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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1734至1737年写成。全书共分3卷,1739年出版了第1、2卷,1740年出版第3卷。第1卷论述了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休谟认为,哲学首先应在经验的基础上,用经验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知识的性质、范围和能力,不要超越这个范围和能力之外,去追求那些关于世界本原等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认为感觉经验即知觉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知识的来源,我们只能认识知觉之间的关系,认识只能限制在知觉的范围之内,知觉则是由心中不可知的因素引起的。除了知觉,在知觉范围之外,是否有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存在的问题,在原则上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称他的这种观点为温和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他用他不可知论的观点既批判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不过他认为知觉不仅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唯一的存在,所谓事物不过是一束知觉,这同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同出一辙,因而其哲学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论述了因果性学说,认为因果性观念是习惯性的联想。第2、3卷阐述了他的道德政治观点,认为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和情感(或激情)而不是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和“同情心”。
全宋文
《全宋文》是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一集，64卷，是一部宋代文章总集。其对于研究宋文代的历史、文化、文学的重要价值，已为学界广泛肯定。
端溪砚史
清吴兰修撰。三卷。首卷记端州产石各坑;次卷论石质,并详琢砚、藏砚诸法;卷三记开坑及余事。
野火春风斗古城
当代长篇小说。李英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小说以作者自己当年在河北保定做地下工作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1943年作为华北日伪指挥中心的河北省保定城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伪组织内部进行政治攻势,为争取、瓦解和分化敌伪军以孤立日寇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小说着力塑造了杨晓冬这个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坚定刚强、沉着机智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的形象。他只身深入虎穴,与伪省长谈判;为了破坏敌人抢粮,他化装大夫借口给商会会长治病,进入商会,严厉警告商会会长不许以交通工具支援日本侵略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出其不意,袭击了敌人防守省城的治安军司令部,使正在围剿根据地的日伪军不得不迅速撤回;被捕后,他仍坚贞不屈,利用宴乐园的盛大酒筵场面,作了大义凛然的演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斗争精神。小说还描写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同胞姐妹的形象。金环泼辣、勇敢,对敌人嫉恶如仇,对同志热情如火,她忍受着丈夫牺牲的痛苦,为了革命工作压制住对梁队长的感情,奔走于党的内线与外线工作之间,最后不幸陷于敌手,受尽酷刑,临牺牲前依然想的是党组织、革命事业和同志。银环性格与姐姐相反,她沉静温柔、善良朴实,严格要求自己,忠心耿耿为革命而忘我工作,出入魔窟而毫无惧色,寒冬腊月,当掉毛衣为周伯伯治病。金环牺牲后,她更积极活动,大胆地劝说日伪军官关敬陶夫妇反正。她的性格在斗争中一步步从软弱走向坚强。小说“紧张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是通过真实生活的反映被表现在朴素的艺术形式里”(李希凡《也谈〈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长篇被译为日、英、俄、朝、保等多种文字,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到莫斯科去
现代长篇小说。胡也频著。上海光华书局1936年6月初版。作品描写女主人公素裳为了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舍弃安逸舒适的贵妇人生活而投奔革命的历程。素裳的丈夫徐大齐是20年代中后期的新贵。素裳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中感到寂寞，她思考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渴望工作，服务于社会事业，不满沽名钓誉的丈夫和他周围的那批政客。素裳通过好朋友叶平，认识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从南方来北京准备去欧洲的共产党人施洵白。素裳在同施洵白的交往中，对他产生了爱情，并在施洵白的影响下，产生了革命的信念，两个人决定同去莫斯科。徐大齐偷看了素裳的日记，在他们动身的前夕，告密于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秘密逮捕了施洵白，并在当夜处决了他。素裳得知真相后，新仇旧恨使她下定决心，“她要继续着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经充满着无数牺牲者的路。”她在叶平的帮助下，当天夜里独自出走，去上海找关系，到莫斯科去。作品还刻划了一些受当时不同思潮影响的女性。胡也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主张新文学必须要“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到莫斯科去·序》)。《到莫斯科去》就是作者这种主张的实践。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