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复旦大学（二）（1957～1966）
1957年2月8日上午，中文系助理杜月村来了，他说中文系学生有信到系，请求方令孺教授停开文学专题讨论。方令孺清新的短文我是看到的，但是她授课的方式有些别致。进了教室以后，她经常把这天要讨论的课题写在黑板上，掇着一张杌子坐着，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位完了，再是一位，如此者一位……一位……直到下堂，方教授不作总结，不提出本人的论断，只在黑板上写出下次讨论的题目。真是无为而治。方教授下堂了，直待下次上课。学生震慑于教授的令誉，不敢提意见，只得请求停开。我代理文学教研组工作，只能和杜月村说：“考虑考虑。”
这时还在五九、六九中间，天黑得早，晚饭以后，天气更加寒冷了，莲舫因为血压偏高，八时以后先睡，邦薇也睡了，我还在读书。窗外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起，一片一片地更密，雪片慢慢地把门外的小径遮没了，寒气透进窗棂，气温在下降，可是我还在读书。
不久，门外小径传来一阵沉重而清脆的脚步声，门响了。我开门一看，连忙道：
“啊哟，是郭先生，还有老杜、老蔡，快进来，房间里暖和一些。”
来人是系主任郭绍虞，助理杜月村，还有中文系党支部代理书记蔡传廉——沪江大学学生，并入复旦后毕业的。
系领导和系党干部雪夜来访，意味着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故，我很有些悬虑。
经过一番踌躇，杜月村说：“郭先生决定了，方先生的课暂停，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
我说：“好得很，由郭先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再好没有了。”
室内寂然，空气显得很严肃。
郭绍虞发言，他说：“我向学校申请，解除中国文学系系主任职务，并且请求由朱先生接手，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个……这个由朱先生接手最好。”
我没有接话，看着杜月村和蔡传廉。
杜月村说：“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工作看来严肃，实际并不繁重，事情由老蔡和我共同负责，朱先生指导指导就可以了。”
事情说得很轻松，我看着蔡传廉。
蔡传廉是我在沪江大学教的学生，到复旦又教过，他和月村一样，是诚恳的，他们都是党员，说话是要向党负责的。
蔡说：“是这样的，有好多事老杜和我是可以负责的。”
在党所主持的大学里，工作的原则是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后我虽然知道确实有人讨价还价，而且依然得到党的重视，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二十年后的今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2月8日的雪夜，我只是说：“我是部门工会主席，代理中国文学教研组主任，有了两副担子，实在太重，经不起再压上系主任的担子了。”
杜月村和蔡传廉说：“是重了些，可以考虑解除教研组主任的职务，由同志们分担。”
我们谈着谈着，夜深了，雪更深了，他们终于告别，踏着满地琼瑶，离开了第二宿舍。
第二宿舍的结构，主要是一间正房，前半书斋，后半卧室，因此我们三人的谈话，莲舫听到了一些。她是很敏感的，总觉得不应当担任系主任的工作，担任以后，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对党不能讨价还价的道理，她是不能理解的，和她说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一向是互相尊重，尽力互助，不相牵制的，因此问题不大。
哲学系的冯友兰也在场，一部四五寸长的长须，给人一些严肃正经的印象，但是闪闪有光的眼神，反而把这印象打乱了。
周扬望着冯友兰说：“听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冯友兰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写好了。”
冯友兰之前一直是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为了赶时代，现在正搞唯物主义哲学，不过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周扬打了一个哈哈，说：“冯老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史是最好的了。我看是不是照样还写一部唯心主义观点的哲学史，相辅而行，也很不错。”
冯友兰的脸上有些难堪，但是到底很老练，一霎工夫以后又转得十分沉着。学哲学的人到底是有涵养的。
周扬顿时把话题转到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上来。
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是抗战以前就存在的，现在也并没有解决。按照文学史的分段而论，古今比例是三比一。“大跃进”中这个比例发生动摇，无数大字报对于古典文学进行了沉重的攻击，其结果搞成了一比一。这样一来是平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历史也实在长，砍又砍不断，而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们实际上既要教古代文学，同时又要教古代汉语，自己既没有搞清楚，偏偏要挑这“一身而二任焉”的重担，这就必然走上“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这条走不通的死路。大跃进使大家解放了思想，但是解放了思想并不等于搞清了思想。思想没有搞清，只觉得古典文学的艰苦。这时还没有取消古典文学的勇气，于是想到这推翻古今比例的办法。三比一的比例推翻了，改成了一比一。思想没有搞清，古代汉语的研究在语言研究室的炕房里细火缓蒸，始终不能出笼，教时愈少，问题愈是不能解决。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教师们在那里不断呻吟，最后喊出了要把古今比例改为二比一。这次中文系提出的方案，原来是决定改为二比一。胡裕树副主任算盘特别熟，踢踢跶跶，按照二比一的比例把学时、方案都搞清楚了，大功告成，交给印刷厂，用道林纸把全部方案打出来，胡裕树副主任的健康情况不是最好的，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准备到黑甜乡去休息了。但是4月里的一阵北风，把杨西光部长的头脑吹醒了。侧头一想，不对，还有问题，他床头有电话，连忙把胡裕树喊起来。
“喂喂，哪一位？”胡裕树说。
“是我，是我。”这声音很低，很沉着，也很有力。
胡裕树的疲劳没有了，连忙说：“是部长，有什么吩咐？”
“是这样的，我想二比一还不对。”
胡裕树一阵犹豫，他知道早先的辛苦都泡汤了，还得挣扎，还得敲算盘，一切的苦劳、疲劳都得从头来过。他很深沉地问道：“那怎么办？是不是要改成三比一？”
“慢一点，让我考虑一下。”
4月初的深夜，寒气从第四宿舍的传达室的门缝里透过来。微微的一阵北风，胡裕树感到沁骨的春寒，但是他不便催促。
“喂喂，老胡，我想是作为二点五比一吧。这样要是决定是二吧，我们本来是二，要是决定是三，那时我们和三也差不多。你快点去计算吧，明天晚上一定要搞好。”
“一定，一定。”
胡裕树副主任回到房里，顾不得休息，又在那里打算盘了。中国文学史的古今比例，最后确定是二点五比一。这个决定我这个系主任一点也不知道，不是胡裕树没有通知我，而是时间太紧迫，他来不及通知我，所以直到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开座谈会的时候，我还认为复旦大学的方案是二比一。事实上，周扬的心情，杨西光也在那里揣摩。周扬只是觉得二比一不妥当。一比一已经改为二比一了，还不妥，那要怎样呢？杨西光想出一个二点五比一，那时脚踏两条船，虽然有些担心，只要脚拔得快，总是不会踏空的。我却糊里糊涂的一直到坐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还认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方案是二比一。方案我没有看过，是放在杨西光的皮包里带来的，现在搁在周扬面前。
周扬把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两份方案比了一下，他说：“北大的方案是二比一，复旦的方案是三比一。啊，翦老，你看古今的比例是哪一个好些？”
“翦老”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留着两撇八字胡子，他转过那精灵的眼睛，对着周扬说：“我看，古今比例最好是四比一。”
周扬会意地微微笑一下，把一双手压在北大和复旦的两份方案上，他说：“我看，这样好了，古今比例就决定是三比一。”
事情就是这样地决定了。我只知道复旦方案是二比一，就是杨西光，即使他那天也到场，也不会想到他提出的方案是三比一。那天晚间，杨西光在他房间里召集复旦教师谈谈座谈会的经过。他淡然地说一声：“是三比一呀。”这一次的高等院校教材会议，出席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系行政负责人员，因此他没有出席座谈会，但是他掌握情况，了解一切。是不是他和周扬还有会外的联系，我不清楚。不久，他因病进医院了。
座谈会以后是分组开会，中文系的会是由郭影秋主持的。会后再分小组，古典文学小组由我主持。这个小组的重点问题是《历代文学作品选》。是按照文学作品的不同样式分类编订呢，还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分期编订？北京大学的教师们主张分类，但是北京以外的各校主张分期。于是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北京大学就在当地，人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谁都可以到场申述理由。带头的是游国恩教授，光秃秃的脑袋，显得很机灵，但是不多讲话。他主要在后台，调兵遣将。我看到他不由得想起武汉大学教师宿舍东楼下棋的情况，他很敏锐，很沉着，但是每当丢炮丢车的时候，不免要鼓噪。事隔三十年，游教授更深沉了，鼓噪的情况不多，但是调遣时更激动，更着急，他手下的人也真多，每人的观点虽然不很一致，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在教材中显示出诗歌、散文、词、曲各种各样的特点，让读者理解各类作品的作法。事后北大的林庚教授和我说起：“北大中文系的同人意见也不一致，不过在会场上不便提出。”
北京以外的各校教师，山东大学的萧涤非教授，杭州大学的夏承焘教授，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教授，武汉大学的刘绶松教授和我共是五人，我们的意见很一致。我们认为《历代文学作品选》必须显示历代文学的风貌。诗歌、散文、词、曲是不同的，但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必然有同一情调的风貌。我们读任何时代的作品，主要在于了解这个时代的风貌，而不是模拟这个时代的作法。这次来京的五个人，代表五所不同的大学，但是意见很一致。我们的人不多，但是主张很统一，很坚决，也下定决心决不屈服。
我主持古典文学小组的会场。首先由两方提出不同的观点。提出以后，先由北京大学的教师们提出理由。游国恩教授处在督导的地位，由他的同事们一个一个地申述理由。一天、一天，又是一天。我等待了四五天，待到北京大学的教师们意见全部申述完毕，没话再说以后，这才代表北京以外五所大学中文系对于北京大学提出的意见逐一驳回，然后再把我们共同的意见具体地、毫不游移地，但是宛转而郑重地在两个下午全部提出来，仿佛是在东楼和游国恩教授又下了一盘棋，但是心境却完全不一样。在武大时还年轻，总想为了取得个人的胜利而下棋。现在是三十年以后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郑重地申述自己的理由。
小组会的主要任务是让不同方面提出观点，阐明观点，小组会不是提付表决的地方，最后还是在座谈会上用协商的方式作出决定。
座谈会仍由周扬主持，那次在汇报情况时我提出小组会上两种不同的意见，北大中文系主张分类编订，山东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张分期编订。我把两种不同的主张约略地陈述一下，同时也指出小组会上无法统一的情况。周扬的思维很灵敏，他看到双方主张无法统一，也不考虑把任何主张强加于人，只是说：“这很好办，把古典文学作品选出两套。一套是分类的，称为诗歌作品选、散文作品选之类，由北京大学主持。一套是分代的，称为《历代文学作品选》，由复旦大学主持。”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由此也影响到中文系教学计划的编订。大体虽然一致，但是教时上多少有些不同，因此教学计划也有两套。
在这次的分歧当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可能有些思想的偏差，没有估计到其他大学也在茁壮成长，同样地发展向前。不同的看法、主张，正是理所当然的事，要凭借任何特殊的条件取得压倒一切的成果是无济于事的。游国恩教授是我的老同事了，是一个肯读书，有一些成绩的教师，从另一方面看，刘绶松教授虽然主要是搞现代文学的，但是能接受合理的意见，王季思教授的思想是开展的，至于夏承焘教授的开朗，萧涤非教授的坚定，都是使得我们的主张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开会以外，我们活动不多，也不能远去。因此我们只看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东安市场。事实上，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间常时有会，因此安排不出较长的活动时间。
中央文化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宴会，那是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人是茅盾部长。另外安排了一次首长接见，那时陆定一、周扬都还没有打倒，接见的是陆定一、康生、周扬三位。陆定一是矮胖子，满口无锡话，埋怨青年们动辄要说“根本的、根本的”，他说：“啥格是根本啦，解决啥格问题！”康生是颀长的，和王季思谈一些《西厢记》的校对问题，话锋一转，面对着大家，他说：“问题都得自己看清楚，我在云南大学和学生谈到《水浒传》，他们一味地把李逵、武松、鲁智深都说成英雄。好了，在江州劫法场，李逵把看众，老的少的，挨个儿杀过去，这是什么英雄？武松冲上鸳鸯楼，杀死张都监是对的，可是连养娘也杀了，这是穷苦的小姑娘，在人家当使女，为什么要杀她？李忠、周通好意请鲁智深上桃花山吃酒，吃酒也罢了，为什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银酒壶踹扁了。掖在怀里，滚下山去，这是哪一号的英雄？当时云南大学的学生不同意，我说：很好，我们来辩论，不能把这样的行为说成是英雄行为吧。”
这次接见时，陆定一坐在当中，上手康生，下手周扬。我们在座的都是老教师，没有中青年。因此谈话之中没有框框的限制。
在京的朋友中叶圣陶来过一次。本来我应当去看他的，因为没有空，所以约他到北京饭店谈了一个小时，他是教育部副部长，但是我们只是作为老同事，畅谈了一切。
因为我们的会太多，所以规定了大家不能到外边赴会，也不容许外人到北京饭店找我们开会。《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人陈翔鹤请夏承焘、萧涤非和我吃了一顿烤鸭。比较特别的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
何其芳年龄六十左右，矮矮的，有些虚胖。他这时正在主编《文学研究》，为了拉稿，趁我们下午休息的时候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茶会，被邀的人不多，大约是三五位。何其芳说话声音很沉，很郑重。大意是要我们帮忙，为《文学研究》写稿。
我面对何其芳所长，也是很客气，既不答应写稿，也不说不写稿。一切都是很谦虚，很缓和。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发表《楚辞探故》，遭到郭沫若院长痛击的时候，何其芳所长也出来帮腔，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带了我一笔，说是“哗众取宠”。一般人都认定《离骚》是屈原所作，我居然提出不同意见，根据荀悦《汉纪》和王念孙《读书杂志》，说《离骚》也有可能是淮南王安做的，这不是“哗众”是什么？“取宠”即不见得，因为郭沫若院长和杨树达、沈知方两位都给我以驳斥，特别是郭院长辛辣的笔锋，更使我无法招架，那么何其芳所长对我的评语，不是有一半落空了吗？好在何所长的一顿茶点非常客气，我也非常客气，他在那里殷勤嘱咐，我也表示感谢，如此而已。对《文学研究》，我始终未写一字，这样既不“哗众”，更谈不上“取宠”，和何其芳所长相喻于无形。
4月27日回沪，到家以后，给北京大学季镇淮一信。他要为龚自珍作传，问我应当注意些什么，因此详细地和他谈了。我对于传记文学也是一知半解，但是遇到愿意在这方面工作的人，我是应当尽力帮助的。
我在篆书隶书方面稍为知道一些，但是对于行草知道得还很肤浅，这一天得空，我把黄山谷大书的《幽兰赋》悬到壁间，仔细地欣赏，确实得益不浅。
劳动节那天，我到豫园游览了一个下午，给邦薇买了些玩具，回家的时候已经很迟了，莲舫正在做饭。我们的晚饭还没有吃完，学校派了小汽车把我接去，同车的有物理系周同庆教授、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他们都从市区刚回来，现在一道挤在小汽车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谭其骧说话一向爽直，他说：“晚饭都没有吃，现在一道赶出来，八成是什么首长要接见吧！”
周同庆和我同时说：“你估计是谁？”
“那可不一定。也许是朱德委员长。不过也可能是周恩来总理。”
汽车真快，从南京路往西一直不停。
“到哪里去呢？”我们不很理解，只看着汽车从茂名路斜过去，直到锦江饭店。
上海市党委石西民正站在客厅门口和我们招呼。
我们说明了因为下午到市区去了，回校很迟。
石西民没有多话。一大群人正由客厅出来，包括周谷城教授、刘大杰教授在内。后面的一位高一些，很魁伟，态度很严肃，也很从容，旁边围了三五位侍从，都是便衣，大家正朝小舞台走去，石西民邀我们一同去。灯光不太耀眼，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三排，旁边是一些侍从，我们坐在后面。
台上演出开始了，很严肃，没有欢呼，没有鼓掌。
演出者都是戏剧学校的学生，有些只是孩子。这一晚演出的有《文昭关》《谭记儿》《挡马》《曹母骂洪》。
二三小时以后，戏结束了，毛主席起身，大家一同起身。毛主席在侍从中间，缓步走出池座。大家也纷纷退出，汽车来了，我们回校。
5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给我挂了一次电话。
“你的诗作好了吧？”
“什么诗呀？”我说。
“劳动节你被光荣地接见，想来总有诗的，我们派人来取底稿。”
“也好，那么你们明天一早来吧。”
我这才明白中文系就是专门做诗词歌赋的，特别是担任了系主任，就得逢时过节，经常来个“赋诗一首”。群众的认识如此，真是没有办法。我不反对作诗，更不反对担任系主任工作的人也偶然做一两首，但是逢时过节，点景课题我实在感到才具不够。没奈何，作了一首七古。
劳动节晚会主席亲临座谈敬赋一首
尽观明灯耀白昼，节日狂欢歌声奏，漫天薄海尽开颜，六亿人民千万寿。阳春有脚看朝暾，广座唯觉笑语温，谆诲殷勤屡回顾，呼吸直达天安门。我亦江湖望颜色，趑趄欲进嗟无力，谁知饱偿平生愿，抚膺踊跃生羽翼。繁弦急管起春风，送暖流光举世同，击电驱车各归去，明朝还赋《东方红》。
这首诗在5月6日用原稿制版，在《解放日报》登出。莲舫手抄留在日记上，现在是从她的日记中录下的。十五年了，多少人物已经由时代中消失了，但是日记还在，我还在，是不是可以多保留些时，谁也不知道。时代的洪流正在吞噬着一切。
《历代文学作品选》这部教材是一件大事，但是怎样把这部书编出来，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2月间周扬在上海的时候，原说要在一两个月编成，但是几百万字的大书，不是小孩的糖人可以一吹就成了的。4月下旬回来，只谈了一个计划，已经两个月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王季思教授在北京饭店座谈会上还说起“举一反三”，这句话在座谈会一致通过。怎样的“反三”呢？就是要在讲授所及的古代作品以外另加三倍，以便学生自己领会，这个提议是正确的，但是王季思不参加编注工作，不理解这就需要支付三倍的劳动。我自己总觉得编注要一条一条地考虑，字要一个一个地写，“举一反三”很对，很合理，但是要加三倍地动力，那就不简单。在“大跃进”当中，要我在一年除了教书、工作和搞工厂检查以外，还写五十万字，有时搞得我鼻血直流。现在是不是要重演了？我的思想一时还不易搞通。
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援，我们首先在锦江饭店召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商量，怎样搞这项工作。这时是王运熙帮了我一个大忙。
他说：“这样一部大书单凭复旦大学的力量是不能在短期中搞出来的，不如约同师大、师院协作，好在他们的人都在这里，可以共同商量。”
这是很大的启发，我立即找师大中文系系主任赵善诒、师院中文系系主任覃瑛商量。
赵、覃两位态度非常好，他们表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但是要求由复旦带头。我们协商的结果，是由三校分担，复旦第一段，师院第二段，师大第三段。师大提出由于赵景深教授对于小说戏曲比较熟悉，因此在编第三段的时候，要赵景深帮忙。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这时已经是1961年6月，大家看清楚这一年的秋天是来不及了，因此决定由复旦先搞，1962年出版，其次是师院，1963、1964年出版，师大在1965年出版。
8月中旬我回泰兴一次。当时听说家乡人口久已经超过一百万，中小学生二十二万五千余人，人口稠密，文教事业发展，都迫切需要相应的措施，但是领导方面还没有注意到。这次回去，来回不过一周，因为要编教材，我赶紧返沪。
编写教材首先要求确定篇目。事情非常急迫，但是9月上旬教育部要我到京开会，商量研究生工作，在北京耽搁了一星期。中旬路过南京，这时清於正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因此我在总院进行一次体检。9月下旬在沪讨论《作品选》目录，到会的成员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复旦三校中文系部分教师和上海高教局、上海中华书局部分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会上，我得到的印象是每一位到会成员都感觉到既然有这一篇，为什么没有那一篇，其结果是开会次数愈多，篇目的数字愈大，经过大会以后，主持人又不便径行删除。因此开会的结果常常是增加了工作分量，教材增加了篇幅，给读者增加负担。
由于系内工作繁重，这时人员也增加了，除了办公室主任由张君炎担任外，两位副系主任也作了一定的分工。杜月村副主任主管教学和日常事务，胡裕树副主任主管师资培养和科研。人员多了，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轻，主要力量都扑到教材编写工作上。
1962年的秋天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我的棉皮鞋坏了，莲舫和我同至南京路一家鞋店。莲舫看到一双毡鞋，她想：“皮鞋坏了，没奈何，将就买双毡鞋也可以。”我们进去，挑了一双合适的，在最后付钱的时候，店员说：“你们的用品卡在哪里？”
我取出用品卡，店员说：“这是郊区的，上海市不供应。”
我很为难，只得心平气和地请教：“要怎样才供应？”
店员说：“要市区的用品卡。”
莲舫知道我第二天要到市区开会，因此她说：“我们明天下午来，请你们保留一下。”
第二天的上午要到科学会堂讨论中华书局八年规划。我想通知上约好便饭，因此和莲舫约定下午二时在一家亲戚那里见面。
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眼看已经过了十一点半，这时上海出版局的领导人说：“时间不早了，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这话说得很和平，也很有理由，虽然是在困难时期，肚皮特别闹得利害，大家只是静静地听。
领导同志说：“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见。”
就是小小的意见吧。大致这位同志是吃饱了饭来的，他这小小意见又谈了二十分钟。肚皮真不听话，还有和莲舫的约会呢。
“这里还有两层。”
肚皮饿到听不下去了，好在这是对中华书局说的，我可以不管，只是念叨莲舫是否已经到了亲戚家。可是这位又有一条小小的意见，我只能忍耐着。下午一点以后，总算结束了，大家到饭店吃饭。服务员是不理会什么大大小小的意见的，早把餐具收拾起来了，没奈何，只好重行安排。从饭店到天潼路要换两部车子，无论如何，饭后再去是赶不上了，好在我从小有挨饿的经验，空着肚皮，到亲戚那里，正好两点。
莲舫和我赶到鞋店，鞋店服务员很守信用，看到借来的市区用品卡，点点头，我们把毡鞋买回来了。
上海市高教局对于我们是异常关心的。他们知道我们营养不够，送鱼上门，又怕我们工作人员的服务精神改造不了，决定在这一年除夕请高校教师吃午饭，事前关照大家都去，连同家属也去。
那时我在沪的家属只有莲舫和邦薇，邦薇还小，刚刚九岁，听到高教局招待吃饭，很高兴，一路快快活活地去了。到得科学会堂只看到楼上楼下，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山人海。大约高等学校多，教师多，家属更多。座上已经是满满的，还有人拥进，完全出乎高教局的预料以外。临时宣布不问家属多少，饭尽吃，菜是每位教师只有一份。究竟是高等学校的教师，秩序很好，可是人口多的，七口八口只是一盆大块鱼，也实在有些紧张。
除了这次招待以外，我们还经常可到文化俱乐部吃饭，那里是每人每月十五张餐券，饭尽吃，也免费，菜是每券一盆，比外间便宜多了，外加一道汤。孩子的注意力和大人是不同的。邦薇看到一位座客一连吃了十碗大米饭。文化不文化的关系不大，在困难时期里，人的饭量是大的。
1月18日，杜月村、胡裕树两位副系主任来了，大家共同商量，总觉得中文系学生应当读一些书。那时各校都在忙着开书目，中文系有的是专家，王欣夫教授的目录学，李雁晴教授的《必读书目》都是有名的，因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开的书目不少，不过那些不一定是必读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六部书是必读的：《诗经》《楚辞》《史记》《文选》《文心雕龙》《杜诗》。当然，这是指的专业书籍，在政治学习方面另有全校性的布置。
我在篆书、隶书、行楷方面有了一些认识，这时才在三项以外，开始学习草书，每天把四体书都要学一遍，这是我的课外活动。在篆书方面，研究生周启成送我一幅裱过的《袁安碑》，确实是初印的精品。本来从秦碑到《天发神谶》《国山碑》，中间脱了一大截，虽然有《少室刻石》《开母刻石》，但是已经模糊了，我所看到的只是剪贴本，看不到原刻的真迹。《袁安碑》虽然只是第二世纪末年的作品，确实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块碑石是前清末年出土的，碑中有四个洞，是古代系着牺牲品的遗迹，碑的最初作用，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一块碑，在1966年丧失了，据说后来又经找到，为国家收购。希望能够好好地保存，作为古代文献的证物。
这一年3月16日，市委刘述周同志在上海市委大礼堂召集上海市高等学校全体教师开会，宣布此后知识分子都作为知识分子，不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字样，也不再用改造的名义。这是共产党政策的体现。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基础，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样，在三年困难时期中，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
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约我到苏州市为该校学生讲《文心雕龙》，我在征得学校同意以后，和莲舫同去，邦薇寄在同事家里，没有去。在苏州我们到过灵岩、邓尉、天平，也到过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西园。苏州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虽然以前去过，但还是值得留恋的。在江苏师范学院讲学的时候，听众七百人。遇到钱仲联，他是无锡国专早期毕业生，在诗文方面都有些成就。江南大学的朱燮元教授也在这里。师范学院招待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起朱燮元教授在这里，是不是也约他来？我说：“朱教授工作忙，不惊动吧。”因此免去了一次麻烦，但是第二年我们在合肥还是见面了。
在苏州时，苏州的中等学校教师知道了，通过张铮的关系，也约去讲了一次，主要是讲的陆游。张铮也是国专毕业，这时正在苏州铁路中学教书。
我们在苏州住的是苏州饭店，很舒适，一切都足见主人的殷勤。3月18日抵苏，21日回沪。临行时，苏州师范学院赠送鸡蛋二十枚，在困难时期，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重礼。
4月，陈翔鹤从北京来了，我到国际饭店去看他，便中也看了夏承焘。在我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时候，郭绍虞教授也在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他约了夏承焘、钱仲联和刘大杰共同工作，地点就在上海的高级饭店之一国际饭店，仅仅房租一项，就花费了一两万元。他的气魄比我要大多了。
这时中文系总支书记又换人了。来者是徐震。原任书记李庆云调往化学系，化学系人多情况复杂，调用一个老干部是很合适的。徐震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精明强干，但是无形之中和系办公室是对立的，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堵墙，他和我始终没有亲切交谈过，我在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工作时，所遇到的支部书记和总支书记或代理书记，如章培恒、蔡传廉、张君炎是本系的毕业生，相见之时总还有一些见面之情，李庆云不同了，但是他出身工农，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重视的。徐震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觉得也不过如此，而他却是知识分子加共产党员。
我早已参加上海作家协会了。5月份作家协会开会，被推为理事。其实上海作家协会共有理事六十七人，我只是六十七人之一，始终没有开过会，理事和不理事，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这时又参加文化代表大会，我被推为代表。文化代表共二百二十二人，我是二百二十二人之一，看来代表不代表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时代变了，代表多了，理事多了，委员多了。也许有人会因此而头脑发胀，我因为已经年过六十，对于这些头衔的兴趣正在衰退，没有，固然不去追求；有了，也不感到兴奋。
6月间君道、君迈回沪探亲，这时要去北京，郑须弥也同去，他们约莲舫同去。虽然我没有去，但是莲舫由孩子们陪同前往。瞻仰首都名胜，也是完全合适的。两个星期以后，莲舫自京南回，我到车站去接，看来她对于这次的行程是满意的。
8月7日，我参加中文系的新生录取工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旧社会，录取是一件简单的事，各门卷子看毕，由注册组计算分数，按照得分多寡，决定是否录取。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了，要考虑到考生的出身成分、政治表现，因此这项工作，主要由党委会负责。1962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文系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党员二人，徐震，杜月村；党外二人，吴文祺和我。事前由文教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和高教局局长指示。
杨西光说：“今年的录取工作，主要按成绩计算，成绩够上录取规定而不录取的，要提出来由我决定。”
这一次是完全按照成绩决定的，只有一人因为他的父亲曾因反革命关系到印度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不予录取。对于这一点，杨西光没有意见。录取方法的变动，正见到政治措施的不同。在这以前，对于工农子弟和复员军人都有优先录取的规定，从这年起知识分子已经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因此大学录取新生的措施，不加区别完全符合政治要求。政治情况有所变动以后，录取措施也就随之而变，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年从5月上旬起到6月上旬止，我又吃了一次“夹沙糕”，这一次时间更长，工作更重，但是事情比较简单，1961年秋后，《作品选》的目录已经确定，样版通过，第一段的作品，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其他教师分别承担校订注释的工作。我和其他教师一样，也担任一部分。共同的认识是由月底交稿，由我前后通读，分别订正。6月底交中华书局排印，秋季开学前出书。这是一部九十九万余字的大书，要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内通读，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我无法推辞，只有把这份工作承担下来。
但是“夹沙糕”来了。
教师们都认为任务太重，请求把时间推迟一些。我自己也担任教学工作，看到教师们的工作实在太重，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交稿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天。
中华书局也认为任务太重，要排版、初校、二校、三校、搞出清样以后还要送宣传部审定，以后才能付印、装订、分送发行部门。两个月是万万不能完成的。我在文明书局担任过校对，对于出版工作的艰苦性是有所理解的。何况中华书局的要求只是提前一个月呢？因此也同意了中华书局的意见，把发稿的时间提前二十天。
二十天是约定了，交稿的教师们推迟三五天，我有什么理由责怪他们？排印发行的中华书局早三五天就来催稿，我也无法拒绝。两方一夹，我对这方“夹沙糕”就难以应付了。这样的艰苦性，莲舫是清楚的，她一个人担负了所有家务，让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部《历代文学作品选》上。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邦薇，十岁的孩子是不懂得什么的。
用不足四十天的时间通读这部大书并分别改定，今天想起当时居然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工作，我自己还感到毛骨悚然。但是这块“夹沙糕”，我不能不含辛茹苦地吞下去。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向睡眠争取时间，五点钟以前起身，十一点以后才睡，除了到校上课、办公以外，把全部时间扑上去，顾不得吃饭。有什么咽什么，咽完了还是干。1966年有位老教授对我进行批评，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是的，”我说，“是没有做好，可是先生应当知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位先生的态度很严肃，他说：“只要是党交给你的工作，就是不睡觉也得好好地干。”
我除了承认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这位先生不理解三天两天不睡觉可以办到的，要是一两个月不睡觉，大约是没有人可以办到的。
《作品选》的上编第一册、第二册都在1962年秋季出版，中编由师范学院主编，第一册在1963年，第二册在1964年分别出版，分量和上编相等。唯有下编直至1965年秋季方始编好，那时已经接近“文化大革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赵善诒主张暂缓出版，征得我的同意，终于没有出版。
中编出版以后，系里有人和我说：“中编和下编本来可以由我校单独进行，用不到去找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的。”
“是呀，本来用不到去麻烦他们的。”我说。
但是我心中很明白，倘使不是由其他两校的帮忙，我们的工作不知道到哪天才能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社对于出版的作品是要付稿费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周扬特别规定编订教材的稿费一半归主编人所有，这便把主编人和一般编注人对立起来，在执行中往往造成不愉快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讲，对于主编人，不免有收买的嫌疑，这是不易接受的。王运熙作为古典文学教研组秘书和我商谈时，我说：“作为编注工作的成员论，我带头接受我这一份，因为不如此，其他的同志不便接受。但是作为主编论，我不准备接受，因为我的工资已高，不应当接受。”
王运熙说：“既是如此，我把朱先生的意见向总支提出。”
经过十一二日的往复，终于以全部稿费的四分之一作为主编的酬劳。其后关于中编的主编工作，因为我出的力较少，只接受了不足六分之一的稿酬。
9月13日，由于教育部召集开会，我赴北京，这次住在金鱼胡同和平宾馆，讨论研究生培养方法，古典组共三人，除我以外，还有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
林庚教授上次见过，精明开朗，很有一些像复旦的刘大杰教授，但是年龄较轻，因此也显得更活跃。冯沅君教授六十开外了，是陆侃如教授的夫人。侃如我在南通第七中学教过，聪明干练，但是不够沉着，沅君却完全不同。她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培养的人物，但是比一般五四时期的人物显得更沉着、更老练。态度和蔼，但主张非常坚定，没有丝毫让步，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我认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外交家。
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培养中文系古典文学史研究生的问题。
假如我在上次开会讨论如何编订《历代文学作品选》的问题上是胜利者的话，这次在讨论如何培养研究生问题上是完全、彻底的失败。
问题不仅在于冯沅君教授的坚定和林庚教授的有力支持，而在于我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看法和他们两位，甚至和一般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大段距离，不能为他们所接受。
我坚定地认为中文系的学生不能只知道中国文学和语言，同时还应知道外国文学和语言。我们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不仅是为了了解外国，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和语言。我们从学习方法和学习目的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和帮助。当然，这样的学习方法要支付更大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但是不如此我们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和语言，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就学习书法作一个比拟，我们总想在行草方面做出一定的成绩，而平常日用也必然是以行草为主，但是学习书法，必须由篆隶入手。学习篆隶的目的不是为了篆隶而是为了行草。除了吴昌硕一派以外，学篆书的没有不追求平正的。学隶书的如伊秉绶、邓完白也没有不追求厚重的。既能平正厚重，那么在行草方面一经落笔必然是平稳妥帖的，不求工而自工。从另一方面讲，没有篆隶的工力，只知道为行草而行草，那时必然走上横斜欹侧的道路，从书法艺术看，是不足为法的。
把问题缩回来，讨论研究生学习中国文学史问题，冯沅君教授的主张是读第一段的只要读第一段，不必读第二段、第三段。我的主张是读第一段的以第一段为主、兼学别样。
我认为读任何一段的，不知道上一段就不知道这一段文学史的来源；不知道下一段也就不知道下一段文学史的发展。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完全有必要知道文学的来龙去脉，要把任何一段放在整个的历史中看。没有比较便看不出问题，看不出继承和发展。看不出继承和发展，便不能完成研究文学史的任务。
冯教授认为认识继承和发展是研究整个文学史的任务，不是研究任何一段文学史的任务。
我们的认识都提出来了，也进行过辩论。一切取决于林庚教授。林庚教授支持冯沅君，我的主张以二对一的结果失败了。事实上这并不意外。假如我以同样的问题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或是古典文学组来讨论，我也很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的手里。
1962年10月，莲舫和我抽空回泰兴，这一次在泰兴十日，住招待所。曾到城南新宅去过一次，大体尚称完好。
同族近房兄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总共二十人，到这一年除我以外只剩下幼卿哥，已经卧床不起，不久以后也去世了。李家的表兄们全部去世了。莲舫的哥哥邹霁澄去世了。死亡的不断死亡，但是新生的继续新生，而且更矫健，更能干。泰兴县的人口久已超过一百万了，因此主持县政的领导班子也更充实，更强大。县党委有正副书记共六人，县政府有正副县长四人，这和1949年以前完全不同了。
由于凌副县长的邀请，我在泰兴中学作了一次报告，统共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从这一年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中看中学语文教学，
（二）中学教师进修问题，
（三）提高问题。
这一次由于县政府事前通知，因此近城各校，各乡来城听讲的不少。由于我自己认识不足，不能给他们以较大的帮助，我是很感抱歉的。事后凌县长约我在1963年暑期回乡，为中等学校教师的提高做一些工作。尽管自己知道才力不够，但是能为家乡尽力，还是愿意的，一切仍待泰兴和复旦大学协商。
《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出版以后，我的工作减轻了，因此注意到宋代作家梅尧臣，一般文学史家经常把他和欧阳修并举，称为欧梅，其实这是皮相，多少还受到论资排辈的影响。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梅尧臣只是都官郎中，因此欧阳修跨上了一步，其实梅长于欧阳五岁，是第一个开辟宋诗道路的前辈。他的诗作充满了热烈的情感，爱妻，爱子女，尤其爱这个受到欺凌的国家。他有热烈的爱，也有热烈的憎。他憎恨一切欺侮人、凌慢人的人，尤其是憎恨那欺凌中原的辽和西夏。他研讨战争，愿意为抵抗西夏而走到战争的第一线。这一切都没有在文学史中得到很好的阐述。我反复读过他的《宛陵集》，发现这部作品编次凌乱，是理解梅尧臣的第一块绊脚石，因此决心把这部书好好地读一下。
由于顾易生的帮助，我看到夏敬观的《梅尧臣诗选》。这位夏先生是清末的名士，他第一个指出梅尧臣集的编次失当，同时又说从史实探讨，梅尧臣集可以重新编订。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所惋惜的是夏先生始终没有把这部梅尧臣集重新编订，但是他能提出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
我从小读过欧阳修的《梅尧臣诗集序》，但是读的时候却很疏忽，没有看出这篇文章前后是两截。上面刚刚说过：“予友梅圣俞……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这是说梅尧臣还活着，但是下面又说“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那是说他已经死了，死时是五十加十五，那是说六十五岁。事实是梅尧臣字圣俞，生于咸平五年（1002），死于嘉祐五年（1060），年五十九岁，欧阳修这篇文章是不正确的。
不但如此，他那篇《梅圣俞墓志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梅尧臣对于当时的政局，对于吕夷简、范仲淹这些政治地位极高的人，都是很不满意的，笑谑也有，骂讥更多，说是“用以为欢”，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欧阳修是梅尧臣最亲密的朋友，相处三十余年，中间没有一些私人的怨隙，为什么他会一再发出这些错误言论？在记载年岁的方面，可能只是一时疏忽；但是叙述感愤方面，不能不说是有意掩饰。主要的原因是吕、范两家的后人吕公著、范纯仁这些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欧阳修不能不为尧臣的后人有所顾忌。这就是说，我们在读到一篇作品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当时的客观形势。
我循着夏敬观所给的指示，联系到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时势，对于梅尧臣集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这就使我一边仔细探讨梅尧臣集、《宋史》，和同时代的一些诗文集及其他著作，一边又通过安徽师范学院的梅运生和宣城江士凡先生联系，看到《宣城县志》和《梅氏宗谱》。这些工作都是1963年做的。
《宣城县志》对我的帮助不大，《梅氏宗谱》却从另一方面给我启示。梅尧臣在作品里一再指出他父亲兄弟二人，长为梅让，次为梅询。梅让没有做官，他的弟弟梅询却做到翰林学士。尧臣小时就在叔父任上长大的，因为梅询是老二，所以尧臣诗中称为“仲父”，有时按照惯例，称为“叔父”，又因梅询是最小的，称为“季父”。其实“仲父”“叔父”“季父”就是一个人。《梅氏宗谱》却在梅让、梅询之外，添出一个梅谊。这完全是捏造，是许多家谱常有的病态。这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梅尧臣的作品称为《宛陵文集》，改称《宛陵集》，共六十卷，编次非常混乱。夏敬观在《梅尧臣诗导言》里说到这部书“既不分体，又非编年”，编他诗集的人，实是“粗疏草率”，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说“不难依照年谱，用编年体载”，这就把张师曾所作的《宛陵先生年谱》提得太高了。张氏所作年谱其实也还是粗疏草率，没有把宋朝的时代和尧臣所作的诗文核对，求得其内在联系，因此价值不大。
梅尧臣的集子，宋代就有若干不同的版本，国内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都是出于绍兴十年六十卷本。这个本子应当算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其混乱的情况也非常突出。这个本子失传了，传下来的是嘉定十六年残宋本，就是这个残本，国内也久无知者，直至1928年张元济到日本，看到内野皎亭家藏本，1940年影印本出，始为广大读者所知。
我在这年根据各种本子和史实，作了一幅《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把某年作品见于某卷作为一个表，自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虽然很简单，但是就全集编年得出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表，对于读《宛陵文集》是有些帮助的。
做完这步工作以后，我开始写《梅尧臣传》。这是4月1日的事，至10月23日脱稿，前后共二百零四日。
10月28日，开始写《梅尧臣诗选》，因为我已经掌握了梅尧臣的历史事实，这一部注释进行得比较顺利。
早在6月13日我在文化俱乐部吃饭的时候，遇到吕贞白先生，他是江西人，张季直的学生，早年曾住南通，现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他和我都在南通多年，因此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合。吕先生说，他曾从夏敬观授业，夏有《梅宛陵集校注》，这正是我所企望的。吕先生有过录本，承他之情，把这部书借给我，我从7月10日起开始过录夏注。夏注未出版，原书已失，目前共有两部过录本，一部是吕先生的，一部是我的。吕先生对我说：“夏先生这部注本，自己没有认为定稿，他准备如果有人为梅尧臣集作注，尽管引用，不必留夏注之名。”当然这是夏先生的美德，认为“文章是公器”。后来我作《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的时候，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认为要了解作者及其作品，主要必须把他的作品编年，然后始能了解他和时代的关系。梅尧臣的作品，从1030年起至1059年止，前后共三十年，因此我破除了原集六十卷的旧例，定为三十卷，每年一卷。这样做当然是有一些困难的，有时少些，有时很多，这就顾不得了。其次，夏先生的注本已经定稿，即使他有不必留名的遗言，但是后人不能以此作为攘夺的根据，因此仍存夏注之名，我自己只作了编年补注的工作。这一件工作是浩大的，我从1963年起至1965年完工。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在工作完成以后，总感觉到一些安慰。
复旦大学党委会书记陈传纲对我说过，从1962年秋季至1963年夏季，我可得到一年休假，但是关于指导研究生的任务还是要继续的。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半休，这个办法我也同意，因为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途换人，确实有困难。时间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是要做，校外也有人打主意。安徽大学要我到合肥去一个月，经过折冲，最后定为半个月。安徽大学本来约定由火车去，那时恰好俞铭璜在此，他为我一计算，乘火车去，要在蚌埠换车，历时久，花费也多，不如乘飞机。因此我在5月15日去，30日回家，恰恰是半个月。
在合肥看到一些旧朋友，如师范学院的张涤华、卫仲蕃、梅运生，安徽大学的周怀衡、冒效鲁、李用存；也看到一些新朋友，如安徽大学的马至嘉。涤华，武大毕业；仲蕃，中大教师；运生曾在复旦进修；周、冒两位原来是复旦教师，因支援外校而去合肥的；用存复旦毕业，曾经作为助教留校，也是调往合肥的。
这次在安徽大学两个星期，讲了两个问题：（一）陆游的道路，（二）传记文学的发展。应当是讲梅尧臣的，但是梅尧臣集还没有好好整理，因此没有讲。这里看清楚自己下的功夫太少，胆子也不大，因此束缚了手脚。
合肥是一座新城市，布置的规模很大，一时不及衔接，因此居民感到有些不便。安徽大学也有合作社，但是不出售粮食，教师们必须到十里外去买米，又没有交通车，只有自己背着走，确实做到了“负米晚为身”。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情况一定会起变化，可能要好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瑞允因为临产，在上海三个月。她带来了邦苏，才三四岁，活泼得很。后来在八五医院，生了邦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瑞允的婆婆也来上海，这年春天家中是很热闹的。
我的业余时间，主要是搞书法。虽然在抗战中和解放初期，由于生活不安定，不免有些断断续续的情况，但是大体上是坚持下来了。在篆隶方面多少有些认识，但是在行草方面还是很生疏。在合肥期间曾到博物馆，看到邓石如的隶书大屏八幅，四体书四幅，真感到无限钦服。7月22日夜里梦到邓石如，长须，态度和蔼，我连忙把自己写的字请石如指教。他批阅了一些，然后提出“中锋平铺，万毫齐力”八个字，再三为我指教，又提笔写了一些。他写的行书和草书，笔笔中锋，是轻易不能看到的。
当然梦只是一种幻觉，邓石如不可能因为我向学热切而出现。但是由于我专心向学，在梦中幻出一位邓石如来还是可能的。行书草书不难于飘逸而难于沉着，这个看法平时我是有一些觉悟，因此梦中出现了邓石如，他为我提出这八个字，完全不是意外。这不是邓石如教我，而是我的潜意识在那里给我自己指导。所以邓石如的入梦是一种幻觉，而八个字的指导，却是切实的认识。
君迈的工作问题，一直悬在那里。到这年8月里调回上海，这才算落实。孩子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本来没有理由希望他在身边，但是期望他好好地在自己所学的专业方面，为国家尽些力所能及的力量，这也是人情之常。
这一年9月间发生了中文系学生李元祥和俞汝捷打架的事，此事于学校和系之间，系党总支和系主任之间，以及系主任和系委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大学生在学年龄正是成熟时期，因此男女学生之间发生一些问题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有一些解决得不好，但是也有一些解决得比较好一些。
在我担任系主任一两年以后，一次我到系办公室，一位女生正在找我，看来是有什么事需要商量的。
见到我以后，这位女生显得很沉静，但是又很有决心地说：“我是来请系主任给我办转学手续的。”
从我的职务讲，学生要求转学，很可能是对于系有什么不满了，但是我不便表示，只是和她同到我的接待室，说着：“可以可以。你准备到哪校去？”
“我想到山东师范学院去。”她说。
我说：“可以考虑。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田同济和我是老同事，问题不大。复旦中文系的成绩也很有限，请求转学完全可以。不过我想请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那边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你考虑好了，如若一定要去，我明天就给你具函。”
“好的，我明天来。”
第二天这位女生又来了，神色好像安定一些，因为她知道我同意她转学。
“怎么样？是不是还要转学？”
“是这样的。”她说。
“那就转学吧，不过我们是综合性大学，只能转综合性大学，要转师范学院是有困难的。我们再考虑一下。你是哪里人？”
“天津人。”
“那就好办。天津有南开大学，也是综合性大学，那里的系主任李荷林和我虽然不熟，但是相互了解的；还有朱维之教授，和我是老同事。向那边转，这事情容易办。”
这位女生说：“我家在上海，因此不想到天津；有些中学同学在山东师范学院，所以想到那里去。”
“办得通的你不想去，办不通的你偏想去，这可有些困难了。”我很从容地说。
这位女生也看到事情的困难，最后她下定了狠心，和我说：“我老实告诉你吧。”
看到她有了决心，我准备好好地考虑她的问题。她说得很郑重，但是并不紧张，因为她理解到我有责任帮她办理。
事情是这样的，她是青年团团干部，经常在团部工作，在共同工作之中，她看到了一位男生，很能干也很积极。日子久了，不免想到将来的问题。她向这位男生表示愿意日后作为终身伴侣。不意这位男生不但没有接受她的好意，反而把事情张扬开来，搞得不但男生而且女生都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因而沸沸扬扬，说长道短，以至于她不得不考虑转学。
我说：“这位男同学的思想实在太不开展了。情感的表示是双方同具的自由，并没有哪方可以自由表示，哪方只许接受或拒绝而不能表示的规定。这是一种偏见，我们有责任把这种偏见共同推翻，没有任何理由向它屈服。错误的是这位男同学而不是你；由于他的错误而自己申请转学，这是屈服的另一种表现。不要理会他，勇敢一些，我们需要的是坚强而不是屈服。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见面的时候作最后决定。”
这位女生去了，第三天我们又见面了，她的态度很坚定，想来又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我迎面问了一声：“怎么样？”
她说：“不要求转学了。”又加上一句，“倘使我再要求转学，请系主任当面批评我。”
这说明了她经过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向社会偏见屈服，取得胜利了。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两年以后，她毕业了，安排到四川大学担任助教。
这一次由于这位女生的坚强，由于工作没有受到干扰，我们取得了合理的结果。但是1963年出现的事件，结果却完全不同。
这一年秋季，由于党委书记陈传纲的偏执，开学以后，校长室布告栏内，只见到这个学生或是那个学生除名的公告。个别学生有时确实不能不除名，但是除名的事正反映着学校教育的失败，只能把学生推给社会了事。这是失败的表示，不负责任的表示，是不可取的。陈传纲这个人爽直、开朗，不阴险，这是他的优点，但是有时太过自信，考虑不够周到。
9月25日我到系里的时候，处理日常工作的副系主任杜月村给我看了一系列文件，问我怎样办。
事情是这样的。三年级男生李元祥和一位女生关系很好，可是另一位男生俞汝捷插上一手。他设法接近这位女生。女生总是爱照相和画像的，他找了一位亲戚给她画像，配了镜框奉上，还做了若干词，当然是香艳的了，题为《萦梦楼词抄》，自称“萦梦楼词人”。在失望的时候，不是“萦梦”而是“焚梦”了。这些萦梦、焚梦的词藻，虽然酸得可笑，却是不断地送出，惹起这位女生的注意。这可急坏了李元祥。李元祥和俞汝捷同到人民公园，把自己和这位女生的关系说清了，希望俞汝捷不再干扰，俞汝捷完全理解，也答应不再纠缠，可是回校以后，他那些歪词继续不断地送到女生手里。怎样办呢？二十出外的青年人找出了一条直接解决的办法。
李元祥和俞汝捷说：“我们好好地谈一下。”
“好吧，我们谈谈。”
他们一前一后，直走到学校西南角无人来往的地方。李元祥把眼镜除了，他说：“今天是柳湘莲痛打薛蟠的时候，我们要武力解决了。”
在这方面，俞汝捷是弱者，挨了揍，不过李元祥也不准备吃人命官司，揍了，但是伤不很重。
这一切俞汝捷都向学校报告了，班干事也做了调查，情形符合，那本《萦梦楼词抄》也缴到了。
在我到系的时候，杜月村把一切都告诉我，问我怎样办。
年轻人嘛，遇到这样的事，打架并不意外，当然在学校整顿风纪的时候，碰到钉子上也免不了一些挫折。我和杜月村说：“李元祥动手打人是不好的，但是青年总还是可以教育的，是不是可以不必立即开除，给予严厉处分，留校察看一年？”
杜月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事情是这样决定了。我请他把书面意见送校长室，并附上“由校长决定处理”的字样，给他们最后决定的主动权。
两天以后，杜月村和我说：“校长室的意见还是立即开除，但是要由系通过系委会作出决定。”
这是说陈传纲已经决定非开除不可了，但是要通过系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排除系主任的主张。
系务委员会是解放以后的一种新型措施，其目的是要全系人员对于系的工作共同负责。系主任、副主任、总支书记、教研组主任、部门工会主席和教师代表都是委员。第一次召开系务委员会的时候是1958年秋季，那时我正在工商检查团进行工作，因此对于教师代表的人选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是返校以后我发现教师代表有问题：（一）文学教研组的人偏多，不能代表语言教研组的意见；（二）老教师偏多，不能代表中、青年教师的意见。我希望运用中、青年要求前进的力量，把系的工作大踏步向前推动。一切工作不前进就得落后，而一切落后的东西都要为前进的大势所抛弃，终于彻底失败。1962年改选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李庆云谈清楚，李庆云向校党委反映了，其结果是一切不动，因此系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始终不发言，有些人则连眼皮也闭上，估计也不会听到什么，因此是不见不闻。
这一次为了李元祥的事件开会，是一个关键时刻了。全部系务委员都在系总支办公室开会，由我任主席。
我把李元祥的事件对系务委员会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也介绍了系主任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主张，最后我请全体委员郑重考虑：一则没有完全尽到我们的努力就把可以挽救的学生推出校门，这是不负责任；二则从社会认识看，一位受到开除处分的大学生远远不如一位中学毕业生。因此我的主张是给予严肃处分，察看一年。
总支书记徐震发言了，他坚定地认为从整顿校风起见，非给李元祥以开除处分，不足以警诫后人。
两个不同的建议先后提出。我问：“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建议？”
没有。
我说：“按照开会的惯例，后建议的先表决。赞成立即开除的请举手。”
除我以外，全部同意立即开除。
大家都同意了。
杜月村副系主任也同意了。
我把第一个建议再付表决：“赞成给予严肃处分，察看一年的请举手。”
除我以外，没有一人举手。
我总结说：“赞成立即开除的以绝大多数通过。”
陈传纲书记的指示，在总支书记的现场参加下通过，李元祥的开除处分立即执行。事后陈传纲曾经说及执行的经过情况：“开除处分宣布以后，李元祥和他的父母来了，那位女生也来了。李元祥在我家里哭呀闹呀，他说：‘我的心痛苦极了！’不知道我也会哭呀闹呀，我也会说：‘我的心痛苦极了，国家花了这许多钱，培养了一个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这是多大的损失！’他的父母还要去找陈望道校长，我和他们所在的单位通了电话，由他们的单位去做工作。要是他们当真去拦陈望道校长的汽车，我是可以妨碍首长执行任务的名义处理他们的。”
在我所见到的这些校领导之内，陈传纲是比较坦率的，但是他这样的自以为是，在他给我的印象上打了一个问号。
据说李元祥要找我，后来没有来，可能他知道我无能为力，也可能认为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他和俞汝捷我都没见过。后来我在长兴岛劳动时，看到那位女生，很清秀，不太高，在李元祥出事的时候，承认是他的未婚妻，这是一位勇敢的女性。被开除以后，李元祥进工厂当学徒。工厂内迁，他随同到四川。这位女生毕业后，也在四川找到工作。他们之间虽然经过一些意外的周折，但是最后还是美满的。
这次开除事件发生五六年以后，我遇到他们的一位同班同学，问起同学中的看法，她说：“当时同学们都认为处分太严厉一些。”事情是过去了，我总算没有做错。
这段时间里，我还是在业余时间搞我的《梅尧臣诗选》。这一年日本人在友谊展览馆展出了他们的工业品。在日本的出版部门里，也陈列着梅尧臣诗的选本。我们的邻国，也注意到梅尧臣，这使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部书的选家是不是也是从梅尧臣一生的发展来认识他的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了，我的这部选本还没有出版，这件事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至于能否出版，那是出版社的责任。正和在书法方面的努力一样，在篆隶行草方面，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眼看着日本的丰道春海在上海搞出大规模的书法展览，我并不羡慕，更谈不上懊恼。
7月中间，我又一次参加了统一招生的阅卷工作。
从1954年起这一年为止，除1963年我休假以外，每年都要参加阅卷，1958年后，我担负着上海方面语文试卷的领导工作。最初几年困难不大，因为名为领导，实际上分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处阅卷，我只管得复旦一处，工作量不大。1964年情况不同了，为了统一工作起见，集中在华东师大，卷子共有五万多份。阅卷的人员总共三百多人，除了三校中文系教师以外，还抽调了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因此面更大，人员也比较庞杂。事实上，在处理阅卷的工作方面，中等学校教师比我们更熟练，更能掌握尺寸，实际上更合适。大学教师有些是从中学调升的，有些是在本校担任写作教学工作的，这些人对于阅卷有经验，但是这些人是少数。多数人或是年龄太大了，久已忘却了阅卷的经验；或是做一些写作教学以外的工作，没有阅卷经验。因此，每次阅卷以前，我们总得务虚，尽量扫除思想障碍。这次阅卷，调来了中学教师，必须依靠他们，信赖他们，树立他们的威信，扫除他们中个别人员的自卑感。
这次考卷之多，阅卷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楼上楼下共分三十多组，每组十二人或十三人，有一位年轻的组长。事前说明组长的责任，做一些领卷收卷，检查点数的工作，在解决问题方面，主要还是依靠有经验的教师。楼上楼下各有一个摊子，检查工作和答复疑难，每处三人，上下共六人，三座高等学校各出二人。最后的责任都由我承担。
在这次工作中，使我感到吃力的是复旦大学的两位副系主任和写作组组长都因为担负党内的重要工作而不能到场，这就使得领导力量大大地削弱。我只有临时指定许宝华、濮之珍两位担负一摊摊的工作。好在他们见解快，肯负责任，因此这次阅卷工作还能顺利完成。
为了做好工作，后勤很重要，不注意到这一点，工作是做不好的。在这方面，因为工作地点在华东师范大学，这一切都由他们主持，而且主持得很好。五万多份卷子是一件大事，多了一份或是少了一份，都会影响工作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家都是兢兢业业的。
伙食方面，师大作了极大努力，三百多阅卷人员，数字并不太大，但是除了语文试卷以外，在师大阅卷的还有其他多门课的试卷，这一切都得考虑。
其次就是休息问题，师大为我们准备了十多个房间，但是只有二十张铺位，数字也许不太大，可临时要找二十张床铺是不容易的。我们有三十多位小组长，开会的时间请他们每组推定一位。由于我们在分组时不是按照年龄分组的，因此这组年龄最长的到另一组只算是小弟弟，而且二十张铺位也无法供应三十多组推定的成员。因此由领导小组就这三十多位中发给二十张卧铺券。为了免除纠纷起见，我自己躺在地板上，好在我的年龄是大家知道的。我躺地板，就不可能有人坚持要铺位了。
阅卷都是在大暑中进行的，这一年特别热，楼上楼下两间敞厅虽是宽大，坐着三百六十人，而且还要不断地争执，讨论，在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我这位大组长奔走楼上楼下，照料，共同解决，汗不断地沁出，满身是汗，热气蒸发出来，更提高室内的气温。三百六十人就是三百六十只蒸气锅，工作干不下去了，但是还得限时限刻地干下去。好在上海究竟是上海，解决的办法多，五尺高的大冰块，用大木盆盛着，楼上楼下各安上五六块。实在热得受不了的时候，走到冰块旁边，看那半透明的立体逐渐消失，成为点滴的冰水，聚集在木盆里，一缕凉意，会从心底泛起。
试题都是从北京发来的，我们直到开始阅卷时方才看到，偏题怪题是有的。即如这次出的由文言译成白话一题，出自古人笔记，叙述利用灯光扩大字迹的经过，虽然没有艰深的字句，但是完全超越了考生的经验范围，因此不但考生捉摸不易，甚至小组长也难于掌握，作了不少说明才能使阅卷人员统一认识。
作文方面也有一些麻烦。一篇文字，叙述作者的生活经历，他在抗日战争中和敌人作过出生入死的血战，以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南征北战，终于摧毁了人民的敌人；现在放下武器，准备向科学进军，为人民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文笔固然畅达，生活也是异常丰富。阅卷者高兴极了，送交小组长，小组长也十分叹赏，再向上推荐。主持摊头的人员一考虑，作者的年龄起码在四十以上，似乎有些意外，连忙接通电话，请上级检查。结果作者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全篇都是虚构，是事前请人代拟，临时抄来的。其结果是不予录取。
还有一篇是切实符合学生生活的，文字干净利索，也看不出什么疵病，小组里一致同意给了八十分。第二天还是这一组，又遇到一篇和这篇差不多，阅卷人员一商量，这篇文章并不坏，但是和上一篇太类似了，是不是互抄的，拿不定主意，想了几分钟，给他一个及格分数。再过几天，旁座一组又碰到一篇，还是同一的格局，大体类似的语言。大家为了谨慎起见，给了五十分。五十分也不妨，但是同样一篇是给的八十分，要把这五万卷子重新翻过，划一处理，时间和人力都不许可。总的结果是同样的文字，无论怎样的事前讨论，统一认识，结果有八十分、六十分、五十分的差异，但是竟无从追问了。事后一位中学教师谈起，每次临考之前，教师都得给毕业班提供一二十篇范文，大家读熟了，临时抄上，这是考生作文有时雷同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所不理解的。高教部为了堵塞漏洞起见，有时不得不出偏题怪题，这是去一弊又生一弊的结果。
看了十一二天的试卷，最后觉得手麻脚麻，难于坚持了，最后的点数工作只能由师范大学偏劳，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的教师都先行退出。次年校中宣布老教师无须参加，因此这年复旦的工作我交给胡裕树，整个工作由师范大学领导。1966年以后，情形完全变了。
这一年各地进行房产改革，解决住房问题。解放以前，住房问题由人民自行解决。我在结婚以前，经过三年的储蓄，勉强找到了一所住房。以后搬过七次家，最后把将近二十年的储蓄，辛辛苦苦地购置砖瓦木石，建成南门新宅，当然是由于工资较高，所以有此成果。解放以后，住房问题更加迫切。干部多了，人口多了，但是工资拉平了，建筑材料也紧张了，住房就必然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房屋较多的人，将多余的房屋献给国家。1955年莲舫带同邦薇来沪的时候，已经献出了苏家巷口的六间，但我们还有余屋，现在由于有献屋政策的规定，8月18日，莲舫和我同回泰兴。
进城以后，我们住在招待所，看到耿迺宽、储珀生这些朋友。看到财政局局长和泰兴镇镇长。最后的决定是保留堂屋五间和灶屋两间。当然日后子女要全部回到泰兴，这一点房屋是不够的，但是估计他们不可能全部回去。所以我们把厅屋五间和厢屋十间献给地方，我们能在解决住房问题上尽一些力量，这是值得庆幸的。
这是我这八十年中最后一次回到泰兴，是不是以后还可再去，由于我的年龄已高，自己没有把握。
莲舫和我在城里散步时看到戴凝之的住宅已经由公家接收，作为泰兴公园办公厅，整理一新，这是值得高兴的。迺宽很健康，我们谈到早年同学时的情况。他约定次年来沪。
1964年12月，我基本上结束了《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的工作，以后只是一些复核的工作。
梅尧臣这位宋诗的开山祖师，我写了三部书，工作告竣以后，我便得考虑下一步。这不是出版的问题，因为出版工作是国家安排了别人负责的，我只管写作，即使写成以后不能出版，最多不过费了一些纸张，究竟不算太大的浪费。
我是搞传记文学的，现在要写谁的传记？
是杜甫？这是一位论定的作家，关于他的材料也尽多，但是写杜甫传却有困难，一则冯至写的《杜甫传》出版不久，虽然简短一些，论述也还精练，因此一时不想写杜甫。
这时我想到宋代的苏轼和明代的陈子龙。
陈子龙是明末爱国诗人，不但诗作得好，文章也好，而且在异民族入侵的时候，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起兵反抗，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诗人是值得为他写传的，困难在于一般读者对他的认识很不够。梅尧臣还有人理解，一般人还知道有这个诗人。陈子龙就不同了，大家不一定知道。
那么是不是写苏轼呢？我想试一试。在这以后的一年里，我仔细读了苏轼的作品，我读过《宋史》关于北宋后期的全部记载，我把与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也全部读过。我甚至开始了编定年次的工作。但是我终于发现我无法全部理解他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他的一生是那么的优游自在，行云流水；而我对于人生执着异常，我这一生固然无法享受优游自在的生活，也没有行云流水的消闲。这不是说我对或是苏轼错，而是说我无法真正地了解他。传主和作者至少要有一些共同的认识而后才能深入，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当然不可能完全，因为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正和两件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我写过《张居正大传》，这不是说我就是张居正，因为那样只是精神病患者的语言，但是张居正的以身作则，他的坚持贯彻是不可能不引起我的共鸣的。从这一点深入，我可以理解张居正；可是对于苏轼，我从哪一点理解他呢？因此大半年的准备，终于因为摸不准这一点而放弃。
1965年劳动节前后，耿迺宽兄和茅聘儒到上海来了。迺宽因为我在这一年秋天七十岁，所以先期到上海来看看，聘儒的女儿在上海工作，便道同来。他们还抽空去杭州一次。在上海的时候，迺宽住在我这里，聘儒住到顺昌路女儿家中。我们到过西郊公园，到过人民公园，到过豫园。上海的游览地方本不多，这就算是都看到了。
我和迺宽兄谈起，决定把南门新宅全部献给地方，作为泰兴图书馆的馆址。
“是不是在图书馆上留一个纪念的名字？”迺宽兄问。
“不必了，为了个人的纪念，留下也没有意思。”我说。
“好极了，回去以后，一定和泰兴文教当局谈一下。”
迺宽兄回去以后，和泰兴的文教当局谈过，他们认为没有办理地方图书馆的必要，因此搁下了。以后听说有人陆续住进，我也开始认识到具体的情况。
1965年我右臂疼痛，一共拖了半年。这样的疼痛在1953年有过，那是左臂，也拖了将近半年，中间求医服药，没有成效，因为是左臂，究竟不很关切，后来居然好了。这一次是右臂，和生活、工作关系更密切了。写字，不行；生活，需要莲舫照顾；上课是要写几个字的，用左臂撑着写。一切都感到不便。不便的问题不大，但是痛苦是痛苦极了。有人说服药酒，服了药酒还是痛。有人说到上海中医门诊部去看，去了也没用。又有人说，还是推拿好。在门诊部，由两位有名的医师推拿，还没有见效。
上海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周煦良兄是很热心的，他说：“针灸有效。我推荐针灸研究所黄所长，那是保证有效的。”
这位所长很热心，我去了两个月，依然无效。一次为我看病的吴医师，看了直皱眉。他说：“你来了两个月，一些进步没有，我们真感到难受。”他一边对着书，量着尺寸，对准穴位，但是依然无效。
我感到每一位医师的亲切，但治疗依然无效。医师很着急，莲舫也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但是却有一种幻想，右臂不能高举，不能屈伸，可能只是一种现象，会自然痊愈的。这样的想法也许不一定正确。
幻想是不现实的，但是谁能说幻想一定没有实现的日期？在各方面都感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六个月以后，我的右臂居然逐步好转了，能向后扭转，两只手能在背后接触了；能高举了，伸出两只手起初还有些高低，以后逐步逐步地接近了，差不多了。最后终于是两手并列了。
最后我认识到，人到中年以后，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手不能屈伸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要多多注意，多多设法保护，还是可以自然痊愈的。这个经验，后来我和许多朋友谈过，他们听了我的话，很多人是这样痊愈的。
这一年，莲舫的健康也有问题，血压总是高，低压一百以上，高压直到二百以上或是二百左右。后来还是用羚羊角粉使血压偏高现象有所减轻。有时身上发现了红点点，又得去找医师找治疗的方法。好在清於经常在上海，有个商量；她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去找她的同学伍祖馨医师。
个人的事是小事，健康的事是小事，国家的事才是大事。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运动，是触及每个人的神经的大事，这件事在1964年10月里已经有一些透露。
10月25日，陈望道校长来访，同来的有哲学系的全增嘏教授、新闻系的曹亨闻教授。陈望道是作为上海民主同盟的负责人来的，全、曹两位也是民盟成员。
陈望道说及此后我们需要努力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他又说及夏衍、茅盾、田汉都在北京受到深刻批判。最后他还提及复旦历史系的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和五四运动以来的认识有所扞格，也是要受到批判的。
1965年7月21日，杜月村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在我家谈起北京各大学半工半读的制度已经推动，但是北京大学还没有动。我校原来计划在校实行半工半读，但是校内工厂只有师傅二人，徒工七人，凭这一点基础，要招呼每班学生五六十人，当然是办不到的，因此计划和上海市建筑公司和机械厂联系，这样才能搞好半工半读制度。9月4日，系总支书记徐震和新生谈起半工半读的计划，他的主张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共劳动四天半，星期五下午政治学习，星期六学习外文，进行写作及学术讨论。这也是一个计划，劳动时间确实长了，但是星期六要学外文，这样的每周一次，外文是不可能学习好的。写什么？讨论什么？实际上是搞不好的，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大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半工半读。3月1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集各高等学校讨论“四清”的事，在农村搞“四清”，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这是一件大事，在没有足够的干部时，发动高等学校学生参加。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对于农村生活有一定的认识。
一切都在摸索中。大学生要劳动，要深入农村，到1966年2月，一个计划出现了，一般认为大学文科不能办在都市里，应当办在乡间。这个计划是决定了，不提交讨论。当然，这是不适宜于讨论的，因为复旦大学本来是办在郊区的，初办的时候，除了二把手的小车以外，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1966年有了柏油马路，有了附近的五角场镇，有了电车和汽车，一切都在发展着。谁能保证1966年的乡村不会发展成为一个近郊的市镇呢？到时是不是要重新来过呢？大学是不是能为一般人民服务，是不是从一般人民中吸取启发，和这座学校的是不是办在乡间没有固定的关系。这是从后来的放弃乡间校舍，仍回原址得到证明的。但是在当时不容讨论。
经过勘定新校址和一些必要准备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决定办在青浦县朱家角的三湾。除了老教师和研究生以外，三月中一概搬去。新建了一座风雨操场，其余借用民房，也盖了一些草屋。这地方我作为系主任，也去看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体师生都从乡间回来，以后不曾再去，可能现在大家都忘了。
但是1965、1966年之间，除了这些火热的运动以外，还有一条清凉道路。
7月22日晚间，天气很闷热，校党委在工会召集老教师开了西瓜会。大家都到了。那时科学院长郭沫若对于兰亭的考证正在发表，他不但否定了《兰亭集序》的艺术价值，而且否定了《兰亭集序》这篇作品。他用很多证据证明王羲之没有写这篇作品。郭院长在考证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是不容许别人怀疑他的观点。这就有些不够恕道了。在那晚西瓜会上，尽管大家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兰亭集序》，都出于唐人的摹本，但是没有任何人否定《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的作品。不久以后，影印的冯承素的摹本出版了，以后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三人的摹本也出版了，但是我还是爱好冯承素的摹本。
11月28日，在市人委大礼堂听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报告。陈外长在南昌起义失败中参加革命战争，以后领导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作战，为党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时他任外交部部长。在越南人民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中，中国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美帝国主义正在威胁着要把战火延烧到中国。陈外长的报告是长的，那天讲了四五个小时，他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到每个人的心头。
陈外长说：“美帝国主义威胁着要把战火燃烧到中国，好得很，你打呀，我在这里等候你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你打吗，我们可以较量一下。”陈外长又说，“有人说我这样的叫嚷不策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策略得很。我在这里报告的，都向党中央请示过，策略得很。”
1965年12月初是我的第七十个生辰。那一天莲舫和我同到南翔古漪园去了一天。南翔是一个清洁卫生搞得极好的所在，在这样的地方消磨一天确实是富有意义的。暖烘烘的太阳、白色的菊花、辛勤的劳动人民，一切都给人一种新鲜的意味。
我还记得1958年“大跃进”，当时提倡由学生搜集资料，自编教材。有时三年级的教材，都等候一年级学生来编撰，当时认为这样做是最合适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到1959年认为不对了，这才发动了1961年全国性的教材编写运动。不到五年，又认为不行了，这时提出来要由五年级学生重编中国文学史。是不是对于1961年教材改编的否定呢？革命在进行着，螺旋式的进行，回过头来，但是却前进了一步。是不是一切都要按照螺旋式进行呢？可能也不一定，枪杆子里的来复线是按照螺旋性前进的，但是谁看到枪弹也是按照螺旋式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