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惧

作者:铃木大拙
不惧

《不惧》,是铃木大拙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铃木大拙从佛教的源流、禅门公案等着眼,使读者领悟:禅自生活中来,它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相反,它是最实在、最贴近生活和人的生命体验。了解禅,是为了解决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偏离自己的内心带来的痛苦,化解最 深层的心理困境,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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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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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用十八天在“一种轻盈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从完稿到出版,他只字未动。赫拉巴尔自己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孤独》,我都害怕去读,甚至连一行字也不敢看一眼”。小说以一个餐厅服务员蒂迪尔的打工经历,展示了捷克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变迁。这部作品体现出作家一贯的回忆录式“传记”创作风格,通篇描绘了旅馆、饭店、酒家、餐厅和私人会所的生活,处处流露出布拉格帅克式的幽默、揶揄和调侃。

成方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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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书。十三卷。清·吴仪洛撰。刊于1761年。撰者认为《医方考》和《医方集解》 二书,海内盛行,硕论名言,亦有缺略。故在二书基础上,于乾隆二十六年 (1761) 撰成是编。共二十二万字,载古今成方一千三百首。书中首为方制总义和内经方。卷首为制方总义及内经方;卷一~十二将方剂分为治气、理血、补养、涩固等24门。每方记明主治、组方、配伍及方义,有的方剂注明出处。解放后有排印本。

江淮异人录

江淮异人录

宋代文言志怪小说。宋初吴淑撰。一卷。有《道藏》本、《知不足斋丛书》本、 《龙威秘书》本等。 《四库全书》本、《函海》本分为二卷。此书所记,多道流、侠客、术士之事,共25人。其中唐代2人,南唐23人。所记多出传闻,描写也不无渲染,然而也并非纯属杜撰。体例在笔记、小说之间。如《耿先生》篇,马令、陆游的《南唐书》皆采之入史。这些人仗义行侠,扶危济困,而行为诡异,神出鬼没。这部出自一人之手、专写怪异事的专集,对后世飞仙剑侠一类的小说有一定影响。原书已佚,后从《永乐大典》录出。有《知不足斋丛书》本、《龙威秘书》本等。

诗辩坻

诗辩坻

诗话著作。清毛先舒撰。毛先舒,一名骙,字稚黄,一字驰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诸生,不求仕进。精音韵,能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并称“浙中三毛”。有《思古堂集》。《诗辩坻》四卷,前三卷为总论和历朝诗评,末卷谈作诗法则、竟陵派得失和词曲等三题。全书标格论法,与“性灵”说针锋相对:“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溢。”他将“法”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置于作家的“才”、“情”之上,一再说:“作者,揽群才,通正变,以才裁物,以气命才,以法驭气”;反之,“法不胜才,才不胜情,注辞而倾,抒愤如盈,务竭而无后虑”者,则是“小人”。他评诗推崇盛唐以前而排斥宋诗,立场大致与严羽及明七子相近,不过态度较为平允,并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诋“上下千古,所铸金呼佛者,则唯一李攀龙”。他对竟陵诗派的批评,分“立说善者”和“立说谬者”两个方面,也并不一概抹杀。书中的诗评,细处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颇有舛误,然而大处却也自有心得,不为无见。如说:“汉诗朴处似钝,其气为之也;魏诗壮处似露,其才为之也;六朝诗典处似方,其学为之也;初盛唐诗赡处似滞,其格律为之也。”又将曹植、陆机、陶潜、谢朓、沈、宋、李憕、李颀、李、杜等人作为开诗风转换声气之先的关键人物,等等,虽有可议之处,然大致恰当,足资启悟。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加里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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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加里波的》林白水著。加里波的即加里波第, 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卓越的军事家。生于海员家庭。早年当过水手和船长。1834年参加萨伏依起义后流亡南美,曾参加巴西和乌拉圭等国的革命运动。1848年返回意大利,次年为保卫革命中建立的罗马共和国而浴血奋战。共和国失败后率数千人撤离,跨越亚平宁山脉,沿途传播意大利统一的思想,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1860年组成“千人红衫军”,解放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两地后并入撒丁王国),对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生最后一次战斗是1870年援助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进行普法战争,并热烈祝贺1871年巴黎公社的诞生。

大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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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洲主义”(The Great 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致力于改变亚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呼吁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并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亚洲发展的亚洲区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无疑在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先导意义,但在当代则更可以通过透视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真实意图来挖掘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今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携提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