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现代古典文学史论著。郑振铎著。1932年北京朴社初版。该书与以往同类著作不同，它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来源及对文学史的看法均有某些独到之处。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流行于民间的，为一般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上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像“变文的出现”、“鼓子词与诸宫调”、“话本的产生”、“戏文的起来”、“杂剧的鼎盛”、“讲史与英雄传奇”、“明初的戏曲作家们”、“散曲的进展”等篇章，所论述的问题就是以往的文学史不予注意或很少注意的。这些篇章，运用了当时新发现的新材料，诚如作者所说，“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见，曾加以特殊的注意。”(《例言》)该书不同意以往同类著作将中国文学史按政权交替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四期的做法，而是按文学史自然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期。每期为1卷，每卷各分章节，共64章。中古始于佛教文学大量输入的东晋;近代文学则开始于昆曲的产生及长篇小说发展时的明嘉靖时期。每期之中的各个章节，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的。附有大量插图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其插图之丰富、名贵及作为古代文物珍品保存的价值都为其他同类著作所无法比拟。这些插图“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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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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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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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斯宾诺莎（1632—1677），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并称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本书分为两卷和两个附录，第一卷为“论上帝”，第二卷为“论人和属于人的东西”，附录一为“论实体、自然、上帝”，附录二为“论人的心灵”。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勾勒出了斯宾诺莎早期哲学体系的轮廓，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因而对于我们研究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皋子集

别集。唐代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作。此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5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曰：其友吕才鸠访遗文编成，名《东皋子集》5卷，已佚。今之传本为后人所辑。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3卷，凡赋1卷，诗1 卷，文1卷，附校勘记1卷。上海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东皋子集》本和光绪罗振玉唐风楼《王无功集》本。《四库全书》所收《东皋子集》3卷，系据明崇祯刊本，卷首尚有陆淳序。清嘉庆孙星衍辑《岱南阁丛书》本《王无功集》3卷与前面几本略不同，另附补遗2卷。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韩理洲点校之《王无功集》5卷，卷一赋，卷二、三诗，卷四书、卷五杂著，其中卷一收有赋4首：《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鷰赋》，还有五首赋有题无文。王绩文章“疏野有致”，现存的四首赋，熔叙文、写景、抒情于一炉，疏畅明快，清新可诵，内容充实质朴。

万历三峡通志

(明) 吴守忠编; (明) 卢国桢校. 明万历十九年(1591) 刻本. —二册。《三峡通志》一共五卷，前有小引后有跋。小引是作者吴守忠对撰写意图的交代。后跋是兴山知县旷骥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卷一第一部分包括“三峡异同”和“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前者是作者对古代文献中有关三峡记载的辑录。后者是作者对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的考证。第二部分“三峡考”，分类对夔峡、巫峡、归峡中的行政区划、山川地名、名胜古迹等方面进行稽考辨析。第三部分是总论“三峡”的“诗歌词赋铭记”。卷二、三、四则是分别有关夔峡、巫峡、归峡的“诗歌词赋铭记”。卷五为附录，按内容可分为帝王胜迹、圣贤过化、名宦流芳、乡贤遗响、达人流寓、一统芟夷、偏安窃据、江神显应、岩洞搜奇、崩洪纪异、守江集议(上下)、峡俗丛谈、峡志杂录、楚襄王神女等十四类。《三峡通志》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词歌赋、历史地理、人物传记等，将各种与三峡有关的、散见的文献资料集中起来，经史子集无不涉及，尤其历史地理方面的记载，与常见的文献记载颇有出入，值得重视。

全辽志

区域志。明李辅修,马应龙等纂。李辅认为旧《辽东志》舛讹脱落甚多,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行重编,越六月而成书。六卷,图一卷。辅字近台,江西进贤人。嘉靖进士。官辽东巡抚。应龙,定辽卫(今辽宁辽阳)人。嘉靖举人。官通判。嘉靖四十三年(1564)辅巡抚辽东,聘请应龙等人,以《辽东志》为基础,删冗补缺,续以新事,并对原目多所更定。四十五年(1566)成书。约三十万字。志分图考(附全辽总图、辽阳镇境图等二十幅)、沿革、山川、赋役、边防、兵政、马政、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方物、祥异、故迹、艺文等十九门。

紫微杂说

又称《紫微杂记》、《东莱吕紫微杂说》等。一卷。北宋末南宋初吕本中(1084—1145)撰。是书旧本或题宋吕祖谦撰，或题《东莱吕紫微杂说》而不著其名。考赵希弁《读书志》载《东莱吕紫微杂说》一卷、《师友杂志》一卷、《诗话》一卷，皆吕本中居仁之说，郑寅刻之庐陵等。据此，《紫微杂说》当为吕本中所撰。吕氏祖孙，当时皆称为东莱先生，故传写是书者，有人未加详考，误以为出自吕祖谦之手。不知吕本中曾官中书，人故称曰：“紫微”，祖谦仅终于著作郎，不得有“紫徽”之称。又书中有自岭外归来之语，而吕本中《东莱集》有避地过岭诗，与书中叙述亦相吻合，其为吕本中所撰无疑。全书分条记事，但不加标题。于六经疑义、诸史事迹等，皆有所辨论，往往醇实可取。如谓经书 “致”字有 “取”之义，又有“纳”之义，先儒但以至极立解为未尽;又谓《檀弓》齐王姬之丧句， “” 当为 “告”; 使必知其反也句，“知”当为“如”等，皆与经训有合。又谓《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句为荷絛文人自谓，亦颇有所见。其他记述亦平正通达，切中理道，非诸家说部之书所能比拟。其书首论“衡门之下”一条，所云哀时君主无立志者，后为吕祖谦作读诗记所取，亦见家学传授之渊源也。今传本不一，主要有《指海》、《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十万卷楼丛书初编》作《东莱吕紫微杂说》一卷，宛委山堂《说郛》本作吕祖谦撰《紫微杂记》一卷，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紫微杂记》不分卷。

孝经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在汉代就被列入“七经”。它以论述封建孝道、孝治思想和宗法思想为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它曾经有今文、古文两种传本。唐代开元七年(719)，玄宗召集学者对之作出鉴定，由玄宗亲自作注颁行。这一举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敦煌所出的《新集<孝经>皇帝孝感》十八章、《报慈母十恩德》十首、《父母恩重赞》十三首、《孝顺乐》十二首等众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孝经》是在唐代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儒家书籍。此外还有一些佛教作品，也以“孝义”为讲说内容。唐代诗人方愚也有一首《读孝经》诗，诗云：“星彩满天朝北极，源流是处赴东溟。为臣为子不忠孝，辜负宣尼一卷经。”诗中明确把忠孝当作立身之本，这和《孝经》所说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思想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