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粮长的职务和特权
一
正常任务
米麦之比。
明代田赋，分为夏税（麦）和秋粮（米）两部分。粮长的第一任务是负责征收秋粮。当时全部征收工作可以分为催征、经收和解运三个主要程序。初时，催征的工作还比较简单，最繁重的是解运。及漕粮改行军运以后，催征经收工作的重要性便被提居首位。
最初，催征以至解运，只由一名粮长总揽其事。其后这三个不同的程序，往往分由专人负责。与分工的需要相应，于是粮长有正、副、大、小……种种之分，其名称越来越繁杂，人数更加增多了；但任务越发难以完成。这就反映出来制度本身充满着种种的矛盾。
史籍上关于粮长职务的记载是零乱不清的。今试加整理，并作较有系统的叙述。首先要指出，前引《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九月初设粮长的一条记载（见本书第19-20页），只有“督其乡之赋税”数字，过于简略，不可能据以分析粮长职务的具体内容。但根据同书“洪武六年九月辛丑”条的记载：
据《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明会典》卷二九《户部一六·征收》所载，较《实录》为简略，但“每名”二字则据《会典》补入。按“知数”即计算员；“斗”谓“斗子”，量官米的人——但司仓者亦名斗子；“级”谓“节级”，司理官物的人。皆自唐宋以来便有。如洪迈《夷坚志》已有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溧阳仓斗子坐盗官米，点配”的记事。在这里两者已合并而成为一个专名了，其任务当为检验米谷的容量及其等级。其后，“斗级”一名词亦有时与“门子”（司阍）一词合而称“门斗”。邓之诚据清道光《大名府赋役全书》所载工役项目中有“门斗”一名，解释道：“门斗为门子、斗级之职，一人兼之。斗级管收租。儒学有学田，故以门子兼斗级之事。”（《桑园读书记》，第67页）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门斗》，一家社1948年版，第43页。
诏松江、苏州等府，于旧定粮长下，〔每名〕各设知数一人，斗级二十人，送粮夫千人。俾每岁运纳，不致烦民。
这里送粮夫竟有千人之多，占全体工作人员的98%。由此可以说明这一工作的繁重性；而整个经收与解运工作是在粮长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
关于催征与解运的手续，洪武十八年初步有了原则性的指示。《大诰续编·水灾不及赈济第八五》云：
当复设〔粮长〕之时，特令赴京面听朕言，关领勘合。不许地方犬牙相制，只教管着周围附近的人户，易催易办。
这是关于关领勘合与催办税粮的几点指示，还是不甚具体的。
前书《议让纳粮第七八》又云：
参看《宋学士文集》卷五四《苏友龙墓志铭》。
催粮之时，其纳户人等，粮少者或百户，或十户，或三五户，自备盘缠。水觅船只，旱觅车辆。于中议让（推举）几人总领。跟随粮长赴合（各？）该仓分交纳。就乡里加三起程。其粮长并不许起立诸等名色，取要钱物。其议让领粮交纳人，既是加三领行，毋得破调（反口之意）不敷。
这是关于小额粮户纳粮的办法：它采取大伙集款方式，各随粮付出十分加三的款子，以为运费（“盘缠”），自雇车船，并公推“总领”数人跟随粮长赴仓交纳。这种粮户自纳的办法，显然与洪武六年专设送粮夫一千名的办法不同。关于大粮户的处置办法，虽未见明文，想来应可以完全归自己单独料理，毋须采取集款方式，但必须随同粮长一起交纳。总而言之，在解运粮米任务的安排中，粮长所担当的是一个总领队的角色。
纳州县仓
以上各种手续和办法，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便有了整齐划一且更为详细的规定。主要点是：第一，勘合的关领期限及其手续都有明文规定了。第二，关于督办税粮，规定为粮长、里长、甲首分层负责的办法。今节录《明会典》卷二九《征收》所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的有关诸条文，分别诠释如下：
该设粮长去处，委官一员，率领该设粮长正身，务要〔名额〕齐足，定限七月二十日以里赴京面听宣谕，关领勘合，回还〔催〕办〔秋〕粮。
按勘合之设，由于洪武十五年“空印案”发（参看《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又卷一三九《郑士利传》），《洞庭集·纪·大明初略四》云：“诸布政司持空印纸至六部，钱谷币帛军需缪者更之。而以印纸填书，呈，补其卷。事觉。上怒曰：‘吏敢纵弊欺我至是耶？此无他，部臣肯为容隐，故藩省遂承之。’于是悉诛部尚书及布政司官。始议制半印勘〔合〕，防诈伪焉。”关于勘合的编制，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所载：“〔洪武十五年正月甲申〕始置诸司勘合。其制：以簿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册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府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部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之事，以下所司，所司以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参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三，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乙丑江西南丰县典史冯坚奏言第九点“增置关防以革奸弊”一事。
再根据较后的记载，则乡村的裁判权竟独归粮长掌握了。这种现象在宣德正统年间永充制盛行时，在浙江、南直隶、湖广几个重要省份都普遍存在着，成为当日的严重问题。《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1431）四月癸亥”条载：
《明宣宗实录》卷七八。
监察御史张政言：“洪武间设粮长，专办税粮。近见浙江嘉、湖，〔南〕直隶苏、松等府粮长，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乞为禁治。”命行在（南京）户部禁约。
何文渊，宣德五年“知温州府，……青田豪徐成不输赋，粮长叶孟圭督之，率五百人毁成屋，掠其财。成诉于官，三司欲兵之。文渊召孟圭，譬祸福，令还所掠，事遂定。”（侯仁之：《明史列传稿斠录·何文渊传》）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甲戌”条载：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一。又据吴宽所撰海虞粮长钱完（卒于景泰元年，1450）墓表云：“郡县推长田赋……自守令而下，有事辄谋之府君，……里有争讼者，往往就质，固有越境而至者矣。”（《匏翁家藏集》卷七二《素庵钱府君墓表》）
《大诰续编·粮长瞿仲亮害民第二二》记：“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纳户宋官二连名状告，科敛太重，纳粮既毕，拘取纳户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为农，致令告发。……”可见粮长可以拘留纳粮户。又据《大诰·设立粮长第六五》有“临门吊打细民”的记载。
这就是说粮长仍然是听讼的。至于粮长拘留粮户，私用刑狱，则早已见于洪武中年的记载 。
总而言之，粮长在执行正常职务时固然可以有许多作恶的机会，而在执行附带任务时还有更多的作恶机会，尤以其非法得来的干预地方行政和乡村司法的权力对社会所造成的祸害更为深刻广泛。
友松处士，姓申屠，名不详，桐庐深溪乡人（景泰成化初？）“为万石长，应上接下，咸得其欢心。事或县官弗能决，必取正焉。乡邻相曲直，得一言即解去。……岁必延名师教子弟，……”（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九《故友松处士墓志铭》）
除了非法的权力以外，粮长又享有法定的特权，最主要的就是粮长杂犯自死刑以至流、徙，皆得纳款赎罪。《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二云：
“许纳钞赎罪”一语，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〇作“许纳铜赎罪”，大约是钞法不行以后的事情。
〔洪武八年十二月〕癸巳，上谕御史台臣曰：“比设粮长，令其掌收民租，以总输纳，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甚便。自今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止杖之，免其输作，使仍掌税粮。”御史台臣言：“粮长有犯，许纳钞赎罪。”制可。
正统十二年令……天文生、阴阳生，粮长、里长、水马驿夫……优免有差（《明会要》卷五二《民政三·优免》引《世法录》）。
《清史稿·刑法志》注解，第45页。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四，《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4-45、590页。
《唐律疏义》卷二六《杂律上》，疏义曰：“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诸篇罪名，各有条例。”
见《大诰续编·粮长妄告叔舅第二〇》。
见《大诰续编·粮长瞿仲亮害民第二二》。
见《大诰续编·粮长邾阿仍害民第四七》，《粮长妄奏水灾第四六》。又如粮长陆仲和便因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党案有连被诛，参见《大诰三编·陆和仲胡党第八》。《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乙未”条：“粮长有征民夏税，匿绢入己者，刑部以监守自盗论。磨勘司俞纶驳之，谓：‘粮长因征夏税匿人绢，非盗在官之物，据律条，宜以因公科敛财物入己论罪，刑部所坐太重。’奏入，上从纶议。”
按自隋迄清末，以死、流、徙、杖、笞为五刑。明太祖原拟粮长犯死罪及流、徙的，止用杖刑，已可谓轻减已甚。今从御史台之议，许其纳钞赎罪，就简直连体刑亦可免去了。这样地优待粮长，无非意欲使税收不致受影响。所谓“杂犯”，似乎指的是所犯为与执行职务无关之罪；若舞弊营私的粮长，当然罪在不赦。我们只须一翻《大诰续编》，便可知粮长因作弊被判极刑的不在少数，如吴江县正粮长张镠及副粮长朱太奴以诬告叔、舅，“绝灭纲常”，且“多科良民”，故枭首示众 。其余处死的尚有上海县粮长瞿仲亮 ，及邾阿仍等；遣戍云南的有唐谦等人（邾、唐二人地区不详） 。当时甚至解纳延滞的亦得论死罪，由下引武进粮长王友谅一事可见。
《大诰续编·粮长邾阿仍害民第四七》：“粮长邾阿仍，自朕命有司召粮长面听宣谕，其邾阿仍坐视不出，令徐添长代替赴京，本人在家朋党谭理、徐付六……〔等〕起立名色，科扰粮户。……”可以为证。
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五《陈君墓志铭》。按陈昉为垠之第三子，《枫山章先生集》卷六《处士陈君原深（垠）墓表》云：“婺之东阳，故多衣冠望族。由宋以来，有所谓五府、三大宅、四名门者。……若路西陈氏，盖大宅之一。”陈垠，生永乐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407-1478）。“尝为租税长，每戒子侄，毋瘠人肥己，输官莫敢多赋于民。里有忿不平者，必就处士求直焉。正统乙巳（按正统无乙己，或为己巳，十四年，1449）括寇之变，邑里骚然，处士固结乡民，寨于洋溪山，寇不敢犯，卒用无虞。……（孙男）谭，业进士，有声庠序中。”又如嘉兴府姜雍代其父司出纳于官，其事在正统前（《匏翁家藏集》卷七一《姜正术墓表》）。
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七《明故处士张公巽庵夫妇合葬墓志铭》。
见1918年《上海县志》卷一九《人物补遗·史士能传》。
《归震川全集》卷二〇《王邦献墓志铭》：“正德嘉靖之间，东南之民，困于粮役，蹙耗尽矣。自儒者皆躬自执役。君一任其僮奴，至于不自给，终不以废学。”
前引洪武二十六年所定办法中载有每年由户部委官一员率领粮长“正身”赴京面听宣谕一条（见本书第43页）。所谓“正身”是指不得用他户顶替 。若由本人家族内的成员代替，似乎是法律上所不禁止的。所以它与“民壮”等役之必须由本人充当大不相同。这就是说，粮长一役乃“户役”而非“身役”。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之下，由兄弟子侄代役，竟认为美谈，旧日史家替我们保存了不少材料：浙江金华府东阳县人陈昉（生正统五年，卒弘治十年，1440-1497）“从……事举子业，……时其家为租税长，曰：‘此弟子所当服劳者。’遂往代其父兄执役不懈” 。江西永丰县人张宜众“年十九（时为弘治元年）即代诸叔父督税京师” 。明末上海富人史士能为粮长，主运漕米于京师，其兄士简、弟士端亦一同充役 。因此世代相传的永充制曾盛行一时决不是偶然的了。还有昆山县一个书呆子王瑭，他居然只管拼命地啃死书，漠不关心地将粮长职务完全交给仆人负责，弄到几乎破产 。
“半隐生者，姓赵名侃，字叔刚，世家（浙江）桐庐之孝泉乡。父南溪翁……生三子，叔刚其季也。……年十四五，方将造就于庠校，以南溪为万石长，赋役繁重，二兄分理不给，只为南溪累，叔刚遂弃学执役，代其劳焉。……景泰初，朝臣以事下出粟令。……于是谋诸二兄，告南溪翁，南溪曰：‘是吾意也。’遂转粟五百石于京师，朝廷义之，赐冠带，且旌复之。”（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八《半隐生传》）
“无锡有巨室，其一子为粮长，一子入学为弟子员。辽阳李公初宰是邑，其粮长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应之。李能识其非，曰：‘汝岂秀才而代粮长乎？’因出对云：‘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即对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时应对敏捷，人皆称之。”（沈周：《石田杂记》，《学海类编》本）
《明史》卷三〇一《列女传·诸娥》。又如浦江粮长郑濂，洪武十四年和十九年两次被逮，先后由其从弟湜、弟洧代为承罪，濂获免（《逊志斋集》卷二二《贞义处士郑君（洧）墓表》）。
康熙《常州府志》卷二三《人物传·王忠》。
在刑事处分上，家属也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孝女”诸娥的故事可资印证。娥父诸吉士，山阴县人，洪武初为粮长，被逋赋者所诬告，“论死，二子炳、焕亦罹罪。娥方八岁，昼夜号哭，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勘问。娥辗转其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兄而止。娥重伤卒” 。又如武进粮长王友谅“以输纳后期，法当死。子忠，年十七，即诣京恳请代父” 。王忠还可以说是自愿代父受罪，至加“罹罪”遣戍的诸氏兄弟，他们所犯的“罪”应当是“罪及妻孥”之罪。
赵巡，盐山之安都里人。父邦智，长者也。……被里书报大户，与同里张松共收邑税。邦智以贫不能应，携家避乐陵，松诬以负，逮系狱，捽几死。时巡年十四，……愿以身代父，邑侯遂释邦智而系巡。……（光绪《畿辅通志》卷二二一《列传二九·明六·天津府》引《盐山县志》）
最后，粮长的社会地位从以下两点亦可窥见一斑。其一，明代的户籍种类甚多，有军、民、匠、儒、丐……等。凡先世出身于乞丐的，纵使后人有产业亦不得充粮长、里正和入学。这是法令对于某一种社会阶层的特殊限制。嘉靖时徐渭作《会稽县志·风俗论》说：
见《徐文长全集》卷一八《会稽县志诸论》。万历《上虞县志·风俗志》云：“四民之中，有户以丐称者，例不得与良民等。相传为宋罪俘之遗，然远不可考。《会稽志》谓其如人身之瘤，盖其男女业非四民之所业，而四民亦耻为其业也。”（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史部二》转引）按元人称丐户为怯怜户。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人分官民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又说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明定户籍，编其门曰丐，其人在里巷，任猥下杂役，妻入大家为栉工伴婆，见《堕民猥编》。清雍正元年（1723）除绍兴惰民籍；八年除常熟昭文丐户籍（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至乾隆二十六年，准山、陕等省乐户、丐户于四世之后，方准报捐应试（《清通考》卷一九）。
……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北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按亦作惰民），籍曰丐户，即有产，不得充粮、里正长，亦禁其学。
翟颢：《通俗编》卷八引祝元明《猥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0页。
其二，粮长的称呼也是与众不同的，《大诰续编·民擅官称第六九》云：
民有无官称官者，……市乡多如此。……庶民擅官称，擅官称且无赧，岂不由是而根祸？朕谕之后，乡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则以粮里甲称；非粮里甲，则以字称；……无官者毋敢擅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果顽而违令，迁入遐荒，永为边卒，是其禁也。听戒之，毋犯！
可见粮长虽比官低一等，却比一般老百姓高出一筹。
[1] 见《顾文康公文草》卷一。按王鸿绪《明史稿》卷六〇《食货志二·赋役》又载：“至〔嘉靖〕九年，鼎臣为学士，复言：‘天下税粮军国经费，大半出东南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各年起运存留不下百万，粮长书手，奸胥豪右，扶同作弊，影射侵分，亦不下十余万。臣生长兹土，目击渔蠹，故 缕具奏，申荷圣明允行，而所司束之高阁，漫不为理，殊负陛下惠养元元励精政理之意。乞敕巡抚都御史毛思义督所司加意举行，将检蹋清查坍荒田粮的确数目，并改正各项欺隐情弊，具以籍报，毋复迁延慢令。’帝乃加申饬焉。……”这一段是《明史·食货志》没有记载的。按此疏全文载《顾文康公文草》卷2《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军国大计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