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
作者：王国维
近代王国维著。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作者从叔本华哲学观出发,认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惟有文艺能减轻人的痛苦,“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的主题便在于宣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为“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可称“宇宙之大著述”,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作者还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文学艺术所反映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文学艺术“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不宜穿凿比附。其见解多涉及美学原理而越出文学批评之外,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初载光绪三十年(1904)第八至十三期《教育丛书》,光绪三十一年收入《静安文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近代文论选》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收入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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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是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在今天很多人眼中似乎是旧学问的代表人物，因而也留给很多人一种抱残守缺的老古董的印象。然而事实上，王国维为学极为博通而“新潮”，善于吸收西方的方法论和新知识，比如写过有关西方逻辑学的“辩学”，写过探讨能量守恒定律的“势力不灭论”，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考古学方法的影响。因此，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博览周知，不拒中西古今，同时也知道博观约取，摭优为我所用的。王国维这篇“国学丛刊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自己学问的知行原则与方法，值得后辈学人学习。
李氏学乐录
二卷。清李塨(1657—1733)撰。李塨字恕谷、刚主，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李塨曾向毛奇龄学习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作有《宫调图》、《七调全图》、《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五音七声十二律器色七字为七调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全图》、《六律正五音图》，且每图都有说明。其说主于四、上、尺、工、六五个字，除一领调字。余字自领调一声依次升高，又自领调一声依次降低。该书虽对黄钟之宫之所以为律之根本无所发明，但尚可作为一家之说。是书本为李氏所编，因为他师承于毛奇龄，毛奇龄又手定此稿，所以后人将该书编入《西河合集》之中，并题毛奇龄之名于书首。是书有《四库全书》本，《西河合集》康熙本、乾隆修补本，《龙威秘书八集》本《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本。
炼魂谷
上文《飞天神龙》集内，说到崔仁虎、志精一同往柳花娘公馆营救崔永福父子时，仁虎误中飞刀被擒，精一不及援救，匆匆逃出柳花娘公馆。一路上别提多么难受。回到羊楼，因鸭关矶较近，便一口气跑回崔家。时，天将黎明，乡间路上行人甚少，精一放开脚步一阵狂奔，刚进崔家后村，寂静中忽听迎面远远地传来一阵马蹄声，这当然不是追赶自己的，但心中颇觉奇怪，不由放缓了脚步，想看来者是些什么人。忖量间，见从一带树林旁，如飞跑出七八匹快马来，越来越近，朦胧晓色中看去，当头一匹马上，坐着一个红巾包头的长毛，紧跟着的第二匹却是一头黑驴儿，驴背上驮了一个紫绢裹头、肩披黑色斗篷的女子，里面露出一身大红紧身袄裤，足蹬一双绿皮凤头小蛮靴，后边又是一连串五匹大马。精一一见这位女子，心有所触，也顾不得再看后面，便在路边立定。
水浒传注略
浒传注略，清程穆衡著，王开沃补，手稿本，共有二卷四册，即是清道光二十五年王氏听香阁刻王开沃补注本。郑振铎《西谛书话》 曾言：“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一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梁录》，僻书颇多。水浒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并说“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前汉通俗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系列之一， 蔡东藩著，《前汉通俗演义》共选取了一百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如同与一百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秉持“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注重真实，陆的同时，以演义体小说的笔法使得历史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真实地再现了秦、西汉两朝波澜壮阔的历史，描摹了一段段英雄与时势的壮阔史诗。
御纂春秋直解
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