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总结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基本内容，这显然不能赅括语言与文化的所有问题，只是挑出一些常见的例子，贯串起来，略加说明罢了。下面所提出的几条结论也不过是总括那几章里的材料归纳出来的：
第一，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应该看做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例如fee字的历史反映着畜牧社会把牲口当做财产；字从“火钻”转变成“火柴”，反映着阿他巴斯干族有过“钻燧取火”的生活。高黎贡山的俅子和北美印第安的怒特迦族都把结婚叫做“买女人”，尽管现在的社会风俗已经变迁，终究掩饰不了买卖婚姻的遗迹。《说文》里从贝的字都和钱币有关系，足征在“秦废贝行钱”以前，曾经有过“货贝而宝龟”的货币制度。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马尔（Nicholai Yakovlevitch Marr，1864—1934）一派的耶费梯（Yafety）语言学特别重视语义的（semantic）研究，就因为语义的转变是跟着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起的，是动的而不是静止的。 (1) [1] 所以语义发展史实在跟社会生活演变史分不开。
第二，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或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互影响，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径向前推进。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上面六章所根据的材料非但不限于传统的方言，而且不限于大汉族主义的“国语”。我所采取的例子尽量想赅括古今中外的各方面，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口语。从语言和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间的联系，往往叫咱们对于较早的人口分布和迁徙得到有价值的启示；并且从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然对于文化本身的透视有很大帮助。本书讨论借字一章材料比较多，篇幅也比较长。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汉语和其他语言间的彼此关联，交互影响，在这一章里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马尔曾经说：“没有交配过的（unhybridized）语言完全不存在。” (2) 在汉语一方面，咱们从这一章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要想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得扩大汉语借词和贷词的探讨，并且按年代排比起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推寻它们跟各方面文化的联系。这种研究是跟中西交通史分不开的。在其他各章里，咱们也发现了语言跟地理学、姓氏学、人类学都有实质的密切关系。咱们如果能够应用语言和各方面的联系去研究历史或社会现象，在分析具体事物的条件、时间和地点的时候，更可增加一些把握。
第三，语言的材料可以帮助考订文化因素的年代。语言，像文化一样，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种因素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推溯到荒渺难稽的过去，另外一些因素不过是由昨天的发展或需要才产生的。假如咱们现在能够把文化变迁和语言变迁的关系安排好了，咱们对于文化因素的相对年代就可以估量出来。至于所估量的含混或明确，得要按照特别的情况来决定。照这个法子，语言为解明文化的次第给咱们一种“累积的基层”（stratified matrix）；它对于文化历史的关系，粗略地说，就像地质学对于古生物学似的。 (3) 耶费梯语言学也极重视语言学上的古生物学分析方法，它把语言发展的各阶段和社会经济构成的各阶段联系起来。 (4) 这种新的研究方向已经不像印欧语言学那样专就静止的语言现象去比较它们的构成形式了。本书里并没讨论到怎样获得语言的透视，怎样指出语言因素的年代早晚和怎样构拟较早的读音等问题。不过，在我所举的例子里，像“师子”、“师比”、“璧流离”、“葡萄”、“苜蓿”反映着汉代或汉代以前的文化交流；“没药”和“胡卢巴”却直到10—11世纪才见于中国的记载：这一类的文化层次是很显然的。同在一种语言里，像西藏语的借字“滑石”和“玉石”，前一个“石”字有-k尾，后一个没有；“铗子”和“鸭子”，“铗”字有-p尾，“鸭”字没有：这也很清楚地表现它们从汉语借入藏语的年代前后不同。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语言材料对于考订文化年代的帮助，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列昂节夫也曾经说过：“我们关于原始社会的知识之宝贵材料是语言：有许多文字是由远古传来的。” (5) 不过，咱们得要注意，语言的变迁比文化的变迁慢得多，文字的变迁比语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变了，可是它的蜕形却仍旧在语言文字里保存着。咱们考订文化年代的时候，不单要把它们的层次顺序分别清楚，还得认识语言的年代一般地要比文化的年代晚一点儿。本书曾经引用了一些《说文》里的例字去推究社会形态，这些文字虽然都是汉代才结集起来的，可是它们并不都是汉代造的，所代表的意识也不全是汉代的社会形态。咱们固然不能根据《说文》里的“斩”字就断定汉代还通行车裂的惨刑 (6) ，同时也不能根据甲骨文的“臣”、“奚”等字就断定奴隶社会到殷代才开始。应用语言文字来考证历史，最要紧的还是联系当时社会的其他情况。例如，殷代的礼制有新旧两派，旧派笃守成规，以武丁为代表；新派提倡革新，以祖甲为代表。就贞卜制度来说：“卜行止，记每日王所经过的行程，只见于新派；而卜告，卜，卜旬，卜求年，受年，卜日月食，卜梦，生育，疾病，有子，死亡，求雨，求启各事，则只见于旧派，新派是很少见的。……这都可以看出他们两派对于人事和自然界的现象，观念并不相同。反之，因为旧派卜贞事项的繁夥，却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史实。因为武丁好卜王后的生育、王子的疾病等等，使我们多知道些他们的妇、子之名。可是我们即使知道了武丁是多妇多子的，却不能说这是武丁一人如此，或者说到了他才实行多妻制。这很明白，新派不见得不是同样的多妇多子，只不过是‘不占而已矣’。知道了两派卜事的不同，对于旧派的卜事，我们就应认为这是殷代的一般现象，偶然遗留下来了，并不是一时一王的特殊现象。” (7) 这种观点是用语言文字考证历史的人们所应该掌握的。
第二，对于现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来太偏重语音一方面了。现在要想建立拼音文字的新方案固然还得先要把各地方音系统弄清楚，可是咱们要和第一个建议配合，特别得着重词汇的搜集和研究。这种工作的进行，首先要注意每个常用词汇在各地人民嘴里的活方言有什么异同。比方说：“饮”、“食”两个词在北京话里已经死亡了，可是在广东话里还活着；古汉语“寻”、“怎”、“甚”的-m尾和“眨”的-p尾，现代北京人没有承认它们存在的，可是口语里的、“怎么”、“什么”和“眨巴”还照样流行着；关于“房”和“屋”的大小，为什么南方和北方不同？关于嗅觉的语词为什么有的地方叫“听”，有的地方叫“闻”？同是一种黑颜色，在各地方言里却有“黑”、“乌”、“玄”的叫法；同是一个“青”字，在各地方言里却有的代表蓝色，有的代表黑色。诸如此类，不胜逐一列举。咱们要想中国语言的统一，必须先从分析这些矛盾开始。其次咱们得深入各行业、各阶层的里面分头调查他们的惯用语，并编成分类词汇。凡是曾经学过外国语文的人们大概总该知道他们各行业或各阶层间都各自有一套丰富的词汇。比方说，农民有农民的惯用语，工人有工人的惯用语；打猎的有打猎的词头儿，开矿的有开矿的术语；汽车司机的行话和海上水手不同，青年学生的打诨竟使一班老头子瞠目。可是这些全是活鲜鲜的词汇，并不是备而不用的死语。中国的各行业和各阶层里何尝没有这一类的词汇呢？只有任它们自生自灭，语言学家不加搜集，文学家不能应用；一方面委弃宝藏，一方面感觉贫乏，这够多么不经济！毛泽东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前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语言不懂。你们是知识分子的言语，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言语。我曾经说过，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而要想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如果连群众的言语都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14) 我觉得关于这一点，语言学家的任务比文艺工作者格外重要。如果大家联合起来，照我所提议的办法做一番工夫，那么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可以供文艺工作者的取材；文艺工作者扩充词汇的范围，也可以鼓励语言学家更作进一步的探索。这样相因相成，彼此就都因为联系而得到发展了。
最后，我希望全国的语言工作者结合起来，批判地接受我的三个建议，有步骤、有计划地为建设中国新语言学而共同努力！
注释
[1] 马尔（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Mapp，1865—1934），俄罗斯—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先后任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相继为俄罗斯科学院、苏联科学院院士，在高加索语言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把闪语（Semitic）族、含语（Hamitic）族和高加索语（Caucasian）族（又叫雅弗语［Yaphtic］）合称为挪亚（Noetic）语系，因为《圣经》说，挪亚有三个儿子，即闪、含和雅弗。他提倡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中国学者缪灵珠曾著《苏联新语言学》（天下图书公司，1950），予以系统介绍。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批判了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有阶级性的观点。
[2] 米诺美尼人，1976年时有4300人，生活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保留地。其语言属阿尔冈基亚语系。
[3] 塔戛劳格语，又作他加禄语。
[4] 培补罗族，又译贝勃罗族、普韦布洛族，生活在美国西南部，1970年时有3万人。操属阿兹台克—塔诺安语系和佩努蒂亚语系的多种语言。
[5] 阿佩其族，主要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1970年时不到23000人。其语言属纳-德内语系阿塔帕斯卡语族。
[6] 起立迦华语，又作奇里卡华语，属纳-德内语系阿塔帕斯卡语族。
[7] 吕人，疑即虑人（拉丁字母作Lu，斯拉夫字母作Лю），主要生活在越南西北部莱州省，是当地的古老民族，1973年时有1300人，虑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水家，即水族。
羊黄，今作佯僙，贵州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等地自称“咱们的人”者所操的语言。佯僙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1982年时有3万多人。
仲家，布依族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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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川二郎译的《考古学概论》附录セベテ言语学，昭和十年（1936），页271-294。
(2) 《セベテ言语学》，页282。
(3) Edward Sapir，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pp．51-54．
(4) 《セベテ言语学》，页286-291。
(5) 解放社本《社会发展简史》页7引《政治经济学讲话》第二章。
(6) 《后汉书》宦官《吕强传》：“上疏陈事曰：‘……（曹）节等……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裂之诛……’”，云云，只是文字上的夸饰，不能作车裂惨刑仍旧通行的证据。
(7)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页10-11，《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2本，1948。
(8) L．Bloomfield，Language ，p．446．
(9) 同上书，p．453。
(10) Harry Hoijer，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nge，Language ，XXIV，No．4，pp．341，343，1948．
(11) Harry Hoijer，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nge，Language ，XXIV，No．4，p．343，1948．
(12) 李方桂《龙州土语》，页36，1940。
(13) L．Bloomfield，Language ，pp．545，455．
(1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伍，九九［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本］。
(15)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本，页80。
(16) 《论联合政府》，解放社本，页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