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读书散记
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有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大不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大不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分歧百出，汉、魏、晋、唐各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数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有出入；即使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不庵师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等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使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接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渊博，却又那样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ant），他能那样地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颜李学派之读书论
……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颜元《四书正误》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颜元《朱子语类评》
一
在沪杭车上，新近遇到一位劝人读书的说教人，他告诉我“开卷有益”的古训。他劝我熟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我请教他：焦循、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集解》《孟子正义》 比《四书集注》何如？他说他不认得焦循、刘宝楠。他说他自己读过《诗经集传》（朱熹）、《（尚）书集传》（蔡沈），但是他又不认识孙星衍、陈奂。他自己大概是从来不开卷的，可是他爱劝人开卷。后来他和另一车客谈起麻将经来，那么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我不禁肃然起敬；他的“有益”，既完全在“中”“发”“白”上头，自然非把开卷的事交给比他年轻的人不可了。我手边刚好拈起颜习斋的集子，我心里想想那位说教人不知除了开卷有益的老话以外，还知道世间另有“开卷有害”的话头否？因为我不爱对牛弹琴，也就不把颜李学派的道理说给他听。
我们浙东学派各流派，一向不大看重书本上的知识；北宋王安石，南宋吕祖谦、陈同甫、叶水心都把学问看作解决民生经济的实际方案，又把学问看作方案实施的历程报告，离开社会实际问题就无所谓学问。所以王安石行新政，司马光引经据典那样君子小人说了一大堆，还经不得王安石“不恤国事，同俗自媚”八个字的批评。由千载后的我们看来，像司马光那些人，救国不足，误国有余，都是那些圣经贤传害了他们，清初学者，如顾亭林、黄梨洲，也叫大家去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谓：“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顾亭林《与人书》）人总是皮包骨头，有感情有理智的，生当乱世，要叫大家忘记眼前的痛苦，不关心身边的问题，事实上本不可能；叫青年从街头回到书斋，爬到云端里去做梦，更非情理中应有的事。浙东学派反玄想而主实用，轻书本而重实践，至少对于现今这社会是一剂对症的药。
憎恨书本上的呆板知识，把“开卷有害”的话说得最透辟最明快的，莫如颜李学派两大师——颜元、李塨。颜习斋的一位门生用《中庸》“好学近乎知”那一句话来问习斋，习斋说：“你心中是不是以为多读书就可以破除愚见？”那人说：“是的。”习斋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李恕谷也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这是比浙东学派更进一步的说法。
二
所谓孔孟之道，自来被读书种子当作护卫自己的盾牌，只要他自己有什么作用，要对青年来说教，便托之于孔孟；两汉经学家，宋明理学家，以及董仲舒、赵普之类的政客，都玩过这一套手法。宋明理学家从佛教、道教学得一点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便把它套在儒家的思想上头，硬派孔孟是“明心见性”一路人；从《礼记》取出《大学》《中庸》，从伪《舜典》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心法，硬派作孔孟的哲学体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句话，道问学的程朱和尊德性的陆王在致知方面意见虽不一致，对于“用敬”则完全同调的。而且程朱所谓格物致知，最初主张“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子补《大学》）后来一让步，又把格物的范围，缩小到“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三项上头，谓：“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求其当否，皆穷理也。”（《伊川语录》）宋明理学家教人为学，逃不出圣经贤传那个小圈子，也脱不了禅家静悟的法门。颜李学派出来，才明明白白说理学家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那是野和尚，绝不是孔孟之道。颜习斋替孔孟和程朱画成两幅图画，说：
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觿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静坐，或执书伊吾，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
《论语》一书，记载孔门师弟问答，其中没有一句空议论，也没有一件虚设事；经过习斋这样对比起来，更可以明白孔门学问的本真，所以颜李学派敢于说这样的结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颜元《存学编》）“程朱……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
颜李学派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别人也以为他们晓得路程，其实他们一步未行，一处未到。这譬喻本来说得很好，不过宋明理学家还不至于空疏到这样；社会上一般章句陋儒，把书本上的知识当作学问，那才真是读路程本的人。颜李学派最反对人求纸片上的知识，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风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又说：“……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得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读书误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成了废物，这悲哀，颜李学派是看得非常透彻的；颜习斋曾经说过一段最沉痛的话：“……但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凡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我们假使无意于躲避这现实，我们该同意他们的说法。“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我们真该：“生存一日，为生民办事一日。”（《颜元年谱》）
三
再进一步，从圣经贤传那些纸片上打圈子的，误了自己，其害尚小，误了社会国家，其害不可胜说。颜李学派从这一点，对于宋明理学家以及一般章句陋儒有更严正的批评。习斋说：“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又说：“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知识分子平日对于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叹息几句了事。习斋诘问宋儒：
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梁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颜元《存学》）
我们觉得句句都是真实的话，清初多尔衮入关，写信给史可法，说：“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这岂独宋明的士大夫如此，自来士大夫无不这样把国事弄糟了的。
颜李学派不愿意知识分子陷溺下去，不愿意痛痒相关的社会更糟乱下来，因而鼓励大家负起责任来，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诸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习斋语）他们所认为真正的学问，并不是读书而是切实去“习”。习斋说：“孔子则只教人习事。……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扦格。一着手算九九数，辄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李塨也说：“圣学践形以尽性。……今儒堕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诵读，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写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恶动作，足之用去九；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践，性何由全？”至于他们所提出的学习范围，一为《尚书》里的“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二为《周礼》里的“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学问，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实践，一部分是事业上的实用，绝不是纸上看看口头说说心头想想所能交代过去的。颜习斋一生亲自耕田，亲自赶车，学习琴、骑马、技击、医学，研究兵法及水利，什么都是亲身做去，一毫不松弛，其精神大可佩服！
呜呼！用一个“呜呼”来收束罢，现在是大家在说“开卷有益”的时候，这“开卷有害”的颜李学派的主张，怕也会变成逆耳之谈呢，然而，习斋说得好：“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我们应该有独往独来的精神！
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
我所谓“古书”，指“五经”及“先秦诸子”而言。“通”的限度指“看懂文句，看通义理”。“再等一百年”是一句真实的话，没有半点夸张的意味。
清代以前，从来没有读通过古书，那是事实。西汉今文家把阴阳五行家的外套，穿在儒家身上，把孔子和“五经”连在一起，于是“五经”非本来的“五经”，儒家非本来的儒家，孔子非本来的孔子，董仲舒之流说《春秋》，刘向之流说《洪范》，目的在迎合君王的心理，做升官发财的工具，那样说经，永远说不通的，所以今文家虽说了微言大义，古书并未读通是显然的。东汉古文家以周公为圣人，以孔子为述而不作，训诂方面颇为努力；但看他们说《尧典》“粤若稽古”说了二三十万言，决不会有什么高明的见解；而且第一流大学者用全副精神去和今文学家闹意见，意气之争太多，把本义抛开了；可见古文家也不曾把古书读通过。东汉末年，郑玄融合今古文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可是他除了训诂以外，理义上的理解力太薄弱，没有什么大成就，也算不得读通古书。古书在魏晋以后，只有《易》《老》《庄》三书，经过清谈家的赏识，别有会心；其他部分是冷落下去；今文家的章句也先后亡佚了。唐人的注疏，因为他们重北学轻南学，反而把一些伪学窜了进去，古书的面目全非，更说不上通古书。宋明理学家以《书》学为灵魂，借儒家的尸体复活起来；他们的读古书，都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只是朱子的哲学讲义，和孔孟的本义有时竟会“风马牛不相及”。由此路以求通，其终点是印度，和释迦牟尼站在一起了。加以明代学问家的固陋，古书给他们捣乱得一塌糊涂，其去古书愈远，愈无从求通了。
整理古书向“通”的路上走，自清初经学家起。顾亭林的参互博证，胡渭、阎若璩的辨别伪书，开了清代考证学的先河；他们努力把前人所加于古书上的葛藤，一一剔挖清楚，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精神和方法都是科学的实证的。乾嘉以后考证学家努力所得的成绩是可惊的。戴东原所谓，“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故有师承，亦有时附会，晋人附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为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直把古人瞎讲古书情形一一说出。又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也把怎样求通的态度和方法都说出来了。经过那些考证学家的辨伪、校勘、考证，“五经”才粗粗可通，诸子也渐渐可通。但考证学家所整理的工作，散见那么庞大的《清经解》《续清经解》里，后人要从那里去求通，决无此精力，亦无此时间；因此宋明理学家的注解，唐人的注疏，依旧在社会上流行着。现在结总账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墨子》《庄子》之类都有很好的注解出来，四五十年后，“五经”之类，也会有定本的集注。目前的青年不必性急，让四五十年后的人去读古书，也未为迟。
特别要提出的是：光绪二十四五年，殷墟（安阳）发现龟甲那件大事，和中央研究院近年在安阳一带的发掘工作。龟甲文供给殷周时代的地下史料；有了龟甲文字研究，《尚书》研究方开辟出新天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古史讲义》，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出来，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又成为土苴，无足轻重了。中央研究院的地下发掘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年年有大量的新发现。关于殷晚期的文化，关于青铜期西欧与东亚的文化交流，关于殷代宫室明堂的制度，关于殷代版筑的方法，关于殷周棺椁的制度，关于古车的制度……目前都有新的认识，三五十年后的古史，将不知改变成为怎样的新面目呢！龟甲文字的研究，必待一百年后方能完成；那时的殷周古史，又不知改变成为怎样的新面目。在西洋，埃及古史本来也很荒谬；十九世纪后半期，考古学家在荒原上做发掘埃及古代陵墓的工作，在研究室中绞尽脑汁来解释埃及的文字，居然写成了埃及史的新页，十八世纪以前学者所不曾梦见的古史。我们所得的地下史料这样丰富，也许比埃及史还能写得完备些。
所以要通古书，切莫性急，请再等一百年，等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研究出来。
无经可读
“读经”的话，我听得很多了。依我这个从国故圈子里出来的人看来，问题还不在青年该不该读经，而在有什么经可以读，“五经”“九经”“十三经”，我差不多都读过了；西汉今文家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家的训诂，以及唐人的注疏，宋人的义理，清人的考证，我看得也不算少了；我的结论是四个大字——无经可读。
先从《易经》说起。《周易》是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家所附会的卜筮之书，和文王、周公、孔子绝对没有关系，画卦重卦之说，都是前人的谣言，这差不多可以下全称肯定的结论了。汉人阴阳家化的《易纬》；魏晋间老庄化的王弼注，神仙家化的《参同契》；宋以后道士化的《先天图》、理学化的伊川《易传》，谁的话都是主观的、臆造的，没有一种是可靠的。近年来容肇祖、李镜池的研究，方是《周易》研究的正轨，但三五十年内绝无完善的《易经》可读，谁都明白的，所以我们不能叫青年读《易经》。
其次说到《尚书》。《尚书》五十八篇中，有二十五篇是魏晋人伪造的；这件公案，早经三百年前学者阎若璩考成定案了；而坊间的《尚书》，还是用真伪杂糅的蔡沈集传，冬烘先生捧着这样固陋的集传来当读本，其不能理解《尚书》，可以推想而知。可是清人的研究，还只长于真伪的剖辨，文句的校勘，训诂的考订，其于整理古史，还差得很远。自安阳龟甲出土，古史面目焕然一新了，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已非阎若璩、孙星衍、魏源所能梦见，近年顾颉刚、李济的研究，更非清代学者所能及。百年后的《尚书》，一定可以淘汰汉、宋、明、清一切《尚书》的注疏考证，我们研究古史的都可以这样断言；可见目前——在古史整理未完善以前——叫青年去读《尚书》，只是白糟蹋了青年的精神和时间。
说到《诗经》，毛郑的笺注简直要不得，朱熹的集传也一样的要不得。清代学者考证注释的功夫做得很多了，如陈奂的《毛诗传疏》，可说十分完备。若以文学的眼光来看《诗经》，则他们的工作仍是徒劳的。青年要读《诗经》，一定用不着那些笺注；而以文学的眼光来整理的《诗经》，现在还没人做过，我们怎可把《诗经》全部介绍给青年？
《春秋》的纠纷是很多的，古文家要大家去读《左传》，今文家要大家去读《公羊传》，大家争辩得口干唇焦，青年还是瞠目不解所以。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春秋》是一部鲁国的断烂朝报，和孔子全无关系。《左传》是刘歆采《国语》中的史事，依着年月编排出来的古代编年史，和《春秋》也无连带关系。我们既不必把那本流水古账（《春秋》）介绍给青年，而给治古史有兴趣的人介绍那部《左传》，也与读经无关，读《左传》只能算是读史，不是读经。
《礼经》在今文家古文家的眼里，又是一个大纠纷。今文家把《仪礼》看得那样重要，说《周礼》是伪书；而古文家奉《周礼》为至宝，目今文家为固陋。其实今古文家的说《礼》解《礼》，都是空泛不经的，依民族学、风俗学、社会学来整理《礼经》，如江绍原、周作人、顾颉刚所做的，还仅是开端，离完成还远得很呢。连第一流大学者对于《礼经》都没有读通的把握，叫青年去读《礼经》，岂非荒天下之大唐？
此外《孝经》是西汉人所伪造的假书，杂乱无章，开端就说错；不独与孔子无关，即与儒家亦无关。那么芜杂的书，我们决不愿意青年们去读。又如《尔雅》，是一部汉人的训诂汇集，本非经书，备研究古书的人检查之用则可，怎好叫青年拿来诵读？又如《论语》《孟子》是儒家谈论人生问题政治问题的记录，把它放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自有其价值，但我们怎能勉强青年都去研究哲学和政治？我们怎能把《论语》《孟子》勉强青年们去诵读呢？我们要请教提倡读经的人们的有三项：
A.你读过经书吗？你看过《清经解》《续清经解》吗？你能分别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吗？
B.你下过考证功夫吗？你懂得理学家的把戏吗？你懂得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吗？
C.你研究过甲骨文字吗？你知道近三十年来古史研究的进步吗？你知道“五经”那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吗？
假使你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你就不配提倡读经！你自己既莫名其妙，还是免开尊口，不要贻误青年！
论著作
一
昨天，从书橱中翻检汪中的《述学》，是一部嘉庆年间的原刻本。汪中在乾隆时，负一代盛名，他的遗著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才梓刊行世；在他生前，《述学》仅有抄本，流传于友生间。《述学》刊本上有王念孙序文，谓其治经“振烦祛惑而得其会通”，其为文则“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从某一方面看，这并非溢美的阿谀。可是和汪中同时的史学家章学诚，却讥笑《述学》算不得著作，谓：
其人（汪中）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观汪氏之书矣，所为内篇者，……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立言有本》）
汪中的《述学》算不得著作，那些陈列在我的书橱里的，可以称之为著作的岂不少了吗？而今日坊间出版的书籍，岂不都变成牛溲马勃，不能入著作之林了吗？
古人重视他自己的著作，一生精力贯注在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上面，说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之名山”原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但生前增订修改，周详绵密，直到晚年或身后才刊印行世。顾亭林《日知录》，看是一种读书随笔；别人以为他一年可以写成几卷，他却说：“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笔记之类，这样不苟作；整然的著作，更非“寝馈以之”不可。亭林作《音学五书》，凡经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三次。近人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自属稿至脱稿，仅费十五天工夫，较之古人可谓奇迹。《清代学术概论》在商务刊成单行本，和《改造》杂志所载全无不同；卷端公然有“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的自识，古人更当视为怪事。
二
顾亭林《与人书》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凡是有真价值的著作，都是采铜于山的工作。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躬亲考察调查，以事实与记载相对勘，才铸成《史记》那么一个大鼎。顾亭林避仇北游，二十余年间，足迹遍北方诸地，每次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所至荒山颓阻，有古碑遗迹，必披榛莽，拭斑藓读之。……其成就多在出游间。”所以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并不是书生空疏之论。
章太炎先生谓：“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豮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忤；古之人无有也。”一种著作，分之则为数篇，合之就只是一篇，自有一个井然的系统。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项，以本纪、表为经，以世家、列传、书为纬，经纬相成，浑然一篇大文章。庄子《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三篇，合观之，也只是一篇大文章。大文章难于组织，古往今来，配得上著作之称的，先秦诸子而外，只有王充《论衡》、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那么寥寥几种。现代著作界显得格外贫乏，也可见一般组织能力的薄弱！
顾亭林自谓平生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古人先我而有，则遂削之”，就是说没有卓特的见地，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便没有著作之必要。近人著中国文学史，五花八门，出版了几十种。我们若要着笔写文学史，且看别人的文学史整理的成绩如何，若是自己的意见和他们全然相同，便不必下笔；若是大部分相同，小部分相异，只要写“某某文学史笺异”就够了。鲁迅先生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场便举出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说：“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彼详此略，互相发明，可说是最通达的办法，此法一行，坊间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学史可以废其大半了。
前人常为古书作注，注解也是著作。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与临川原书相为辅翼；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以刘孝标、裴松之之才，岂不能自作一书？乃谨以注文自见；可见著作为天下公物，原不必别张一帜以自高。（如郑康成编注群经，打破今古文门户之见；朱熹注《四书》，发挥了许多理学的真见地，注解和著作原有一样的价值。）
三
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唯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士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十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著作与纂辑
上海某刊征求近五十年的百种名著，商务印书馆推荐了独家经售别无分出的百种名著；其中吴增祺的《涵芬楼古今文钞》，也算是名著。又有数十名家推荐了二百十九种初荐名著，其中有××史料，××索引，××辞书，也算是名著。中国的著作界说，大概是沿袭孔家“述而不作”一脉而来的。
章实斋《答客问》云：“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他把一家著述和纂辑之书分得清清楚楚；既说到“著作”，原不该把“比次的”“考索的”一类书都当作一家之言的。至于书的效用，那又是另一问题；纂辑之书有时比一家之言有用得多，如叶圣陶先生所编的《十三经索引》，虽不是著作，在一般书桌上却少它不得。章实斋也说：“若夫比次之书，……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不可轻议也。”
章实斋《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与比类两家相互为用之理，甚好。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学术为天下公物，自书贾以书籍为商品，而著作日“滥”；自“”之法行，而注疏的成法废，人人替书贾去写成部的书，既非著述，又非比类，在白纸上印些黑字，使书贾可以捞钱就是了，“著作”云乎哉！
纂辑之书，如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周详有条理，可说是中国外交史长编。左舜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正续编，就挂一漏万，不能算是史料长编。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是一编最好的中古文学史料；但他的弟子以此为蓝本的《魏晋六朝文学史》都不成话。记注欲其“方以智”，著述欲其“圆以神”。纂辑要有很丰富的材料可以依据，要费很长时期去搜寻整理，如汪辉祖编《史姓韵编》，花了一生精力，左舜生在洋场编书，限以时日，只能编成那样不伦不类的史料。著述要有深邃的思考力，推陈出新，成一家言，英国哲人斯宾塞，以憎书有名，他几乎不读书，但他做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刘师培如把一套好材料交给自己的弟子，也写不成一本好的中古文学史。司马迁要把自己的一家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真所谓“甘苦自知”。黄宗羲的《宋元学案》，非全祖望不能竟其功；《学案》告成，快已满百年了。真的好著作，五十年间，有一二十部已经够我们满意了，哪里来的一百种？
书的故事
叶德辉，那个湖南的怪人（以大麻子出名），他写了一本不朽的书《书林清话》，说的是书本的故事。苏联有一位伊林，他也写了一本《书的故事》，风趣环生，引人入胜。伊林的书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叶德辉的书，那是写给专家看的，对于我，倒同样地受到了好处。
拉丁的古谚：“连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一本书的命运有时候却比人的命运更加奇怪些。沈复（三白）的《浮生六记》，这五十年间，要算最流行的书了；不仅有了英文译本，而且拍成了影片，陈芸的命运，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这本自传，作于十八世纪末年，直到十九世纪末年，才由杨引传在冷摊上发现刊行出来，中间就冷搁了七八十年；而且这发现是偶然的，若非王韬（杨妹婿）交由《申报》来印行，杨刊本也还是很少人去注意的。
和沈复同时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章学诚（实斋），他的《文史通义》（史学上最伟大的著作），一七八九年成书，直到一九二〇年，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才为国人所共知。最完全的《章氏遗书》，那是吴兴刘氏嘉业堂本（刘承干所刊），一九二二年出版，也在章氏死后百年了。
和章实斋相先后的另一大史家崔述（东壁），他的名著《考信录》，花了他一生的心力；幸赖他的弟子陈履和服官云南，才在昆明有机会刊出来。可是《崔东壁遗书》，为国人所认识，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这和《（王）船山遗书》，成书于十七世纪末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由曾国藩刊印出来，命运是相同的。
胡适博士作《章实斋年谱》，序中说：“他（章氏）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百二十年无人知道呢！”
到了铅印时代，由平版机而转轮机，书的出版，那真便当极了；一本六十四页的《生活》周刊，上午十时付印，下午四时便装订出四百多万册来了。
可是，一进入工业社会，书店以营利为目的；如商务那样的大书店，就不知淹死了多少好的著作。周作人翻译的《匈奴奇士录》（匈牙利，利育珂摩可著），那是清宣统元年，由蔡孑民介绍给商务的，直到民国十九年才出版，就在那冷宫中雪藏了二十年。要不是周作人出了名，成为了不得的作家，这部书是不会见天日的。我的朋友高君，他花了五年多工夫，编了一本《二十四史人名大辞典》；商务已经把这部稿本买下去了，他们所以买这部稿子，就因为商务已经出了《人名大辞典》，凡是同一类的辞典，就不愿意别家书店再出版同样的书。他们收买同类的稿本，即是保障营业的一种法门；至于编著人的心力，那就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了。诸如此类，死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中的稿子，总有一千种以上呢！
这类戕害著作的黑色故事，说起来还多得很。友人吕叔湘，他花了半年多工夫才译好路威的《文明与野蛮》，其后便在好几家书店的编辑部旅行了很久，差不多一年光景，又回到他的抽屉中去了。又过了半年，才由一家背时的书店拿去付印，差不多又过了一年光景，写信去问印出没有，说是已经排好，两个月可以出版。两个月之后再去问，说是市面不景气，暂缓些时就印。再过两个月去问，连回信也没有了。又托人去商量，说是可以把稿子退还呢，不过要译者付排版费二百五十元。后来还是请了律师打了官司，花了钱才把这部译稿拿回的。直到这部名著在生活书店出版，已经整整三年了。
以我所知，每个作家，都碰到过这样倒霉的事呢！
上面，我说了商务、中华那几家大书店的势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埋没了许多好书。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要不是国共分了家，创造社一些人已经决定清算商务的旧账了。不过，大树下好遮阴，许多书，全靠商务才得救的。因为，文人办书店，能像生活、开明那样有头有尾，实在太少了。新月社那群人，以胡适为首，梁实秋、潘光旦等教授辅之，办了《新月》杂志，又办了新月书店；后来新月毕竟关门了，胡适的著作，也都移到商务去了。
汪原放办亚东图书馆，要算最认真而且很稳健的一个，可是亚东关了门，胡适的《留学日记》转入了商务，那几部《文存》及编选最精明的《胡适文选》，毕竟还没有着落呢！北新书局，与开明、生活鼎足而三，新书的健将；北新老板李小峰，可说是依靠着鲁迅、周作人兄弟起家的，而今北新差不多完了，鲁迅的书，要不是那个出版委员会另行出版，也几乎绝了版呢。
陈铭枢拿出二十万元资本，叫王礼锡办神州国光社，一开头也是很热闹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就是神州国光社的本子。后来，这部名著，要不是由商务接了去，也会绝版的。其他朋友们办的书店，诚所谓昙花一现的很多。天马书店，出了许多名家自选集，到了今天，只有形形色色的《鲁迅自选集》满街飞，其他都不见了。
十多年前，良友图书公司的画报、杂志、专著，内容印刷都很考究；而今良友的书也都散落无余，要到地摊上去搜索了。今日的上海棋盘街，又经过了一阵台风，打得七零八落，商务、中华告退，而新华、三联抬头，于是昔日风行一时的名著，也论斤论担在拍卖了！梁启超、胡适的时代，也就这么过去了。
一部书的命运，真比一个人的命运还更离奇呢！
书的命运
水、火、虫和刀兵，为书籍的四大厄运，董卓的兵进了长安，就把皇宫的卷轴，当腰带缠，当垫子摊；苏联的兵，进了长春，也把清宫的书籍，当作引火的柴草。自古迄今，经过一次战争，书籍就碰上一次大劫，不在话下。六国典籍，到了秦宫，给项羽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也是一次最有名的火劫。明末清初，钱氏（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天下知名，也是葬送在一把火之中的。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就是担忧到火警的，所以那八十间房子，全系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头的。却又怕水潮霉湿，砖下放了木炭，吸尽水气。乾隆建阁藏书，就采用这一体制。范氏又怕后世子孙盗卖藏书，分二十四房管理，一房一锁；哪知后代败类就勾通了匪徒，挖壁偷书，到了民国初年，好一点的版本都已失去了。
古人以书籍传家，认为比良田美产好得多；可是，子孙不贤，偷了宋本《孟子》换糖吃，也和卖屋换雀相差不远。（绛云楼有几部宋本书，都是故纸店找来的。）清末有一位理学名师朱一新（浙江义乌人，曾在广州广雅书院做过山长），所有藏书，两子分家，每一种书切成一半；有上无下，有下无上，大家都看不成。到了孙子手里，论担出卖，片页不存。书家子弟，也不见得怎样高明。
鲁迅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译笔、印刷与装订均精，相得益彰，孟十还居然在上海的旧书店中看到了那部有名的《死魂灵一百图》。（据里斯珂夫说，《死魂灵》有名的插图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这插图，就算是在苏俄，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何况在中国？据鲁迅推测，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把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了。
乱世谈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为痛哭长叹息也！
我在旅行时期，总是带着几本书走的。带些什么书呢？大概是一本诗集，杜甫的或是陆放翁的，一部《老子》或《庄子》，再加上一本《史记》或是《聊斋》之类的。老实说，我的看书，看电影，有如别人抽香烟，只是消闲，教训意味太重的，就受不了。
我们在都市住惯了的，老以为印刷技术进了步，出版得很快，买书这件事，一定很容易的。哪知，一离开大城市，就算在东南文物之邦打圈子，也还是什么都买不到的。我上面说的这几部顶简单的书，第二级城市里，已经觅不到了，只能自己带着走的。那些城市中，顶容易买到的，还是昔时贤文，《幼学琼林》《百家姓》《千家诗》之类。江西乐平，也算是交通便利的城市，《百家姓》《千家诗》的销量，仅次于小学教科书，难怪到了福建的浦城，《庄子》也变成外国书了。有一天，一位宪兵问我：“《庄子》是一部什么书？”我说：“有一首题壁诗，你看过没有？那诗上说：‘我有一首诗，天下无人知；有人来问我，连我也不知！’这就是《庄子》。”他想了老半天还是不懂。我说：“你不懂也罢！懂就是不懂，不懂就是懂。”
旅行中带旧书，还有点便利处；在这个步步荆棘的世界，线装书比较少些麻烦（此时此地，当然又作别论）。一则，有前人替我们做了保镖，不至于有革命的色彩。二则，他们脑子里的反动派，都是近五十年间出来的，旧的总是正统派道理，想不到《老子》《庄子》也曾被前人看作是洪水猛兽的。
因为这样，有几部书，就变成了我的血和肉了；心绪一不好，就抽出来看看读读，过过瘾；古人所谓“不厌百回读”，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温州的书店里，买到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原由亚东出版，后来改由商务出版，称《胡适留学日记》），真是喜出望外。这部书，照理民国十二三年就该出版了，可一直到二十八年才出版，姗姗来迟，大家望穿秋水了。这部书，早十五年前出版的话，至少可以销几万部，到了抗战第二年才出版，不仅一般人的情绪有了变化，运销条件也受了限制。除了温州，我走了那么多的城市，没见过第二次。
如著者自己所说的，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中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于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奋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做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文化导师，这部札记，引人入胜之处甚多。其中选集了一些漫画，显得他的艺术修养之深。
这部书，就跟着我走了天南地北，许多朋友看了都爱不释手。可是，过了七年，抗战胜利了，商务本出来了，一般青年，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反应得非常淡漠，这种倒变成中年人爱看的书了。据商务中人告诉我：这种书，只销了二千部；比我们所预想的，不及二十分之一了。
《胡适文存》一集是权威的书，《胡适文选》是销行的书，《藏晖室札记》，变成了落寞的书，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买书
最近，接到一封家信，信中有一番苦口婆心劝我莫再买书的话。她说：“南方既非我们久居之地，搬起家来，书籍最是粘手，舍又不得，不舍又累赘；还是少买一些书吧！”回想起来，买书成癖，有时也真好笑；有一回，我买了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花掉了半个月伙食费，拿了书以后，却又偷偷摸摸地几乎不敢抱回家中去，那时的心境，连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大概戒赌、戒烟的朋友，也该有同样的心境吧！这几个月，我自己警诫自己，商务、中华都是“害人精”，最好过门而不入；可是走过大道中，接近了那一段，总有些使人恋恋不舍似的。幸而上海不时有书寄来，买书的狂热欲望，可以从邮局取书那一刻获得满足。
我的买书，有些小小的怪癖：甲，书面上要人题签的不买；乙，开头排列许多名人序文的不买；丙，标明为“必读书”的不买；丁，装上花里斑斓封面的不买。这些不成文法，连我自己也搅不十分清楚。好似我的第八觉，透过那书本，嗅得出那本书的气味的。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还逃不出我的双眼。有一回，在真如车站等车，从南新书店买到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这部书，一直就从真如看到了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了家中，从黄昏看到了天明，看完了才睡觉。这是我认识房龙之始，一直便成为这位自由主义者的信徒！这件小事，对于我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本来我立志要做康德，后来一变而有志于成为房龙了！
从商务印书馆廉价部，买到了福利德尔（E.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在我也是一件大事。那书前页上，题着如次的话：“假如有任何人奇怪，为什么在许多历史家已经写过以后，我仍浮起了再写一次的观念，请他先把以前所写的全看一遍然后再看我的；如此而仍要奇怪，那就是他的自由了。”（F.Arricnos）这样，这部书，就成为我手头最好的朋友了。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这才可以抓住了我呢！
积数十年之经验，对于买书成熟了一直觉的观念：一部好书，必定是朴素的；有如浣纱溪上的西子，布裙荆钗，毫无脂粉气的！
卖书
经过了“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惨痛的“书劫”，便指天为誓，不再买书了；而架子上的书本，又从誓语中偷偷地溜了进来。其间，只有一些小变化：从前见有所爱好的必买，后来缩小视野，只买文史部分的书，而以史学专著为主。可是书架逐渐增加，斗室逐渐缩小，又被封锁在书城之中了。上海解放前后，发下天大宏愿，要出卖旧书了；就像出卖儿女那样下了决心。首先想把灶披间那几架旧杂志开刀再说；一看那整份整份的是《世界知识》《中学生》、《国文》月刊、《观察》周刊、《文摘》《时与潮》《新中华》……理得齐齐整整的，怎么舍得出卖呢！好了，总算把一些不相干的定期刊物清理出来，连着一捆剪报的材料，可以交代了。书架上的书，它们鼓着眼珠看我，等我分出哪些是亲生骨肉，哪些是干儿子，狠心到什么程度。花了三五天时间，总算理出五大捆来；那时把心一横，卖掉也就算了。
有一天，经过卡德路旧书店，“高价收买旧书”的大字，引诱我去找那胖胖凸着肚子的老板。第二天下午，他果然到我们家中来了，肩上背着一把大秤子，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高价，是论斤秤卖的。当时他抛出高价是人民币二千元一斤（合港币四角）。这样，那几捆旧书，又搁在角上发霉了。几乎一家人，从老到小，为了出卖旧书而动员；进进出出，先后来了几十个收烂东西的，出的价钱，比旧报纸还低些。他们的理论是这样：“包起花生米、油氽黄豆来，三十二开本的书页实在太小，杂货店老板都不欢迎的。”从经济观点说，他们是不错的。不管严复译著有多少价值，万有文库本的严译丛书，还卖不到一千五百元一斤呢！
呜呼！买书难，卖书更难。倒还是那一捆剔除出来的旧杂志，开页比较大，向杂货店调换得一些草纸、肥皂、火柴来。这个动乱的世界，最好是心如枯木，百念不生；否则，爱书成癖，也就成为丢不掉的大包袱了。前几天，在叶灵凤兄家中看见了那么几房子的书，羡慕不止；转念一想，我又如阿Q似的，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无书岂不是更轻快些吗？这个世代，什么事都只有“今日”，没有“明天”的，什么理想，什么计划都是空的；连我这样的人，都不得不“今朝有酒今朝醉”了，世运之趋向，盖可知矣！
丁超五的书
前天有人说到了丁超五先生，我忽记起了我的书架上，有过一本丁超五的书；不是他所著的，而是属于他的书。那本书，是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中册（商务版）。一九四一年秋间，福州克复的第二天，我随军向那儿推进，从地摊上买来的，花了三元法币。这本书上，至少印了三十多颗邵武丁超五的图章，长方的，方的，圆的，椭圆的，正楷的，篆体的都有，图章既不高明，印泥也很坏。我总想不明白，在这样一部平常的书上面，为什么要印这么多的印子？印了这么多的印子，结果还是流落到我的书架上来；这个动乱的世代，身外之物，迁变无常，连自己都不知明年又在何处？更何有于书？丁先生似乎太执着了吧？有一回，丁先生到了赣州，我本来想送还给他，使物能归原主，恰好我在大学先修班讲近代中国史，得用这书作参考，也就不慷慨奉还了。
这些小节目上，每每流露着各人的性格。有的爱买书，保护得很周全，不要说勤于拂拭，不使染尘灰，也吝于借给别人。有的爱拖别人的书，一借便不还，张三李四的书，拖了一大堆，他自己也弄不清，别人来讨债了，他就要皱眉头，怪那位主人不大量。有的爱收藏珍本，“百宋”“千元”，成为收藏家；收藏家既讲究版本，又讲究图章，讲究印泥，可是每本书上，只打上一处二处印子便够了，并不像丁先生那么滥而不精的。我和丁先生正相反，把藏书印子搁在抽屉里，懒得去用它；偶尔买了新书，随便签个名，免得和别人的混在一堆也就算了。生平也积过三次书，都在二万册以上；第一回，毁于“一·二八”战役，第二回毁于浙东战役。现在看得很穿了，聚散本无常，缘尽即散，决不留恋。上海解放以后，索性把八部比较名贵的本子，随手送人，免得多所牵挂。——书籍有如子女，封建社会，以多子为福；到了工业社会，大家都在节育，反有“无子一身轻”的念头呢。
书呆子
王了一先生有一篇写“书呆子”的好文字，我见猎心喜，也来谈他一下。不久以前，一位朋友，他是第一次看《儒林外史》，这一看，那可不得了，满眼都是书呆子。谁是权勿用，谁是马二先生，谁是周进，边说边笑；只有他自己不是，因为他不是书呆子。吴敬梓是照了镜，连他自己也写进去的，就是杜少卿夫妇，也是雅中带酸的。
王先生说，普通总把喜欢念书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作书呆子。他说：“在这广泛的定义之下，书呆子又可分为许多种类，甚至于有性质恰恰相反的。据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产的书呆子，同时也有视财如命的书呆子；有不近女色的书呆子，同时也有‘沙蒂主义’的书呆子。”《儒林外史》把书呆子写成三类：一类是头巾气的书呆子，马二先生、匡超人都属于这一类；一类则是慕风雅的书呆子，牛布衣、权勿用那一串朋友都是；这两类都是吴敬梓所看不起的。在那个时代，这二类都是在功名圈子里打斤斗的，那几位吟风弄月的雅士，也是恋恋于后世之名，和科举中人争一日之长的。吴敬梓所敬佩的，乃是视富贵如浮云、高尚其志的人，他写了许多典型的隐士，而且是正义感极强的人。
我们就看杜少卿的一生，他这位大少爷、大好老是要一个人独自来做的；这一点，连他的兄弟杜慎卿也看得很清楚了。他那份财产，就是那么一顶炭篓子接上一顶炭篓子送光了的，最后，那位仆人看准了没有油水，也就放开牛，逃之夭夭了！他的真挚处，就在他能够一笑置之。杜少卿的最可爱处，还在他把书读通了，能够翻出孔夫子的神庙，自己有个见解了。他和其他书呆子不同之处，他只是不懂人情世故，对于“书”却是贯通了，比那些捧高头讲章句的腐儒高了一招了。
王了一先生说到书呆子的自得其乐颇为有趣。他说：“依我们看来，‘呆’的意义范围尽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去博取安富尊荣者，都可认为书呆子。依着这样说法，世间的书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细观察，却又不像始料的那样多。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变，强哉矫。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圣者也’。又有颇少数的人，为饥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牺牲他们的兴趣，然而大体上还不至于失了平日的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呆之贤者也’。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波特莱尔的诗有云：‘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我们将为此种人痛哭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
照吴敬梓的写诗，开头的王冕和结尾的荆元，才是呆之圣者也。至于杨执中夫妇，除夕晚上，既无柴，又无米，两老相对，点了一支蜡烛，把那只心爱的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也算得“呆之贤者也”了。我们朋友之中书呆子这一型人物，并不算少；谁是圣？谁是贤？也还得写到《儒林新史》中再说。今日的问题，还在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还不足以博三餐，那就不知怎么待下去才是了。莫罗亚说到那位希腊的哲人，他独身住在木桶子里，还可以傲王侯而轻视富贵的，假如带了三四个儿女住在今日的大都市中，难乎其为“呆之仙”了。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带着住调景岭的命运到海外来的，比莫罗亚所提出的问题更不容易作答案了。吴敬梓在三百年前，看到了书呆子的末运；而替书呆子作最真实的写照，则是鲁迅的《孔乙己》，孔乙己虽说君子固穷，结果还是打折了脚以致饿死的呢。
今天看了藏园的《偷书贼的故事》，也觉得很有趣。那位英国散文家吉生，有一次衣袋里有六便士，想买一本海涅的《台布拉斯》，又想买些东西来充饥，迟疑不决，在书铺门前巡来巡去，最后才下了决心进去把书买了，回到家里，一面啃黑面包干，喝冷水，一面看书，真是呆之圣者也！就是那位为了抢买海内孤本上断头台去的唐云仙，不叹惜自己的死亡，却惋惜他所拼着命去争的书，并非海内孤本，也算得呆之贤者也！我们中国的书呆子，本来有两句自己骗自己的话，叫作“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书本的确是我们的“曼依帕”（心灵的天堂），赏心乐事太多，尽有足够使我流连忘返的！前几天，我买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差不多使我整整两晚睡晚觉，连四更天都恍恍惚惚混过去了，弄得那两天六神不安。偏是隔邻的程先生，他就半夜里来拿了去；他嘴里是说：“明天我有四堂课，今晚翻一翻就算了！”一翻也就看到四更天，第二天早晨，一见面，就说：“你害人不浅！你害人不浅！”叫我不知怎么说才是！昨天，还有一位小书呆子打电话给我，说：“那天，从你那儿拿去的那些书，看不完怎么办？”书，真是我们的爱人，实在舍不得抛开的！
王了一先生从抗战的实际生活，叹息时势艰难，做书呆子实在不容易了。若是王先生今日投荒海外，不在中南区做行政委员，怕是他的叹息，比往日更为深长吧！我们所以不能永远安贫乐道下去，儿啼女哭，开门七件事的压力实在太重了，那是不待说了。杨执中虽可以和老妻摩摩香炉过日子，他那儿子，就非盛一碗白饭，泡点鸡汤吃饱来不可了。王先生说：“若真要做一世的书呆子，而不中途失节，古井兴波，至少须得找一个女书呆子来做太太。”时至今日，小杨要向杨执中清算一番，他们那只香炉能否保留下去，那就成大问题呢！
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成为我们的朋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曾写过一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开明译本），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尤其对于人情味，颇能体会。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那内山书店，尤其使我们留恋不忍去。他那书店中，人手很少，顾客随手翻书，甚至整天坐在那儿看，他也不厌恶的。这和我们进了中华书局的店堂，就有小伙计在后面盯梢那样恶劣的市侩作风，实在相差得太远了。有没有人偷书呢？有的，我的一位朋友，就偷过内山书店的一本辞典。内山也明知道有人偷书的，但是他对我说：“爱偷书的人，他一有了钱，一定爱买书的。现在被偷，就等于放了账。”他又说：“多用几个职员来看顾书架，不仅使人印象不佳；而且书被偷的损失，也不见得比多用职员更花钱些。”他真是通达人情的人。
他的书店，很快成为我们这一群朋友打尖的好去处；他总是煮茶招待我们，有时也备一点儿点心。有些熟人，也在那儿可以碰到。那时候，有些成了问题的朋友，就在那儿作通信地点。鲁迅和郭沫若两人，生前没见过面，但他们都是内山的朋友。一个书店的老板，像他那样，才算少一分市侩气；倒因为这样，他的书业比其他书店还发达些。我在商务、内山都是有欠账的折子的，商务是满了三百元，便前账未清，免开尊口的；内山书店是逢季必有账单，可是，旧欠未清，新欠还是照样挂起来。这么一来，在我倒反多买了一些书了。
在那一时期，正当中日的关系恶化之际，而我是属于抗日分子的特种人物的，和一个日本人往来，本来不十分适宜的。但是，我们都担心得很，觉得和内山做朋友，在内山书店进出，并无足以疚心之处，也从来没有人以为我们是亲日的。
有一回，鲁迅先生问他：“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于是鲁迅先生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中，曾说起了一件有趣味的故事。有一回，周先生曾在商务印书馆的西书部预订了一本德文书。某一日，来了通知，说是预定的书籍已来，可以带四块五角钱去领取。他以为那大概是运费，加上书钱，总要五六十元。他就准备了这些钱去领取。伙计把预订的书拿出来了，要他付四块五角钱。他问这是什么钱？他说：“这就是书钱。”于是周先生就对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这书无论如何也要四十多块钱，请你再细查一番。”但那伙计还是说：“不，四块五角就够了。”他又对他说：“这的确不对，这是四十马克的书籍，我想中国钱无论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还是请你查查看。”但那位伙计先生却说：“麻烦透了！你可以不必那么啰唆，你如果要，就付四块五角钱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他就付了四块五角钱，把它拿回来了。商务印书馆当然亏了本了。
这便是上海书业的写照。所谓科学管理的商务印书馆，便是如此。当然较之官办的正中书局高明一点，但比之内山书店，只不过较正中少了一些官僚腔而已，伙计的敷衍了事，大抵如斯。内山书店的成功，就在于老板与伙计打成一片，而书店与读者的合作，双方彼此信任，更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上海，依旧在北四川路底找到内山老板，闲谈了好几回；后来，他搬到了乍浦路集中管理区去，又见了几回面。他还是把他的书店当作事业来经营的。现在，他在日本；他的思想，还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加上他那日本人的气氛就是了。他的内山书店，一部分给王造时先生的前方书店接收了，尽管王先生是我们的熟人，书店的生意也还不错。但书店是书店，顾客是顾客，老板是老板，伙计是伙计，内山书店那份温暖的空气已经消失掉了。
鲁迅先生晚年印了几种精本的书，如《死魂灵一百图》《海上述林》《铁流》《毁灭》，都是内山书店代为发行的，内容形式都很不错。内山完造，可说是懂得文化的书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