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儒学
禅反对一切学问和文字，然而在日本，禅却对儒学的研究和印刷术的发展产生过促进作用。这听上去好像是一种奇谈怪论，甚至是一种反讽，但事实就是这样。禅徒不仅印刷了佛教的书籍，还印刷了儒教和神道的大量书籍。
大多数人都认为，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的黑暗时期，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个时代，禅师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日本，并开辟了两种文化在日后的融合之路。
同时，在这个时期也酝酿了那些最能代表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如俳句、戏剧、能乐、插花、园艺、茶道等。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下受到禅师影响而在日本发展的儒教，为此必须先谈一谈中国的宋代理学。
就政治方面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代（960～1279）是个多难的时代。由于不断地受到北方异族的威胁，宋代统治阶层最终渡过淮河，移向南方，却还是在1127年不得不向北方异族屈服了。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鸣道集说》
这里所谓的异端，指的当然就是佛教思想。理学家认为：高深玄远的佛教学说，不能被现实而功利的国民消化。此理学的实践性与禅被一起带到了日本，随之而来的还有深受朱子的战斗精神影响的民族主义。
在南宋后期，许多政治家、爱国军人、禅师率先参加战斗，抵御外敌，在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都渗透着民族主义精神，当时游学南宋的日本禅师就吸收了由朱子学派确定下来的精神和哲学，并将其带回了日本。除此之外，许多从南宋到日本寄居的中国禅师也将理学家们的手记和禅带到了日本。
在日本，宣传民族主义哲学的一致力量就此形成，并在各个方面获得了成功。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朝廷，做出试图把一直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的政权夺回来的决断，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这一恢复皇权的运动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天皇和其朝臣对朱子的中国史进行了研究，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而指导这一研究的就是僧侣。
据史学家考证，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也是研究朱子学取得的成果之一。亲房是后醍醐天皇身边的一个杰出的文臣，他和天皇都是参禅家。
不幸的是，后醍醐天皇与其朝臣的复权运动没有成功，并造成了以后的病态政治，但这并不代表儒学在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已走向衰落。在五山及各地禅师的援助下，儒学研究还是很活跃。在室町时代，朱子学作为儒学正统派理论得到了广泛地承认，僧侣们也开始研究它，而且带着超出研究一般纯学术爱好的热情。
他们非常清楚哪里需要禅，也知道理学在什么地方最具有实际的用途。就这样，他们成了官方的理学宣传者，其影响从京都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偏僻的地方。
禅师们区别对待禅和朱子理学，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德川时代，使日本佛教和儒教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明确的划分。激扬着中国式思维和情感的实践精神，在朱子学中是得到了认可的，创立了德川幕府的人们对此也非常渴求。
经过多年的战乱，他们热望在全国及早恢复和平与秩序，而且知道中国的学说是达到这一目的最适当的方法。最初研究由朱子训注的理学著作的御用学者是林罗山 [42]和藤原惺窝 [43]。原本是佛教僧侣的惺窝，由于喜欢研究儒书，最终离僧还俗，不过在较长时间内他并没有蓄发。
在罗山和惺窝之后，还可以找到研究儒学的后继人，因此禅师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宣扬自己的学说，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但不可忘记的是，自从理学被介绍到日本之后，就不断有人鼓吹儒教、佛教、神道三教合一，这一点与中国类似。
在日本思想史上，对此点能够进行证明的、值得重视的事实是，足以体现日本国民精神又得到官方认可的神道，并没有与儒教和佛教有别的独立的内涵，因为神道本来就没有能够使其独立的哲学，其存在意识是在同儒、佛接触之后才开始觉醒的，并由此学会了如何表现自己。
当然，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实：本居宣长 [44]和他的门徒曾对儒教及佛教进行过猛烈地攻击，认为儒、佛作为外来学说，根本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感知方式，但他们这种爱国的保守主义是由于受到了政治动机的刺激，而不是出于哲学上的动机。
他们确实为1868年的明治维新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单从哲学观点来说，他们的宗教、民族主义辩证法的普遍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