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粮长制的演变
一
两点辨正
在讨论制度的演变前，有两个问题应首先解决。如前第一章所揭，由于《明实录》与《明会典》的记载含混不清，后来的史料往往以为粮长制是通行于全国的，而且以为税额一万石之区设立粮长一名是一般原则，这两点都是不正确的。今分别辨正如下：
郭实，万历十一年成进士，知朝邑县。县掾吏多舞文，实悉如法按治。故事：赋输椟受而纳诸帑，因朘其羡余。实耻之，因与赋长约曰：若纳若出，令第治若，令不手钱谷也。父老时至，辄询其户口腴瘠，而私籍之，由是徭役悉平……（光绪《畿辅通志》卷二二五《列传三三·明十·赵州》引《高邑县志·郭醕传》附，实乃醕之孙）
第一，据我研究的结果，已建立粮长制的省分最多还不到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但这些都是田赋收入最多的省分，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其秋粮额数约占全国秋粮总额79%。在贫瘠或边远的省分，粮长制是不设立的。再则，已设粮长的省分有时亦暂废革不行，但以设置的时期居长。
《畿辅通志》卷一八八《宦绩六·明三·陈维城传》，第6896页，有“大户”。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三六。
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卷一二二《名宦七·张桐》。
参看嘉靖山东《高唐州志》卷四，万历山东《滨州志》卷二，嘉靖陕西《平凉府志》卷一，嘉靖河南《裕州志》卷三，万历河南《睢城县志》卷三。《明书》卷五一《纶涣志一》，洪武十五年四月免直隶、浙江、河南、山东税粮诏内有“近年以来，江东、浙江、江西及直隶府州官吏粮长，不行优恤小民……”等语（《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所载略同，唯文字较简略），其于河南、山东蠲赋的缘由，另有叙述而不涉及粮长，亦可为豫、鲁两省至洪武中年仍未设粮长之证。
又如《明宣宗实录》卷九六载，宣德七年十一月甲申，巡抚侍郎曹弘奏：“山东六府（按即全省）粮草旧无粮长，只是委官催督，官少事多，缺人差委，往往税粮亏欠”，乃增置府佐官员专理赋税。又可为山东直至宣德中仍不设粮长之证。然万历十七年马文炜撰《安丘县志·赋役考第七》，便有关于粮长的记载（引文见本书第163页注①），可能是后来设置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5册《山东上·兖州府志·户役论》云：“旧时征派税粮，即选殷实之家佥充大户，定分廒口，使之坐收。”这种按仓分征的亦法，似与分区征收的办法略有不同。上书第16册《山东下·青州府志·徭役》：“吾州条鞭以丁地兼编，省去九则之名，而收粮户仍佥民间，不招商。应是役者多干没。火耗银所入既易，不无冒破；而府差州役胁索之，又有通融之费。及亏正项，因而破产以偿者甚多。……上下视此辈为穿窬矣。”可知青州行条鞭法前，收粮户曾经招商人为之；及条鞭法行后，征收弊端仍未能解除。总之，在北方管理征收税粮的人，多名为大户，而不甚称作粮长。
既然粮、里两长同为负责征收税粮的人员，而里甲制又是普遍全国的封建制基层组织，则两者的合并可说是自然的趋势，其所以迟迟不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粮长的资力比较雄厚，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粮长不只容易骗得一般纳粮户的信任，并且对他们还有“积威”，使其不敢轻易拖欠；尤其重要的，如果税粮征收不起时，政府易于责令粮长赔垫。所以政府也乐得继续维持着粮长制的存在。下面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
宣德九年（1434）九月苏州府知府况锺奏云：
《况太守集》卷九《请禁妄动实封及冒军籍船户佥充粮长不符定例奏》。
近查长洲等县税粮不完，究其所以，盖因下等水乡艰难区分，原无殷富大户，俱系一般小民编充粮长，不能服众。……乞敕……但有此等艰难区分，……即于附近邻境区内拣选殷实大户佥替。
上文说明了佥用区外寄庄人户为粮长的理由。另一种情形，是区内确无殷富大户，只好由里长承办。如嘉兴县内，就是粮长制与里长承办制同时并行的：在殷富之区设立粮长，但贫瘠山区则用里长轮充。嘉靖十九年（1540）知县卢楩《为立役田以苏民困以重国计议》云：
崇祯《嘉兴县志》卷九《食货志·土田》。
切照本县钱粮浩繁，征收兑运，悉自粮长，责寄攸重。频年审佥，慎择殷实大户承役。……访得德化等都，殷实可充粮长之户尚多，各任其便，自相帮协外；惟胥山四都，素称患区，田土委的瘠薄，人户委的艰难，遇佥粮长，不过短中取长，并无中人之产。本职因其不能胜役，每年每里轮一里长为之领袖，免其收运。但里长亦系小民，虽曰众擎易举，终为力小负重，至有赔貱，岂堪贻累？……
以上两个例子也说出了粮长制不能遍及全国的理由。至于采用“裁粮归里”和“粮里统一”办法的原因，除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再派不到真正的大户来充当这一与轮充法、朋充法所共同具有的原因以外，它还有本身的独特原因，这可分三点来说：一，由于粮长可以不是本区内的土著，对于纳税户有时毫不熟悉，催征未免有困难；不似里长身居里闾，熟悉本地情况。二，粮区地面辽阔，赋税繁剧，催征任务往往非粮长之力所能胜任；不似一里的“税粮有限，完纳亦轻”，如遇有拖欠，亦易于追究。三，裁粮归里，行政系统上较为简便，易于责成。后面两个原因在明代中年以后特别显得重要。以上三点，可以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今值大造黄册，有贺生嶅举呈均甲而合粮、里长为一。幸我公加意生灵，悉心研究，条分节解，评注详明，申请大巡，未见批允。适有邓给事奏章下颁，亦以均甲为善，乃生灵该安之时也。……久不见示，恐有阻挠，禄敢再渎。夫均甲者，均民心之不均也。所以均乡官之怨而及子孙受福之均也。粤自圣祖设学校以育才，制科第以登贤，欲官之以安民保国也。故始录于泮，即复其身，……夫国恩大矣，民望切矣。原始要终，凡百供给廪禄、水手、牌坊、贺钱之费，虽国之常典，实民之膏脂，不思所以报答之，可乎？今者，位愈进而心愈贪，占夺田地，亦细事耳。且今大造黄册，十年之利害也。乡官受民诡寄，田一亩，银三钱；千亩，三百两，新例也。前册未有也。由差重而吏缘为奸，故避之也。……弊（敝）乡有顾大参者，无利而亲识寄田；及死，户下有田而无租，子孙赔粮而不知田主，可一征也。何今之受寄，而只图目前乎？且本乡乡官，为本乡之贤才，免之可也。邻县乡官，别府乡官，皆受诡寄而取利，何名也？亦有在任而不知，禄尝问其家亦不知，皆豪右略沾亲识者诡冒之也。请严加里书该甲之刑，即直言无隐矣。没入于官，惩一而警百，则诡寄可绝也。矧黄册止言男一丁，草房一间，田若干亩，未见有某乡官、某进士、某举人也。由此观之，同一齐民也，无优免之例也。试取册而验之可也。京官优免者，为劳于职也，免本户的名，非免诡寄也。外任休致，无之也。今也，概免之，不特免已，而免人，亲戚有利者皆得免之，何多也？贫民曷堪乎？今若此，再十年后之造册，皆乡官之户也，谁为里甲乎？物极则变，难言也。禄请决均之，所以通其变也。均役以久乡官之富，均怨以久乡官之寿，实为乡官造福也。何也？贫民代乡官之役，日祝乡官之死，怨极感天，必促其寿，乡官一死，百役推与之，以速乡官子孙之贫，亦天道往复之理也。弊乡有张正郎者，田止三百余亩，死后卖尽，而役不休，二子逃亡矣，可一征也。夫粮长，重役也；里长收粮分收之，则轻矣，圣祖之法也。前任陈方伯行府，府属六县俱行，惟海盐不行者，何也？胥吏绐之，阴阻之也。其言曰：前册大户千亩止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亦一里长，贫富不均，必待大造黄册，以大户为里长而就收粮，方无累也。此亦近理，故信而不行也。若今造册均甲，大约四百亩一里长矣。本甲里长而收本甲之粮，役一年而停十年，何有累乎？且民贫而逃亡多矣，今者逃亡之民，一闻均甲，渐渐复还，久不见示，又逃亡矣。秋水大溢，苏、松、湖州皆荒，止本县有收，皆公赐也。奈今多逃亡，苏、湖不久恐变，若逃亡之民助之，势转炽矣。矧江右已变，先焚乡官之宅，又挞乡官之肤，可一征也。……禄观田连千顷者，收租之时，纳米如市，甚乐也；粜米之时，米价腾踊，甚乐也；及闻均甲四百亩一里长，则千顷者数十矣，愀然不乐焉，广设沮挠之计。禄戏解之曰，无难，请奏于朝，尽除粮、里长之役可也。不然，惟欲一己脱役而多田，不顾贫民无田而当役，况非止一年，而十年之间，亦家破人亡，愁苦莫诉，而独安心享富，可乎？不仁甚矣！……今幸我公均甲，而以里长收粮，人人皆安，自逃亡而复还，……功德岂小补哉？再请一概不免而均平焉，大公如天，福民而延国祚，保乡官及子孙，谁不乐也？”（嘉兴府海盐县王文禄：《书牍》卷二《上侯太府书》，载《百陵学山》第12册）
关于第一点，粮长不熟悉管区内的粮户，因而改由里长催办，这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大诰三编》第一《臣民倚法为奸》中说到常熟县革去粮长用里长的理由云：
……本以大户为粮长，掌管本都乡村人民秋夏税粮。其官吏见法正且清，难为作弊，却乃设计乱法。其乱法之计：将粮长不许管领本都乡村纳粮人户，调离本处或八九十里、一百里，指与地方，使为粮长者，人户不识，乡村不知。其本都本保及邻家钱粮却又指他处七八十里、百十里人来管办。务要钱粮不清，田地不真，易为作弊。如此扰害细民。朕将原设三十余名粮长革去，……用六百有零里长催办。
当时的法令是允许粮长用非本处人充当的，这是因为并不是随处都有富户。但官吏也就利用这一罅隙如此作弊。
关于第二点，粮区地广，过于繁剧的情形，可引嘉靖二十三年仁和县知县赵周用排年里长以代“大名粮长”征粮时所说的为证：
万历《杭州府志》卷七《国朝事纪下》。
本县有四十二区。先年每区编粮长一名。〔又全县〕设大名粮长〔一名〕。〔杭州府属〕每县以七里为一区，区一役。凡区之赋皆辖焉，最号繁剧。三岁一编定。里胥视谓奇货，并缘为奸。富家规避贿免者不惜百金。隐实张虚，纵强凌弱。盖役一家而需索者且百家，此既一害矣。及役既定，名下所辖赋多至二三千石，少亦不下五六百石。在城者或直收乡下，在乡者或直收城中。住居既多星散，人户又不识熟，催征甚艰，钱粮难集。县中比并，捐资代输，动倾家产。其害又何如也？周知其弊，建议以排年里长岁轮一人，司里中赋，革大名粮长不编，前此诸弊皆得获免。盖一里税粮有限，完纳亦轻。且身在里闾，既不苦于往返，人户皆所隶，甲首又无敢负赖之者。即有赔偿，亦不旋踵抵之矣。于是倾荡之患什免八九，故诸邑仿之，至今为便。
上文里长“即有赔偿，亦不旋踵抵之矣”一句话最足重视。因为一里的税粮究竟有限，任务较轻；况且里长的人数较多，不见得个个亏空，即使亏空，还可在排年设法弥补。万历中朱国祯《均田揭帖》里也提到这一点：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四《揭帖》。嘉靖末年庞尚鹏在浙江用里长代替粮长，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上引文字是朱国祯对此事的评语。
大约中人之家（指里长），应役有期，力均时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
关于第三点，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般的意见皆认为“以本管里长催征本里人户，事势必为顺便”，但亦有持相反意见的。嘉靖末年归有光任长兴县（属湖州府）令，他在《乞休申文》中坚持反对裁粮归里说：
《震川先生别集》卷九《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参看王锡爵：《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
天下亦有不设粮长之处。惟独江南财赋最重，故以粮长督里长，里长督甲首，甲首督人户，二百年以来，未有变更。今者新行里递，意或便于浙东；若嘉、湖与苏州，土俗财赋相同。职生长苏州，亦知粮长之重，难而不可废也。夫以里递收粮，似散钱不能成缗；又以小户督大户，乃如以羊将狼也。
归有光的末一句话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粮长对地方豪绅的钱粮往往无法催征，乡绅可以拒不纳粮，而且可以包庇亲友，因此粮长难免赔累以致破产。至若里长地位更低，更难以督促大户；且里递分散，如无总其成者，便似散钱不能成串。反言之，必须以虎狼大户来作粮长，他一方面足以与其他豪强抗衡，另方面可以驾于驯羊似的粮户之上，其事势才顺便。这一论调，如果结合着苏、嘉、湖和浙东的差别情形来看，是多少有点事实根据的：前者是乡绅大户势力特强的富庶地区，后者则比较贫瘠，绅豪势力亦稍微薄弱一些。但是实际上当是朱明王朝根本没有法子教真正的大户来充当粮长，结果是只能抓些中小户来充数。在日益腐朽贪污的封建吏治底下，州县编定的大小户与实际的情况完全不符合。因之归有光的议论仍是不切合实情的，他仅仅看到制度演变的次要方面，而未看到其主要方面。总之粮里合并是明代粮长制演变的总趋势，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粮里合并的原因既如上述，现在来考察粮区的改变与随粮代征折役银的办法。明初粮区是依田赋的数额来划分的，每区一万石或数千石不等。划分粮区时地方官又斟酌所签粮长的田产的多寡以规定其所负荷的任务。可是，当时充当粮长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各粮区虽有大小的不同，区与区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却不甚显著。后来朋充法盛行，粮长一役逐渐变为全区粮户的共同负担了，这时粮区间的苦乐不均现象便显得特别突出。这种苦乐不均的社会现象之所以产生，也是和明代的豪强兼并分不开的。明朝自正德以后吏治败坏、户籍紊乱，豪强地主利用飞洒、诡寄等办法兼并土地。尽管某一粮区的大部分田产已经为邻区的豪富所霸占，但在本区的户籍图册上，它仍旧保持着原来的记录，构成了大量的空头田产，必须照旧纳粮当差，这就产生了区与区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的猖獗，必然使得大量粮户破产和少数粮户“发财致富”，因而区与区之间的贫富差别日益加深了。
粮区之间的贫富既然相差很大，那么粮区负担的畸重畸轻现象自然无可避免。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着整个帝国钱粮的征收，各地方官吏就不能不设法解决。于是，随粮派征役银的新办法出现了。万历徽州府《绩溪县志》载《粮长之役》：
万历《绩溪县志》卷三《食货志·岁役》。同条又云：“自后又准祁门（亦属徽州府）知县桂天祥议：一年里役之后，较其粮多者为粮长，稍多者为收头。至五年均徭，又以粮多者编力差，粮少者编银差。重差相寻，往往破产。旧例解户三名，乞损（减）一名以编粮长，又以裁革县丞皂隶益之，则上户得以粮长准力差，而下户银差如故。其收头之佥，以昔之该编粮长者为收头，编收头者为贴户。此议行之未久。万历年间知县陈嘉策条除本府申允行‘先里后粮’之法焉。”桂氏的建议，主要是将粮长一役的负担逐步减轻。
〔本县〕坊乡编为七区。先年每区额编一正二副，不论粮之多寡，苦乐不均。〔嘉靖四十一至四十四年〕巡抚周如斗议于均徭〔银〕内编佥，未果。知府何东序行县酌议，不拘名数，以粮为主，通融编佥。此区粮少，附近粮多人户帮之。大约每粮一石计收银三十两，人户多而征收少，公事易完，民皆便之。
何东序改变了旧日分区的办法，实行以税粮作标准，向全县粮户随粮带征折役银的新办法。所谓“通融编佥，此区粮少，附近粮多人户帮之”，就是消除了旧日各管各区的情况，由县统筹统收统支，将全县原设粮长名额全部折成役银一律随粮起派——大致每粮额一石带征粮长折役银三十两，得银后，以此作为全县粮长的开销。这样一来，不止打破了旧日分区编役的办法，连每区额设一正二副的规定也打破了，故曰“不拘名数”。实行的结果，据说“民皆称便”，因为粮长役银只向有田地的粮户征收，没有土地不交田赋的人户也就不须出役银了。当然这是一种很不彻底的折衷办法。
徐懋衡，婺源人，万历中知永新县，立官解法以苏民田，大吏下其法于诸郡，江右官解自此始。（《嘉庆一统志》卷三二八《吉安府二·名宦·明》）
再作具体说明。
然而徭役负担不均的情形，不只区与区间存在着，且里甲与里甲间亦存在着。因此通融里甲编役的方法亦甚流行，特别是自一条鞭法行后更是如此。这个办法与何东序的通融各区编役的基本精神是完全相同的。总之，自嘉靖中年以后，明政府在这问题上总的趋向，是将税粮的征收、解运收归官府直接办理。其结果，不但粮长的权力大为减小，就连里长的原有差事也少了许多。当时各项差役，连粮、里长两役在内，多采用折价的方式，人民交了代价银两以后，就无须亲自充当；至于原有的徭役名称则仍予以保留。下面引文中所说的“空役银”便属这样的性质。官府得银以后，直接雇人办理。随着一条鞭法的盛行，官收官运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这说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它的腐化程度日甚一日；另一方面也表示构成乡村封建组织的各阶层力量的对比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浙江嘉兴府《平湖县志》云：
光绪《平湖县志》卷六《食货志上·田赋·粮长》引乾隆旧志。
……相传古（指洪武年间言）有大粮长，声势烜赫如官府是也。宣德间改为永充。……景泰中革，未几又复。正德中，民贫不能充其选，遂有串名法。〔嘉靖中知县顾廷对〕均平〔法〕行后，始每岁每里役一人为之，充解银、米差役，复名之曰解户。其里〔长〕之值年者曰见年。从前直日提牌，敛里甲钱，以奉各“办”之役。条鞭行，而见年〔里长〕无所事事，与粮长分上下五甲督催仓粮柜银，在官听比，兼任城垣圩堰等役。行之既久，繁费渐多，仅仅中人之产，十年中迭支两役，欲不耗破，不可得矣。……万历后，银差用官解，以“空役”出银贴之，他役亦多裁革，止余米解在民，粮长役大省。城垣复用“空役银”官修，见年〔里长〕之役并省矣。
这就是所谓“三办”，参看万历《休宁县志》卷三。
上文说平湖县自嘉靖中年改串名法为均平法后，每里出银合雇一人为解户，于是往日粮长亲司解运之力役烦劳遂大为减省。自一条鞭法行，徭役折银缴纳，由“力差”改为“银差”，不分现年与排年，于是现年里长的事务亦大为减省，他只和粮长分掌上下五甲的仓粮和柜银的督催事宜，及兼管修理城垣等役，不须再值日敛钱来供奉“额办”、“岁办”和“杂办” 等项徭役了。至万历后，柜银改由官解，只仓粮仍由民运，于是粮长之力役又大省。其后修城一役又改折银差，由官修理，于是里长之力更省。
参看万历《会稽县志》卷七《户税三·徭役下·一条鞭考二》；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志·差役》；康熙《余姚县志》卷六《食货志》；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又参看拙作《一条鞭法》（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1936年）。
由力差改为银差，是明代徭役制度衍变过程的一般趋势，也是粮里长诸项徭役负担得以暂时减轻的原因。在赋役征收本色时，解运工作是繁重不过的；及行一条鞭法以后，不止徭役，而且田赋亦盛行折色，运输的负担自然大为减轻了。此时，田赋方面除了一小部分的仓粮仍收本色以外，其余大部分多已折银。关于田赋纳银的办法，有许多地方是由人民自封投柜，不须经过粮长的手里；有些地方，粮长只管收银，不管解运；又有些地方，粮长虽然仍管解运，但政府添派官吏押送 。所以采用这些办法，不单是为了减轻粮长的负担，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要收回自办。
《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1期，第145页。
由于充当粮长的已经不纯粹是少数的真正大户，它已转变为全体粮户的负担，所以自明代中年后，东南诸地纷纷设立“义田”或“役田”，以其收入来补助粮役的费用。这种办法在宋元时已经有了，流弊是很多的。如前引嘉靖十八年嘉兴知县卢楩《为立役田以苏民困以重国计议》就议用公款买田，交给粮里长招人承佃，除完纳正粮之外，以余米（即租额减去税粮后的收入）来津贴粮役。原议云：
崇祯《嘉兴县志》卷九《食货志·土田》。万历间袁表亦建议设义田于嘉兴府嘉善县，以助粮长及现年里役，见《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前言》。
……本职矜念及此，买田二百七十亩，定名役田。每里给田三十亩，着令轮年领袖之人召佃收租，除本田粮税之外，听以余米给赡该年粮役。纵有赔补，赖有取资，庶几区患小拯，民困少苏，而国储可无堕误。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壬戌，刑科给事中赵灼条除三事，其中一条议“立义田”说：
江南赋役必责粮长；粮长承役必至破家。宜设义田，收其所入，以畀承役之人。上区田六百亩；中区五百亩，下区四百亩，计亩出金置产，有司为之课督，则民不偏累，国课可足。
《明世宗实录》卷五〇四。
可是，户部复：“设立义田，恐于民情不便，徒滋奸弊。” 连政府都不义其所谓义，“义田”的真正意义亦可想而知。这种办法无非企图将粮户的一部分负担转嫁到佃户的身上去。
不管怎样地搞来搞去，结果是无论粮长或政府、农民或地主，他们单方面的以至彼此间的困难一点也得不到解决。读了下引崇祯《松江府志·田赋一》的一段话便可晓得问题的严重了。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乡绅充粮长》：“万历壬子（四十年，1612年），乡绅供充粮长。”
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万历《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云：“……嘉、隆前徭里甲法不均，其时□粮长、马头、库子等色，坊里之长操权横甚，户民一不当意，指名定役，富民立破产，小民糜碎。然自条鞭法行，而此属肆其大害，未尝减也。名曰一条，而四差依然存也。……”所谓“四差”，即为里甲、均徭、民壮、驿传四项差役。可见一条鞭法行后，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旧制每区设催办粮长一名，专管催征本区粮米，每年秋赴南京关领勘合，然役（後）承役，亦重典也。旧谓之“公务粮长”。其在本区图催办人户，则有零星窎远之烦苦；官豪掳（富？）宦，则有上门守候刁蹬之烦苦；民力既已告困，编审又或不均。乡宦田多，贻累日甚。隆庆初年始立官甲书册，每册用知数人一名，应完本折钱粮，自赴比较，与总经催人役无涉。该区图所存田亩，各图应纳银米，责在经催一人。其苦乐繇本图人户之完欠；而人户之完欠，又系该图田地之高下、本年收成之丰歉。更有经催善良，而人户奸顽者，则任意拖赖，而累归经催。又有人户善良，而经催奸巧者，则私侵入己，托名民欠。钱粮不起，皆由二弊。是役也，自今年十月开征，至明年十月完限，如数尽足，尚有匝岁奔走之劳；而民欠难完，往往堕误，甚有四五年尚未清楚者。沿乡催办，则有跋涉之苦；入城比限，则有盘缠之苦；完不如数，又有血杖之苦；田地抛荒，又有拖欠之苦；人户逃亡，有代赔之苦；若遇水旱凶年，钱粮无出，举一图之困苦，独萃于一人，破身亡家，卖妻鬻子，累月穷年，未能脱累。故百亩以下人户充此一役，犹虑不堪，若以零星数亩之户朋充，未有不立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