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复旦大学（一）（1952～1957）
1952年10月下旬，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分配方案发表了：章靳以调上海作家协会，维之调北京，后改天津南开大学，中玉、蛰存调华东师范大学。余上沅和我调复旦大学。两位助教：盛某某调科学院，刘某某调复旦大学。在分配方案发表之初，维之因为工作没有确定，不免有些懊丧，中玉、蛰存是如心所愿；上沅和我因为复旦已经形成华东重点大学，有些担心，但是事情既经确定，当然也就随遇而安了。
复旦大学的成立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年，那时复旦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该校领导中的法国传教士有所不满，因此脱离出来，所以这座大学的前身，是有一段反对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政策的光荣历史的，但是这事久已过去了。民国成立以后直至抗战初期，复旦只是上海若干私立大学之一，不特别落后，但也不特别先进，在反对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中曾经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抗战开始，复旦大学内迁。从这时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和其他私立大学的托庇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复旦大学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一经入川，不久就受到国民党CC派的控制，在四川只能维持生存而已，虽然也是公立大学，但是在公立大学之中，并没有做出特殊成绩。
1949年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在政治方面，北京是全国的中心；在经济方面，上海依然是重点。人民政府的措施，使得复旦大学逐步取得重点学校的地位。上海的各大学有所分工，而每个领域都突飞猛进，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都是。复旦大学是作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而存在的。
所谓综合性大学，相当于以前文学院、理学院的复合体。复旦大学有文科七系、理科四系；从学生人数看，理科的人数远过于文科。文科七系之中，在顺序上，一般都自中文系开始，所以中文系无形之中占据了文科的首要地位。当然，在学术上，中文系的成就在文科方面并不突出。
1952年的院系调整，无疑加强了各重点大学，使它们取得领导地位。当时考虑的重点，无疑是从师资力量方面入手。
复旦大学中文系师资在抗战以前人数不多。入川以后，一边培养本系的高才生，一边吸收校外的力量。复员以后，又连续吸收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师资，人数已经扩大了，但是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经过院系调整，中文系吸收了大同大学、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师资。从政治要求看，当时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从学术成就看，尽管一般教师没有特殊成就，但是华东方面，已经很少有能和复旦中文系比拟的。当然这很不够，还有许多空白，还有许多缺点，但是这是进步中的缺点，不够的可以提高，实在不行的甚至可以调做别项工作。
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大家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社会来的人必然会带来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病态，不经过改造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1952年的十个月，大家都经过了思想改造，复旦大学原来的教师，思想改造也许要早些，但是早得也很有限。五六十岁的人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假使我们认为在十个月中可以改造过来，那就太天真了。
谁来改造我们？有的人是准备就绪，跃跃欲试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多少人认为青年人可以担负改造的工作，但是青年不是永远年青的，二十开外的人转瞬就是三十四十了，青年的精力衰退了，依然是问题重重，那时不是还要改造吗？许多担负改造工作的人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吗？这是后来发现的，在未发现以前，他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能改造好别人吗？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吗？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所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就是这样还不够。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的探讨，说句老实话，还没有闯出一条科学的道路。旧时代的文人，做和韵诗，甚至做对联，做诗钟，有些大学教授认为这是他们的绝技，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谈。在语言探讨方面，只知道方块字，有的还有不少错误，不理解汉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更不理解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方面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新中国的中国文学系就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成就之间，有多大距离？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怎样的领导，系主任，领导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洗刷自己身上原有的污泥浊水，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中国文学、中国语言学方面做出一定努力，在华东带一个头；在全国，和兄弟学校的中文系共同前进，以期不致辜负我们的时代和使命。
我是带着这样的愿望来到复旦大学的。
在这次报告里，我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兴小史》《挥尘录》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告幸而没有得到什么呵责；而在报告以后，又没有正式发表，因此侥幸避免了无谓的风波。
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支持我冒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作许多不合时宜的结论呢？有时我想到王充“疾虚妄”的精神。王充在《论衡·自纪篇》说：
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点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
两千年以前王充能做到的，两千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学习吗？但是即使学到王充，王充又得到了什么？虚妄可疾，但是虚妄是不断存在的，有人甚至会说“谎言说了一万遍便成为真理”，那又怎样理解呢？杜甫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倾向太阳的人，无可奈何地是倾向太阳的。
1957年，我又在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作过一次有关宋话本研究的报告。为了把科学报告的工作连在一处，我想把这篇报告的结论附在这里。
我们从具体的宋话本看，在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方面，我们能说话本落在南宋后期一般的诗、词、古文后面吗？话本的形式当然和诗、词、古文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诗的形式来要求词，不能以词的形式来要求古文，那么即使话本的形式和诗、词、古文不同，我们只能就话本特有的形式来衡量话本，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畅达话本的内容，在话本的说唱中是不是能够诉说听众的情感，同时给予听众以教育。在那个时代里，诗人、词人一般地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创作，他们不习惯于走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作品，提供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因此从效果看，比之诗、词、古文，话本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是话本的作用所决定的。
从话本的发展看，在南宋后期，即使话本的出现，比较地还不算长，但是已经很丰富了。在话本的创作上，已经到了分出派别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朴素的叙述，例如《金虏海陵王荒淫》；我们看到雄直壮阔的作品，例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同样地也看到细致深刻的作品，例如《杨思温燕山遇故人》。话本作者分出派别，正看到话本的创作，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在对于宋话本作出估价的时候，我们的缺憾是对于话本作家的认识不够。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都给我们一些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只是作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这些作家，有这些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知道哪一位有哪些作品。研究宋话本所遇的困难，比研究宋、元杂剧所遇的困难更多更大，而且轻易不能克服的。单从这一点讲，也就必然要影响对于宋话本的认识。
是不是因为作者无可考就可以从而否定或降低作品的价值呢？《诗》三百篇的作者，我们能够指出几人呢？《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作者是谁，这是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更不必谈《陇上歌》和《木兰诗》了。古乐府的作者无可考，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降低古乐府的价值。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宋话本的作者无可考，就从而否定或降低宋话本的价值。在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提高。
《水浒人名考》《宋话本研究》都没有出版，也没有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一则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没有成熟，二则有鉴于上次《楚辞探故》的发表，使我受到无情打击，因此也不愿意发表了。我始终感到前人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实在太模糊了，很少深入，很少追问，只是师师相传。古典不是因为古老而得到人的崇敬，只是不断地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使人愈来愈难摸索本来的真相，这实在是负责研究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倘使负责领导研究工作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反而尽力于扼杀研究事业，我只有为之长叹，跼蹐不安而已。使我终于跼蹐不安者是谁呢？
但是我还是发表了一本作品，这是我的《左传选》。
颉刚一向是搞历史的，他自告奋勇也好，我乐得退后一步。
大杰对我说：“那么请朱先生担任《左传选》，好不好？”
大杰是一个八面玲珑，长于应付的人，说得很轻松，很自然，使人感到不能推辞，因此我同意了。在三四个月以后交稿。至于颉刚的那本《史记选》，到今天二十二年了，“物换星移几度秋”，大概他在承担任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做。苏州山清水秀，培养了风度蕴藉的姿态，不像长江北岸，那样地局促褊侧，小廉曲谨。
关于《左传》我提出两个问题：
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这本书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作品是和《鲁春秋》并行的历史记载。但是却没有肯定这只是《鲁春秋》的解释。
清姚鼐《左传补注序》指出“余考其书于魏氏事迹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一）《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特多，有夸张，有歌颂。
（二）《左传》所引对于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都是从后傅合，这是正确的。哀公九年作者称“赵氏其世有乱乎”。赵氏大乱七次，至前347年始定。
（三）《左传》所记秦事，自前627年殽之战以后，即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穆公遂霸西戎如何获得霸权，也没有应备的记录。因此《左传》成书在魏开始强大，赵内乱未定，和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我们可以假定为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左传》成书的年代确定了，我们可以从此认清《左传》的思想价值。《左传》作者显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本身也是儒家，因此在《左传》里看到不少孔子的主张。当然，作者只是初期的儒家，他的见地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和后来孟子是有所不同的。……综合《左传》作者在记载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里有进步的思想，也有保守落后的思想，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进步的思想是主要的。
最后我提出《左传》在由《左氏春秋》转手为《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插入了解经的语句，这是不是刘歆一人的工作，姑且不管，但是有时因为插入经解，以致上下语气不连贯，这是明显的事实，有的选本索性把经解删去，文义更觉流畅。《左传选》这本书对于解经的语句，另用仿宋字排印，一面保存本来的面目，同时也表示有所区别。
《左传选》只花费了我三四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却是一本畅销书，《光明日报》有一篇很好的介绍。但是后来也有人指出这个选本的叙言还是一家之说，很不全面。这个批评很正确，我接受。问题在于我这个人就很不全面。怎样才能全面呢？《镜花缘》的君子国里的人是很全面的，可惜又有浩然巾遮住了半个脸。
这本书的前言虽然无法确切指出这是吴起的作品，但是从作者所处的魏国、所生的时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吴起，这和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青铜器时代》这本书所作的宏论是符合的，尽管由于我没有掌握应有的资料，不能那样地指名道姓，因此《左传选》没有得到谴责。
我初到复旦中文系的时候，只是一位寻常的教师。不久以后，中文系的教师分组了。郭绍虞主任提出由刘大杰、余上沅、张世禄三位分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语言三组的组长。刘大杰没有问题，可是外间对于余上沅、张世禄两位意见很大。上沅是一个机灵的人，立即申请卸职，郭绍虞指定古代和现代合并为文学组，由刘大杰任组长。这件工作由大杰担任是胜任愉快的。
但是不久以后，大杰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工作特别重，自己又是忙人，他提出文学组分为两个小组，由我和贾植芳分任小组长，这是我参加教学行政工作的初步。古典文学组刘大杰、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赵宋庆这几位虽然对于小组工作的帮助不多，但是问题不大，工作可以说是正常地进行。
1954年后，大学也办工会，各系都要成立部门工会。一天正在开会，筹备部门工会的时候，大杰一眼看见我到了，连忙和我说：“现在各系要成立部门工会，我想推荐你当工会主席。”
我说：“我对工会工作是个外行，还是另请高明吧。”
大杰说：“不是这样说的，说外行大家都是外行，谁是内行呢？系里对你都很好，要是你不干，麻烦就多了。”
大杰确实是都点检，事情说清了，开会的时候，由他代绍虞发言，大家一致通过。成立部门工会，由我担任部门工会主席，另推秘书和干事各一人。
部门工会的事不多，主要是由于教授们对工会认识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打不开什么局面。但是在调解人事纠纷方面，却做了不少工作，如语言组的人事纠纷，某教授的家庭纠纷之类，消耗了不少精力。
刘大杰和我在人事问题上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教学问题上，思想距离却很大。他主教中国文学史，他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得到一般教师的称许，但不是没有问题。例如论及唐代文学，他分出唐代的诗歌、唐代的散文等项，在叙述李白、杜甫时，问题还不大，叙到韩愈，问题就来了，诗歌里有他，散文里也有他。这还是唐代，一到宋代，问题更复杂。一个苏轼，诗歌里有，散文里还有，词里继续有，一个人要分三次出场，每次都得交代他的时代、出身和特色。这样的文学史编写方法，我称为分类合编。分类合编的缺点是重叠反复，费时费力。我主张按时推进，在每一段时代里叙述某个作家，把他的诗、词、散文、骈文一齐交代清楚。这样的做法可以省事省力，避免重复。但是这样的教法，以前没有，这样的写法，以前也没有。我在教宋元文学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办法做的，也得到一些合理的反应。
文学教研组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办法提出来，因为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没有通过。当然我和刘大杰是有争论的，但是这是为的教学，不是为的意气，所以并没有影响私人的关系。一次失败，第二年再提出，再失败。文学史的写定，其实只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但是已经取得了公众的认可，一时不能打破，我有些灰心了。偶然和中文系党支部副书记蔡传廉谈起，传廉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支持我并且鼓励我：“二次失败没关系，还可以再提。”
很好，我决心再提。这次准备更充分了。我把中国文学史的段落割清，并且每章列出标题，提出按时推进的要求，避免重复，避免烦冗。在讨论中，经过一定的修改，竟然通过了，作为以后进行教学时的纲领。这一次刘大杰也在座，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大家没有伤了和气。
古典文学组的成员还有王欣夫、蒋天枢两位，这两位是主张乾嘉学派的。王先生是苏州人，在目录学方面有特长。所见的版本书比较多，也能指出其中的长短。天枢对于古书的研读虽然不免有些固执，但是他所固执的往往有独到之处，这样的固执有时也的确可取。所以这两位在系里是不可没有的力量。倘使得到很好的配合，对于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是有贡献的。
古典文学组的赵景深先生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的。他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年，这时仅仅五十出外，已经有过很多的经历，曾经翻译过外国诗歌，遭到鲁迅的指责，不过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受到鲁迅指责的人很多，经过指责而改进，依然不失为学者。赵先生的特长是古典戏剧，手中掌握的这类的旧籍，大小不等，大约在一万册左右，所以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
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期毕业生，现在是副教授。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然而是一屋的古钱，散漫满地，没有找到一根串索，因此不能成为行列。这位先生的生活作风也是够特别的。剪发是每年一次。一件夹袍，从8月上身，直到第二年的5月，又没有罩衫，因此油光水滑，几于可以照人，不过是灰黑色的，照来也不十分清楚。他的床铺也特别，把床架扔了，一副床板，用四块砖垫着，这样他便于抽书阅读，随读随扔，书籍夹满了烟灰，一读起来也是一片茫然。不过这位赵先生胸中是泾渭分明的，为人处世，一些也不苟且，对人厚道，轻易不下褒贬，也轻易不和人接近。赵先生上课可特别了，声音很低很轻，在第三、四排的学生已经很难听到一些脉络，坐在后面的学生，只能睁大眼睛看看他那向不浣濯的道袍了。一般人有时称他为茅山道士。
除了以上几位以外，还有二刘，彦青和季高。一位是泰州人，一位和赵宋庆一样是镇江人。二刘是从大同大学调来的，不久以后，彦青调复旦附中，现在退休了。季高调交大附中，再调复旦，以后又调安徽大学，再回复旦大学。
现代组的鲍正鹄是真正精明强干的。他读过无锡国专、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是在陈子展当系主任的时候毕业的。奇怪的是鲍正鹄衣冠楚楚，偏偏能和不修边幅的赵宋庆接近。
语言组教授有吴文祺、张世禄、乐嗣炳、郑权中。吴、张两位是浙派，都是十分精明的人，在古代音韵方面，都有一定成就。郑权中是老资格了，他的工力偏在训诂方面，对于《尔雅》《方言》比较熟悉。
中文系也有两位女教授，一位是方令孺，桐城人，一位是胡文淑，安庆人。胡文淑家是安庆著名的大酱园庄，产品推销到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有国际声望。方家是桐城大族，方令孺是安庆陈翰林的媳妇，本人又出过国，喝过洋水，气魄也就大一些。方教授是五四运动时期成长的，那时成名的女作家文字流畅，意境清远是共同的，方教授也属于这一派。在复旦的资格是老的。胡副教授的为人处世，气魄是阔大的，写作的能力也不弱。
在讲师、助教之中，不少的人正在培养之中，他们也逐步地显出自己的才能。我在以后还会提出。
大约是在1955年前后，民主党派有一次交心运动，交心就把心交给共产党，表示全心全意竭诚合作，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接受领导，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这次交心运动中，从外滩排起，列了长队，一直到延安东路共产党市委会。交心的过程，经常是由两个人领队，抬着一张大纸板，中间写一个十分巨大的心字，有的是画个心脏，也还十分得体，有的把心脏涂得鲜红，这符合实际，但是有的却画得更精彩了，一道一道的花纹，一种一种的颜色，把心画得光怪陆离，似心非心，这就未免过分重视形式，反而不像是忠诚老实的心了。
此后又有反胡风运动。胡风是个作家，他的文字佶屈聱牙。解放之初，我也曾经读过他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感到无法看懂，也只能搁置了。
莲舫在1952年来过复旦，1953、1954年都来过。1955年以后，我们决定在复旦安家了，住在第四宿舍，最初是A区6号，以后是D区36号楼下。
1954年夏间，我到过南京，那时清於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去是为了检查身体。那年长江下游大水，医院里到处都是水，院子里搭上了跳板。
检查以后，我回到泰兴，从天星桥进城，一路都得踹水，南门新宅初建的时候，我看到右邻茅家墙上旧时大水留下的水渍，因此吸取了教训，把地基垫得比那道水渍高上五寸。因此新宅本身幸而免去了水淹，但是门外的道路和宅北的田地完全变成了水网。乍一看，新宅竟似一叶扁舟浮荡在湖泊之上。
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小县，倘使仅仅是长江发生大水，其实还不至于发生水灾，因为靠江近，上游的水来了，很快就会沿着江溜，冲入大海。可是倘使江水大至的时候，恰恰遇到大潮，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潮势顶住，江水没有去路，势必造成水灾。就是这样，只要淮水不从大运河和盐运河灌下来，水灾还不至于十分严重。1954年的大水，是三方并涨，江水下来了，高潮把江水顶住，已经没有办法了，而高邮、兴化、盐城、泰县的水又不断南下，这时泰兴城就成为湖底了。
这一年泰兴的大水，固然是天灾，但是有一半是出于人为。由于确保兴化、海安一带的粮仓，这才堵塞高邮东流的堤坝，让大水向南横流入江，泰县、泰兴大水横流，这是水灾主要的原因。这一点泰兴人是认识到的，但是也认识到确保粮仓的重要意义，两泰区域的人民，没有一句怨言。
水退以后，路出现了，路边的低田里，尺把长的大鱼几于俯拾即是，这也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年，莲舫还是在上海、泰兴之间常川往来，直到1955年这才定居上海。邦薇四岁，也一同来了。君迈在泰兴读高级中学，一时还没有来。在我们决定迁出的时候，把宅后的三亩地和南门大街的六间房屋全部献给地方。我们已经迁出了。新宅的二十五间房屋，除了保留堂屋五间，灶屋三间，安置书籍家具以外，其余的由泰兴粮食公司承租。粮食公司迁出以后，转租泰兴报社，及至报社停业，由地方干部住进。
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三个女儿的婚事都有了定局。惠如和苏北地方法院的学习法官泰县汪彝鼎订婚，在1954年之前，仪式都还隆重。订婚以后，她到扬州梅花岭小学教书，以后转到南京，那时彝鼎任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因此在南京结婚了。长女清於在朝鲜战争中，评为三等功，事后仍回南京军区总医院任职。她和总院外科医师安徽含山人金崇厚订婚以后，不久也结婚了。幼女瑞允尚小，在南京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在南京上新河幼儿院任教，不久也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杨春元订婚，订婚的仪式在复旦大学宿舍，虽然很简单，但是很亲切。
1956年春节之前，因为清於临产，莲舫到南京去照应，这一次又是孪生女婴，取名邦荃、邦萱。和邦蔚、邦薇，我家到这时已经有四个孙女了，都是女婴，特别得到莲舫的宠爱，我也喜欢她们。
此时我家从四舍迁到二舍27号，房间宽大一些，宅前还有一方空地，可以种花木。那时二舍住家不多，比较安静，右邻崔明奇先生，数学系教授，这位先生特别爱栽花木，每遇一家迁来的新户，照例奉送花木两株，几年一过，把第二宿舍搞成了一所别致的花园。三四月间，看花的人络绎不绝。崔先生去世以后，二舍住户更多，但是花木却少了。
1955年暑假前后，郭绍虞病了，到太湖疗养院休养，学校指定刘大杰代理系主任职务。大杰一见我，就说：“郭先生去休养了，系里的事大家共同担负，希望多多帮助。”我和大杰的关系虽然不深，但是相信他是一位可以共事的人，头脑清楚，能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也乐于共事。
一天我在课后到办公室，大杰一见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他说：“朱先生，你看怎样办？”
三年级学生洪某某一篇讨论《诗经》的论文，送给指导教师蒋天枢，蒋先生看到文章很不中意，因此提起朱笔，把一篇文章涂抹得全无是处。洪某某不服，把涂抹过的论文和蒋天枢的批语一齐送到办公室，请求解决。
大杰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事不难，但是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你看怎样？”
刘大杰接受这个意见，这个满手荆棘的问题没有损害一个人。
那时每年除夕，学校举行聚餐。1955年岁暮，聚集在第三宿舍的大饭厅，各归各系，郭绍虞也到了，正在谈着在无锡疗养的经过，同人也为他的健康恢复而高兴。这时各单位的负责人开始祝酒，校长、党委书记、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教务处、总务处，都在祝酒，眼看要轮到中文系了。刘大杰拼命推郭绍虞登台祝酒，大家总觉得绍虞初回，立即要他离座祝酒，未免有些过急，但是大杰还是拼命推，绍虞也就不再客气了，直接登台致祝词。
1956年6月初，莲舫因为暑假已经不远，惦念君迈，带着邦薇回去了。她去的时候，约好学期结束，同在泰兴见面。经过考试，买好船票，我准备回家了，上午十时刘大杰到二舍来了，约我同到郭家吃中饭。
“啊呀，船票买好了，下午就要上船，郭先生家的中饭，请代为谢谢吧。”我说。
大杰问：“什么时候开船？”
我说：“这倒是在夜间，不过早些上船好一些。”
“那更不用着急了，我们去吧，和郭先生谈谈。”
这样大杰和我同到郭家，绍虞住在一舍15号，相去不远，几分钟内就到。那天的午餐很不错，郭先生苏州人，一切都很精致，餐具就不同，一式的江西细瓷，捧到手里就是一件艺术品，和泰兴人的粗疏狂野完全两样。品过阳羡细茶以后，然后用酒，三人浅斟细酌。
绍虞说：“刘先生就要在这几天去北京开会了。”
“是吧？”我说。
“就是要去，”大杰说，“教育部要开会讨论大学课程设置的事。讨论的事多呢，可能要两个月。正为着这件事和郭先生商议。”
“是呀，系里的事多，刘先生又不能不去。我们正在讨论文学教研组应当怎样安排。”
大杰接着说：“我和郭先生考虑，请朱先生暂行代理文学教研组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多则三个月。中间隔着一个暑假，其实不过一个多月。”
绍虞说：“一个多月，尤其是开学之初，事情并不多。”
他们两位一再指出名为两三个月，其实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何况开学工作，已经有了布置。
我说：“话虽如此，可是船票已买，下午就得上船。请你们两位另行考虑吧。”
大杰说：“上船还是上船。教研组的事不多，郭先生和我先行布置着。”
当天下午，我上了船。第二天到达，好在莲舫先行到家，整理就绪，安心过了一个暑假。秋后我们带同邦薇仍回复旦第二宿舍。
刘大杰久已去北京了，学校正在准备开学，由陈望道校长召集各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开会讨论秋天开学布置，我是以中文系文学教研组主任的名义被召的。我已经上了虎背，要下也无从下了。会上，陈校长宣布了秋天的开学方案。散会的时候，说明由各系主任当晚召集教研组主任商定汇报。
那时中文系语言教研组主任已经改由吴文祺担任了。我和吴文祺在下午七时同到郭家，好在我们住得很近，我在二舍，吴文祺就在一舍，用不到几步就到了。
郭绍虞把中文系开学方案拟好了，正要我们共同商量。
我发现这个方案和学校的方案不同。学校方案指明各教研组所设课程由教研组主任负责安排，郭先生的方案是由系主任负责安排。我和吴文祺一商量，只能把这一点向郭先生提出。
绍虞没想到我们会把这一点向他提出，他很圆通，当即说：“那么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改过。”
大杰脱身了，方案改定了，但是整个系的工作依然和前些时一样，一点没有改进，学生依然在系办公室的楼上下，东跑到西，西跑到东，找不到一位系负责人。我的论断是抓得紧做得松。
一位中年教师慨然地说：“这样下去，中文系的学生，不闹成全体游行，喊叫大民主，那才有鬼呢。”
刘大杰从北京回来以后，因为肠癌，动过手术，躺在华山医院里。这个代理三个月的期限，再不能提出了。得空的时候，我还到华山医院进行探视，但是没有谈到，也不应当谈到文学教研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