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常识
作者：曹伯韩
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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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鉴略
《四字鉴略》是清代顺治年间，江苏南京进士王仕云着手编纂的一本四字一句的概述中国通史的书。凡一卷，更为简洁，易记易诵。侧重记述政治、军事大事，与国家兴亡朝代更替无关的略而不书。
此书顺治年间成书，为了避清帝讳，在翻印时作了改动。如将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改为“宏治”以避乾隆弘历讳；将唐宰相崔胤改为“崔允”以避雍正胤禛讳。作者是清初人，书最后一句是“大清奋起，薄海一统”。民国翻本又加了“辛亥革命，帝制告终”一句。民国初年上海昌文书局有石印本。鲁迅散文《五猖会》所引即指本书而言，近绍兴发现《新镌四字鉴略》，疑为鲁迅所用发蒙本。
催官篇
二卷。宋赖文俊 (生卒年不详)撰。赖文俊.字太素,处州 (今属浙江省)人,曾官于建阳,好相地之术,后弃职浪游,号布衣子,世称赖布衣,撰有 《绍兴大地八钤》、《三十六钤》、《催官篇》等。《催官篇》一书,分 《评龙》、《评穴》、《评沙》、《评水》四篇,各为歌诀。其 《评龙》篇以二十四山分阴龙阳龙,以震庚亥方为三吉,巽辛艮方及丙兑丁方为六秀,而著其变换受穴吉凶的应验。《评穴》篇以龙为主,而受气有挨左挨右的差异。作者认为,如择阴宅得法,“骤发官贵非为难”,故名。
孟子章句
十四卷。东汉赵岐撰。赵岐字台卿,东汉经学家,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赵岐初名嘉,后为避难改名岐,字邠(豳)卿。岐、邠均是古都邑名,周族发祥地,分别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和郇邑西南,为赵氏世居之地。赵氏改名岐,字邠卿,以示不忘家乡。赵岐少时即以明经著称,富有才艺。他为人廉直,尤其疾恶宦官,与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宿有嫌隙。延熹元年(158),玹为京兆尹,欲加罪赵氏。岐避难四方,在北海卖饼为生时撰《孟子章句》十四卷。唐衡死后,赵岐遇赦复出,先后任并州刺史等职。后又遭党锢之祸十余年,党锢祸解,累官至太常。赵岐的著作,今有《孟子章句》与《三辅决录》传世。《孟子章句》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均以《孟子注》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孟子章句》见录。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赵岐注则着力阐释义理。《孟子章句》将《孟子》分为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共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孟子》注者最早为东汉扬雄,东汉程曾、高诱、郑玄、刘熙等都有注本,但均已亡佚,赵注为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本。后宋孙奭作《孟子音义》、清焦循作《孟子正义》,均以赵注为依据。朱熹作《孟子或问》,对赵注也多有采纳。此书虽然不如后人注本精密,但筚路之功不可没。《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正义》,题为赵岐注、孙奭疏,实为南宋士人伪托,对赵注多有改窜,所以已不是赵注的原貌。传世的《孟子章句》有清初影宋抄本(存一至四卷,七至十四卷,北京馆藏)、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北京馆藏,附孙奭音义)、清乾隆间曲阜孔氏《微波榭丛书》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刻本,均题为《孟子赵氏注》十四卷。另天一阁、上海馆藏有传抄本《孟子章指》十四卷。孙奭《孟子音义》二卷,也可以与赵注参照。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大悲启请
大悲启请一卷，佚名，编号二八四三。
阿吒婆呴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
一卷，失译。与幻师咒缘起同，而说咒人，及咒，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