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蠹话乙录
《浮生六记》
前天，我看了一本使人作呕的影片，叫作《浮生六记》，回来就写了这个题目；W君劝我不要写，因为有人正在那儿捧这影片的场，说是如何如何和封建意识在斗争呢！今晨L君来，谈及此片，亦有同感，就让我把憋着一肚子的话也说一说吧！
假使沈三白也和这影片里的苏三白一样的“酸”，那部《浮生六记》早该烧掉了。“风雅”是艺术欣赏的境界，卖弄风雅，以作诗赏月、游山玩水为高，那就酸腐了。“酸”与“雅”，一纸之隔，这是编导者所不曾理会得的。《儒林外史》中，有两群人物，一种是景兰江、支剑峰、赵雪斋、萧金铃一类的人，“吾辈今日雅集，不可无诗”，于是大酸了一通。又一种是杜少卿、杜慎卿那一型人：如少卿那样，“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风丰不同，有如此者。有一天，杜慎卿邀了几个友人在园中看牡丹，他们喝了橘酒，谈笑甚欢。萧金铃道：“今日对名花，聚良朋，不可无诗。我们即席分韵，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这是如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得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说着，看了鲍廷玺一眼，他便走进房去，拿出一只笛子来，去了锦套，呜呜咽咽，将笛子吹着；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乐》，真乃穿云裂石之声！这便是雅与酸的不同之处。
沈三白乃是杜少卿这一型人物，他是懂得艺术的，他爱好山水泉石之乐，却并不酸腐。他自谓：“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念，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这一方面，那两位编导人，可说是完全不懂，影片中的沈三白，变成了景兰江一流人，三白有知，真要叹气了！
这影片的编导人，他们对沈三白的了解实在太不够了。大概他们以为读书人的头巾气，总是这么重的；并不知道三白并非科场中人，而是一生游幕的。游幕的人，眼光比较远大，胸襟比较广阔，有时不免于玩世不恭；就因为他们能够玩世不恭，才敢在孔夫子神座前翻斤斗，不至于如腐儒那样迂拘。影片中的沈三白简直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所以一言一动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可笑。
沈三白的学养，在《闲情记趣》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关于静美的欣赏，我们的艺术，盖自佛家静悟中得之；（唐代画家张澡论画，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便是意境。）龚定庵在北平，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不关风雨晴晦也。”这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意境。因为他是领会得自然情趣而又表现得心中意境的，所以落笔出言，都不至于那么酸腐。有一回，他论到自然的情趣，说：“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他胸中自有丘壑，此等处，最宜利用天然景物来表现出来；影片中偏不从这些地方，反映出他的性格学养，整天只在那小房子中打圈子，如何会不失败呢！
头巾气的腐儒，最大的缺点，便是作伪装假；三白在这一方面，处处显出本质性情。他并不讳言游粤时期和船娘那一段浪漫史。（他记他处浪游，多述山水之胜，此处独写和船娘的缱绻之情。）他所欢爱的喜儿，就是一个朴素天真的女孩子。他“偶然独往，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艇怡然”。这是他处男女之间的尺度。这影片写不出一个天真的三白，那必然要失败的。
冯友兰先生有一段论自然境界的话：“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可以说是天真烂漫。所谓天真烂漫，是为他的而不是为自的，亦只能是为他的，而不能是为自的。一个人若自觉他是天真烂漫，他即不是天真烂漫。他不能对于他自己的天真烂漫有觉解。如此有觉解，他即已失去了他的天真烂漫了。常听见人说：‘我是天真烂漫的’，这是一句自有矛盾的话，亦必是一句欺人之谈。天真烂漫是一失不可复得的。自然境界，亦是一失不可复得的。”这段话极有道理，凡是说我们是风雅的，那就一定不懂得风雅了。裴冲要把沈三白弄成风雅之士，这就是这部影片失败的缘故。
写到这儿，我要申明一下，我也并不附庸风雅，以吴敬梓所写的杜少卿夫妇的极则，像少卿夫妇也还是标榜着风雅，带点儿酸气，不足为训的。我以为吴敬梓所写的读书人，以做裁缝的荆元为第一，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我们要把沈三白看作比荆元不足，比杜少卿有余的人，这样才能勾画出他的真正风格来。
严老笃行君子，而诗多风趣，杂以俳谐。其《游意大利邦淠古城》诗：“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墟太索然；今日逢场初破戒，美人去已二千年。”末句出人意表，读完不觉失笑。（邦淠城中有二千年前之妓院在焉。）他到底喝过墨水，吃过面包，呼吸过欧风美雨的，敢于摄取新意境，遣使新词语，运用新语法，不受旧诗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敢于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翻斤斗。如《榛苓谣》《铁血吟》《入美杂诗》，所用现代术语及美国人名地名之多，并不在后来著名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之下。王守恂引杨万里《序范石湖诗》谓：“公之诗，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他说范老“诣力于典章之沿革，政治之设施，经训之纯疵，词章之同异，笔札之工拙，及夫义理之浅深，人伦之鉴别，莫不融会贯通，蕴蓄涵含，适有感触，偶然发露，自抒胸臆，不假安排。”诚如杨万里所谓“猝然谈笑而道之，非若羁穷酸寒无聊不平之意也”。清末诗风，受宋诗的影响甚深；而新诗体诸家，也与杨万里、范石湖最相近，王守恂以杨万里之说论定严老之诗，也可见严诗所受宋诗的影响。
我对于新旧诗都是门外汉，爱读的诗，也未必合乎诗家的标准，不过诗总以“蕴藉含蓄”为高，因此严诗八百余首，我最爱好如次的一首：
东风作意助花开，柯叶鲜新若剪裁。不问园亭谁是主，纷纷蜂蝶过墙来！（《南满道中》）
《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出来，红学研究才进入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新红学”，这既不是王梦阮、蔡元培的猜谜式的红学，也不是胡适之、顾颉刚式的《红楼梦》考据，而是从新的社会观点来批判那一群人物的意识形态的“新红学”。雷电华先生说他“不单是了解了贾府上上下下每一个人儿的风情，甚至连和他（她）们摆龙门阵，乃至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都够资格”，确乎不错。（此书曾以散篇见于重庆出版的《现代妇女》，今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为近年来畅销书之一。）
贾宝玉的性格，若干方面颇似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从这面镜子中，也可以照见我们（连王先生也在内）的灵魂深处。他论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说：“从没落的贵族群中发现了彗星式的人物，一时光芒夺目，颇为惊人，但是昨夜的彗星究竟没有变成明晨的旭日；他除去灵感、贞情、正义，并不具有从现实世界中创造新时代的力量。作者说那块石头经过锻炼，不过是些私生活的情感磨折；作者说那石头上被镌刻了字迹，不过是些女人的名字，于此，他晓谕了我们，凡专凭直感反对现实的人物毕竟是不能改造现实的，只有怀抱‘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悲痛以归幻灭而已。”这可以说是曹雪芹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解剖；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诸氏，也逃不了这几句考语的。
曹雪芹的文艺修养很深，《红楼梦》中时常插入有趣的“文字游戏”；所以王、蔡诸氏用猜谜的方式来附会，不能说毫无因由；不过附会得越深，离题也就愈远了。王昆仑先生也懂得这一份道理。他说：“贾家四姊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与际遇，但结局都同样不好；她们的名字‘元’‘迎’‘探’‘惜’是可以读作‘原应叹息’的。”这也是一种附会，但九九不离经，合得上曹雪芹原著中所用“万艳同杯（悲）、千芳一窟（哭）”的尺度。我们且慢说王先生的诗文，单就这部书说，是可以不朽的了。
《约翰生传》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麦皋莱说：“如果荷马是第一英雄诗人，莎士比亚是第一戏剧家，德摩西尼士是第一演说家，那么，鲍士伟尔（James Boswell）毫无疑问是第一位大传记家。”鲍士伟尔，便是《约翰生传》的作者。麦氏还下了一句有趣的评语：“鲍士伟尔原来是一个大傻瓜，只有这样的大傻瓜，才能写出这样的大著作。”
近代的传记文学，有一大进步，即是把圣贤、英雄、领袖，去其神奇部分，当作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来描写，每一个人都有其缺点，凡间并无“圣人”，正如一切白璧都有其瘢疵；每个人的下意识库藏中，也都有其不可告人的阴影，尽管打扮着“正人君子”的模样出现，撒旦还是和他同住在一块儿。鲍氏的《约翰生传》在这一方面，它是属于近代性的传记，最真实、最成功的开山之作。
约翰生是十八世纪的一个“怪杰”。在鲍士伟尔笔下，这“怪杰”的怪相，写得穷形极相，使你捧腹大笑。十八世纪的英国绅士，最讲究仪表风度，处处要显出“雅”来；约翰生的容貌、举止、谈吐，正相反，一点儿也不“雅”。他“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活像一只人熊”。鲍氏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人家欢喜好吃的东西，像约翰生那样子的。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东西上面。他的眼睛盯着盘子。除非有贵宾在座，总是一言不发，至于人家谈什么，也不理会。这样，一直要等到他的食欲满足了才罢。他的食欲有如饕餮，食量大极了；一面吃着，一面额角上青筋暴了起来，一颗颗汗珠也落下来了。”我是二十年前读这部《约翰生传》的简本的，直到今天，想起了他的吃相，还觉得好笑。
英国人是懂得幽默的，鲍氏写这本《约翰生传》，不时也嘲笑了自己，有一晚上，他向约翰生诉说他想象中的痛苦。约翰生听得发厌了。刚巧一只小虫子绕着烛光飞舞，结果投在火上死了。约翰生便板着面孔对鲍士伟尔说：“这小动物真是自讨苦吃，我相信它的名字，叫作鲍士伟尔！”他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写在传记中去；不独约翰生是个怪人，鲍士伟尔也怪得有趣。约翰生曾经说：“传记唯一的条件是真实。”鲍氏替他老师的话实践了。
等到路得维希、莫罗亚、史特莱出来，传记文学进入新的高峰，但要超过鲍士伟尔的《约翰生传》，也还不可能呢。
《维多利亚女王传》
《维多利亚女王传》，我说的不是这部正在上演的影片，而是那部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写的伟大的传记（商务译本）。当代三大传记作家路得维希（德）、莫罗亚（法）和斯特雷奇（英），都是我所爱好的人，路氏绵密，莫氏明快，斯氏深刻，各以所长，自成一家言。
传记的艺术是不容易的，斯氏说：“传记家要保持一种恰当的简洁，就是说，要把一切重沓泛滥的材料完全删去，而没有删掉一点儿重要的材料，这毫无疑问是传记家第一个任务。至于第二个任务，那也同样没有问题，就是传记家要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任务不在恭维人家，而在把种种有关系的事实，依照他所能了解的，揭露出来，既不偏袒，也不带别的用意。”（传记家要有超脱的态度，要与他的对象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对他的传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就是设身处地，“出乎其外”，就是置身事外。能“入乎其内”，于是能对传主表同情，能与传主共爱乐；能“出乎其外”，于是能观察他，衡量他，描写他，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斯特雷奇笔下的维多利亚女王，是活在我们眼前的，诚如华尔芙夫人所说的：“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将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女王，好比鲍士伟尔的约翰生博士是我们心目中的约翰生博士。”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形象；她让斯氏进入她的下意识中，使我们明白，她如何爱上了亚尔培（配王），又为什么跟他闹别扭，后来为什么又和好起来。至于那些首相们，她欢喜狄士莱利与梅尔本勋爵，不欢喜格兰斯敦与柏默斯敦；他就从她的心灵深处，发掘出她为什么欢喜这个而不欢喜那个的缘由。这是他对于这个女王心灵园地的探险，找到了她朋友们所没有知道的秘密。而且他对于这位女王，并不作过分的同情。“他的笔端始终带着精致的谐谑与轻微的讽刺。她的虚伪、浮浅、恶俗、怪诞，没有一样能跳过他尖锐的笔头。他是活了二百多岁的服尔太 （Voltaire），他有服尔太那种冷静分析的头脑，虽则他的感觉，他的想象是现代的产物。”
假如你看了那部影片，觉得满意的话，你看了斯氏的传记，会觉得更满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