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复旦大学（三）（1966～1976）
自从1957年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以来，到1966年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到了应当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从抗战年代起，我认识到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必须前进，断无同在一座大学，其他各系努力前进而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单独落后的道理。中国语言文学系负有两种不同任务：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过去要做出恰当的总结，同时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未来，要指明前进的方向，要懂得过去，也要认识将来。这就是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任务是“一身而二任焉”。不懂得过去，是搞不好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而不懂得将来，更不能使中国语言文学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1957年复旦大学把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认识到责任重大。莲舫也认识到这一点，极力地劝阻。但是我感觉到把艰巨的工作推给别人是不合适的，因此我还是把这一项工作担负了起来。
要是说我对于复旦中文系有一些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会议。在1957～1958年之间，工作会议的支柱是我系的两位教研组主任，但是教研组主任是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范围而不是整个的中文系，因此提案的尽管提案，讨论的很少讨论，实际上只是会而不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变了，参加的人多了，中、青年多了，讨论展开了，一个结论推翻另一个结论。最后的决定经过一再的修改，我这主持会议的人竟记不清这是谁的提议。中文系的工作会议，切切实实地做到群言堂。假如把这座群言堂的树立认为是对于复旦大学的贡献，这确实是一项贡献，但是做出这一项贡献的是中文系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我，我做到的只是发扬群众的智慧。
对于中文系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我有责任尽量发挥他们的优点，照顾他们的困难。郭绍虞教授、刘大杰教授是上海的著名人物，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吴文祺教授、赵景深教授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都有一定的成就，也是得到推重的。蒋天枢教授读书的努力和他工作的认真，我在接见学生的时候也尽量地提出。
王欣夫教授是目录学专家，对于古书的版本源流非常熟悉，这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以后，一次市卫生机构派人到校检查教师健康情况，做心电图。一位医师和我说：“按照心电图的显示，王欣夫教授有严重的心脏病，随时可能死亡。”在取得党总支的同意后，我立即派青年教师担负他的课程，让王欣夫休养。
郑权中教授是语言教研组的。他在中国古代的训诂学方面是有成绩的。1960年以后，他感到健康很差，和我说：“授课问题不大，但是由宿舍到学校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三轮车又不易找，最好由学校派车接送。”他要我帮忙。我想在教师步履维艰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再要他授课是不合适了，因此把他的课交给青年教师负责。
中文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教师的成长上，青年教师一时还不能成为有力的支柱，我只能依靠中年教师，但是中年教师人数不多。工作是这样的艰巨而人力是这样的单薄，有时我真感到束手无策。一次在文化俱乐部和陈望道校长谈到中文系的情况。
陈望道说：“你们中文系的力量是全校最强的。”
“是呀，”我说，“但是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坐在校长办公室，看到的是教师的名单；我坐在中文系办公室，看到的是功课表的安排。”
在看到这个系的目标不易完成时，我只能加倍地、更加倍地向自己提出要求。但是我的基础不够，我在文字学方面略知一二，在语言学方面完全外行，在语法修辞方面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对于中文系文学、语言这两个组，实际上只能掌握文学组，而且也不全面。这很可能和早年接触到的语文分家的理论有关。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摆脱这个框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固然有限，在语言方面的力量更加薄弱，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努力。
支持我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复旦党委会和中文系党总支。我也曾考虑我是不是应当争取入党，但是我感觉工作已经很重，时间已经很紧，我没有精力参加党的活动和学习了。只好甘心停留在党的同路人的地位。
是不是对于我所做工作有什么后悔呢？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每个人完全有必要为了国家付出最大的努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晚清时代林则徐的语言，我们的时代比他的时代前进多了，我们更应当有这样的抱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打击我，称我为“在全国、全市、全校有影响的头面人物”。这不是什么罪名，所遗憾的是我够不上这样的称呼，同时又因为年已七十，不能开创更大的事业。
排队集合，报数，向右转，成纵队开步走。一阵沙沙声，一、二——一、二。
突然一声令下：快步走！
我也快步走，沙、沙、沙，一阵急似一阵。
人有些困，但是脚步还跨得开。
三十步……一百步……三百步。
我在那里直喘气，七十四岁了，真不经用，但是我还是快步走，没有掉队。
两三里以后，实在不行了，脚步没有放慢，气有些喘不过来。怎么办呢？是锻炼，是改造，能掉队吗？不能，哪能不锻炼呢？我用顽强的意志克服连续的喘气。锻炼再锻炼，顽强再顽强，但是究竟有顽强不了的时候。我还是加强锻炼，气喘得更粗了，更急了。人要倒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何况自己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但是气喘得很厉害，受不了，怎么办呢？一路的沙、沙、沙，我还是沙、沙、沙。脚好像不在我的腿下，只顾沙、沙、沙。气已经喘不过来了，没有气还能沙、沙、沙吗？
旁边的人也不能沙、沙、沙了。这是许道明，一位少年人，能打能冲，他气喘得很厉害，嘘、嘘、嘘，沙……沙……沙，不行了。他捂住肚皮，说痛得很厉害，不能沙、沙、沙了。
这一来我有了伴，胆子也壮了，我也不再沙、沙、沙了，好在吃批评一道吃，用不到我一个人担心。
前面快步走的速度也放慢了，没有人沙、沙、沙了。我终于和许道明赶上了队伍，到达目的地，袁大队长宣布解散，天有些发白了，我们慢慢地回到东束里桥。
我后来提到这件事，随即受到批评，说是照顾老弱病残，这是政策，没有要七十四岁的老人中夜起来急行军的道理。然而我是中夜起来急行军的啊，何况还有许道明同行可证。并非我在做梦，说胡话。
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影响下，什么事都不是意外。
此后，我的生活情况倒逐步地好转了。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紧张实在紧张，要是我去参加食堂，当然还可以节约一些，可是我怕到了食堂以后，有人说是不行，要向后让开些。我的改造还很不够，我想与其公开受罪，不如独居做人。因此单独生活，不去食堂。生活究竟是生活，只是紧张些，不能说。谁能说啊？
但是穷则变，变则通，这个通不仅是我通，而是我上边的一级一级的通。
1969年冬初，领导我们学习的工人和我们说：“你们可以申请改善待遇。”
我们都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改善了。”
“申请申请嘛，不要担心，没关系的。”
再担心实在不好，这是不相信领导。领导甚至说起：“你们抽烟的还可以声明抽烟，领导会照顾的。”
我们再一合计，壮壮胆，决定申请了，不过还得小心，小心总没有坏处。我这一生，活着就是冒险，冒了七十年，不能再冒了。这就决定申请还是申请，不申请是不相信领导，这个险冒不得。但是申请也不能太多，太多是不识抬举，这个险更冒不得。总得要酌乎其中，在冒与不冒之间。于是众人磋磨再磋磨，开出项目，做好预算，最后的结论是每月申请生活费八十元，总还是两位数，没有抬到三位数的妄想。
1969年12月，各人实发一百元。
于是开会，由领导人严肃告诫，要加强学习，赶紧改造，我们每个人都诚心诚意地声明，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经过三年的教育、学习、劳动、改造，我们的思想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经过审查，审查一次也就是改造一次。还有的人要经过隔离审查，虽然对我宽大，没有隔离过，但是对于隔离审查，我是有一些理解的。我系的赵先生就有过这件事。
本来我们是一同学习的，突然之间赵先生不见了。一两星期以后，偶然也见到，赵先生的脸像块铁板，没有表情，见人也不招呼，后面还跟着一位，据说是教育者。赵先生经常和两位教育者住在一处。天气很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闷得发慌。
一个下午，教育者和赵先生说：“我们要去游泳了，你可不要乱跑。”
赵先生很老实，他说：“我一定不乱跑，躺在这里睡一下。”
“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放心。”他们说。
“那怎么办呢？”赵说。
“你睡下，让我们绑起来，那就好办。”
赵先生一想，横竖是躺着，绑不绑没关系。这两位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他们去游泳了，临行的时候，还把门锁上。
事有不巧，一位外调人员来敲门了，“蓬、蓬、蓬。”
在不断的敲门中，赵先生觉得不作声也不好，他说：“这里没有人呀。”
敲门的人问道：“你不是人吗？哪能说没有人？”
赵先生说：“我是牛呀。”
其实赵先生应当说，我是牛鬼。从牛鬼到牛，还是有距离的。
1969年12月，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次年5月恢复原工资。1971年8月，我们的存款解冻，次年2月，历年扣存的工资完全发还。发还的时候，我系的干部和我说：“我们是完全按照政策执行的。”
是的，他们是完全按照政策执行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林彪的面目完全暴露了。
他的野心愈大，也就愈来愈显著。谋害毛主席的计划不成，他想到广州另立中央，去广州的计划不成，这才想到“机”不可失，但是在他到达境外，体现他的叛国投敌的阴谋以前，已经自我爆炸，这是1972年9月间的事。
1972年11月11日，我被召到中文系办公室，由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林毓霞向我宣读文件，由于我没有得到允许抄录文本，只能记得一个大意。
解放前属于一般问题，解放以后，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有反对言论，经过工人宣传队的帮助，交代问题认识问题较好，作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由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书记张国权签名。
海瑞罢官的有关文章是姚文元写的，当时作为学习资料向全校分发。开会讨论时，我曾指出其中所说的海瑞棺柩离开南京，江边鹄立目送的白衣白冠的人士都是地主阶级分子这一句，不一定很正确，因为当时的风俗，凡是吊唁的人一概由丧家给予白冠，至于白衣，那是比较亲近的人，也是由丧家给予的，这个风俗一直到解放前在苏北、皖北还是这样。
既然只是人民内部问题，事实上我已经在做正式工作了。1971年起，部分中文系教师和少数历史系教师开始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刊工作，1974年完成。本来中国是一个历史纪录比较完备的国家，殿本二十四史的刊定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事。同治年间，曾经重刊一次，那时合五省之力，进行校刊，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二十世纪之初，曾经影印过殿本二十四史，把同治年间勘误的工作完全搁起，这是一种倒退。民国以后，商务印书馆出了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是根据宋代以后各种不同的旧本影印的，有一定成绩，但是版本最旧并不等于版本最好，该馆的张元济也作过一定的校订，但是工力有限，又志在推销，因此还留有不少的校刊不精之处。
这次二十四史的标点校刊工作，是一件大事，合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处之力，共同负责，把这部大书重行校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纪念的事，但是问题还是很多。
第一，各地的人手不齐，又没有经过切实的共同讨论，因此中间出现了许多不够完密之处，这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补救的。
第二，参加这次工作的人对于天文、律历所知不多，即使略有所知，稍解推算，但是只能知道近代的正确，不能理解古代的错误，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当时人的知识，判定刊本的错误所在。
第三，中国古代，正和现代一样，和异民族有过不断的交往，有些民族还存在着，有些民族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们见于中国史书的人名、地名，应当怎样标点，现存的也许略有所知，古代的已经毫无把握了。
第四，最严重的是中国语言问题。我们自己以为对于中国语言总有一些认识，其实全然不是。由于研究不够，我们总以为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样，至少是差不多。复旦担任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标校工作，因此我有机会把这两部书和《新唐书》《新五代书》比较一下。我发现在这新、旧之间，不但观点不一样，有时语法也不一样。因此在标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斟酌，但是我们毕竟得不到全面认识。由此，我感到对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完全有再认识的必要。这就是说，要有更多的人员和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语言的转变作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方面没有做出成绩以前，我们对于古书的标点校刊，一定存在不少的错误，而且错了还不知道。
复旦中文系担负的只有两部史书的标校工作，但是前后历时四年，时间长，成绩却不大。我自己虽然没有放弃工作，但是成绩不大，因此总觉得标点本不一定比没有标点的好，因为标点错了，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未必有什么好处。
我们开始工作之后，不断地发现问题，也不断地产生错误。一次在检查《册府元龟》时，因为我们只有影印的明本。我说：“这部明本不一定可靠，因为明人对于版本考订是比较模糊的，特别在天启、崇祯这两朝，一切都走上了因循苟且的道路。”
有人说：“是这样的吗？现在除了这部明本的《册府元龟》影印本以外，没有其他的版本可校，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借得残宋本《册府元龟》的胶片，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摸索到一点认识：宋、元、明，特别是晚明，对于古书的校订不如清代，但是这不是说清代人的学识远过于前代。清代以来，人民在政治方面受到落后的统治者的压迫，他们不能再走明代人那种高谈阔论的道路，于是把精力运用到名物字句方面，这是所谓袜线之才。他们只能走这一条路，在学问上是开了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不能说没有用，但是要看我们怎样使用它。
林彪死后，特别是1972年冬季和1973年，又掀起了一个“批林批孔”的运动。“批孔”是批的林彪的根子。由“批孔”进一步是尊法反儒。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批判中，当然要联系到本单位，这时我又成为儒家了。我自己认为，既没有吹捧儒家，也没有反对法家，但是据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大家认为只有法家和儒家，没有既非法家也非儒家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我说在我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日子里，中文系没有开过儒家学术的课程。一位青年说：“朱先生自己开过《左传》这门课，《左传》是十三经中的一经，这不是儒家学术的课程吗？”我是开过《左传》这一门课的，但是我认为《左传》只是一部历史记载，和《春秋》没有关系，《左传》里所有的“君子曰”等，很可能是后人的掺入，不是《左传》原有的记载，这些主张都在我那部《左传选》里叙述明白，没想到开《左传》这门课，成为我推崇儒家的铁证。
在尊法反儒的过程中，揭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几位法家，这时张居正又得到一般人的推崇，而我的那本《张居正大传》成为关于张居正的第一本主要参考书。上海的工人、小知识分子、学生和外地各校不断对我进行咨询，我又成为推崇法家的作者。这是我在写《张居正大传》时所没有预见的。我们的一生充满了没有预见的赞扬和没有料到的谴责，但是没有料到的谴责经常处于主要地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标点《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插曲。因为国家重视自然界的变化，我们有时要把两部史书里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作为单行本一再进行研讨。为了重视对外战争，我们曾注释《晋书·谢玄传》。还有一次7月间我们正在难得的暑假中休息，突然来一个紧急集合，要我们注解《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这当然是由于传中“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鹫峰宫阙咸作京坻”；和“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几联，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倒是《谢玄传》，对于当时战争的情况有一些抒写，可能还有些用处。
不过像《谢玄传》这样的抒写还是很简单，甚至宋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对于赤壁之战的描写，花了最大的气力，但依然很简单。读史是重要的，因为史册会给予我们一些重大的启发。太简单了，作用就不大。南宋的时候，宋人最初与金人以淮为界，在金人向南进攻的时候，宋人经常把淮上的大军撤过长江，但是当时的舆论是守江必先守淮。为什么这样说？必定有一个理由。杨沂中认为把锐气消耗在长淮的东西，不如放弃两淮，退守长江，但是在南宋亡国的时候，李庭芝还能保守扬泰一带，那么退守长江，又未必是正确的。陈霸先的时代，北齐南侵直至钟山，侯安都一战把北齐打败了，陈人在金陵建国；但是到了陈叔宝时，贺若弼渡江以后，陈叔宝落得一个亡国的下场。古代的攻守之势，千变万化，倘使我们今天从战略的运用考虑问题，那么可从历史获得不少启发。所可惜的是古人的记载不但不够完密，而且是很不完密。如何能从历史吸取必要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决然不是注释《谢玄传》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1974年，标点《旧五代史》的工作结束了，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提议，我又进行了标点《左传》的工作。标点二十四史是北京指定的工作，而且在小字本结束以后，随即排印大字本。每页百字略多一点，据称只印一百部，除国内留用五十部外，其余五十部分赠各国，这又是一件大事。
标校《左传》最大的困难是底本的选择。《左传》当然以用相台五经本为比较完善，但是这次确定了以《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底本。底本的底本是南宋本，可是这个南宋本不但错误极多，而且把杜预注和陆德明《经传释文》混在一起。乍一看是西晋的杜预可以引用刘宋的徐广和初唐的颜师古，问题极大。底本既然确定了，只有设法把杜注和《释文》分开，各成片段，但是原文之中还有不少错误。南宋本还附有《二十国年表》，错误更多，我根据《史记》进行纠正，花了不少气力，最后出版社以改动过多，索性把年表全部删去，因为这不是《左传》的一部分，删去也不成问题。
在这之后，我又为复旦中文系青年教师做了一些校订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要他们标点李义山的《玉溪生诗集》和张安国《于湖文集》，我在其中多少贡献了一些力量。对于古书的标点工作，在这五六年中，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原来我是对于标点本取怀疑态度的，我认为古书未经标点，读书的时候，可以自由探讨，不受标点者的影响，以免误入歧途。积累了五六年的经验，我看到没有经过标点，读者竟是无从阅读。因此，我们只得承认现实，认定即使还有若干错误，经过标点的古籍对于读者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利多害少，所以标点本的存在是无从否定的，但是标点本还是有若干可以避免而未尽避免的错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更加热切地希望看到对于中国语言的演变有更深探讨的著作。
1976年到了，这是八十年中最后的一年，是充满悲痛而又富于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妻子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抚育的孙女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去长江口的一个沙洲七八年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现在缩小到十七平方米，书籍都搁不下，有时客人来了，简直无法安身。但是我还要工作，我希望在这仅余的几年里，写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
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活着就要战斗，永远战斗，永不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