且准备写二十万字，所涉的方面多，范围大；依据古代既有《法显传》，又有《法显大传》的范例，定名为《张居正大传》。大传的名称，有些人看了很不习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由它去了。一切事物的出现，都要经过由不习惯而习惯的过程，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故事有一定认识的话，我们会看到从开国以来，到世宗后期，这个朝代已经是无可救药，危在旦夕了。内部是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人民起义的呼声载道，外部是鞑靼破关入侵，首都北京不断地遭到包围。在这种情况之下，出路在哪里？要么是推翻当时的王朝，要么是刷新政治。推翻王朝当然是直接的，但是并不能彻底，因为在农民的阶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旧王朝覆没了，新王朝还会走那个王朝的老路，统治阶级的人物换了，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得到改造，何况鞑靼大军正在居庸关外，他们的思想意识久已沉浸在《元秘史》的叙述里，梦想中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朱元璋是一个叛变的“蛮大人”，只要包围北京，把这个首都拿下来，小小的中原依然可以由他们蹂躏，那时把中原改为牧场也好，把刘、王、张、李、赵五姓全部杀尽也好。由新兴阶级出来改造旧中国，这一条路是彻底的，可是没有新兴阶级的出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新兴阶级是幻想，是不可能产生的。
那么只有刷新政治这一条路是走得通的，但是要谈刷新政治，便得和残暴昏庸的皇帝斗，和贪污腐朽的官僚机构斗，和鱼肉乡里的刁生劣监斗。这是唯一的道路，也是艰苦的道路。张居正走的是这一条道路。从我们今天看，这是很不彻底的，很难持久的，但是当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这短短的十年之间，皇帝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他具有残暴和昏庸这明代君主的两种特性，还不可能暴露出来；对付贪污腐朽的官僚，张居正有他的考成法；至于刁生劣监，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但是张居正一则严格控制学校生员人数，肃清他们的来源，二则拆毁书院，禁止讲学，断绝他们结党营惑的基地。当然他的工作不细致、不彻底，但是他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明王朝久已是岌岌可危，亡在旦夕了，经过他的整顿，明王朝的统治，居然延续了七十年，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家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我手中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抗战时期的大学图书馆，本来书籍就不多，何况高拱的《高忠襄集》馆中没有，谈迁的《国榷》还没有出版。不过我从任戆忱那里得到教训，要待材料收集完毕，再行撰述，那么不但撰述完成遥遥无期，就连撰述的开始，也无从估计了。
我住在竹公溪的吾庐，平时除了上课以外，难得到校，因此难得过问学校的情况，不过也不是全无所知。
由于教师的居住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武大王星拱校长决定建筑一些教师宿舍，不过他却明定了一个条件，理工学院的教师宿舍，由学校负责，文法学院教师的宿舍，一概自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条件。大约因为他自己原来是理学院教授，所以有此规定，否则不可能提出这样荒谬的主张。
文学院院长陈通伯辞职了，王星拱看到刘、方这两位系主任反对陈通伯的活动太露骨了，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担任院长。高先生兴冲冲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话我领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说得出做得出的干将，她扬言道：“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两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这一位大嫂能说能行，高先生是聪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辞职了。
我从泰兴来，到这时1942年，时间已经不短了。刘主任在珞珈山时和我还是有些来往的，没想到入川以后，他反对陈通伯，把我也带上了。带上就带上吧，经过两年半时间，他的本领我都领教过了，特别是他那拿手的两套：“恒言”和传记文学这两件，他的功夫可算是十足了。正是吴季札所说的“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因此我感觉对于武大，没有更多的留恋。同时自己对于传记文学也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留在武大，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正在此时，我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本来由于重庆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教授满了十年，可以提出研究课题，申请休假。我的研究传记文学的课题，是久经通过的，恰好接到中央大学的聘书，我便向王星拱校长提出。王星拱和我说：“朱先生的研究课题是在武大提的，现在去中央大学，部中另有规定，朱先生是知道的。”
“知道的，”我说，“到中央大学去了，不会在武大领取工资的。”
我从南通师范去武大时，当月也没有领取工资。这原是做人的立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