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史
作者：潘天寿
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著。潘天寿(1898～1971)，浙江宁海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在世界美术史上形成了最为繁盛而特具风格的绘画体系。但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阐述我国传统绘画发展的历史，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作者于1926年以《佩文斋书画谱》及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为基础，辅以《美术丛书》诸书，编译成《中国绘画史》。作者晚年曾谈到，当时编这本书，只是“学习绘画史，而不是写绘画史。”然而，通过此书表达了一个信念:“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的，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 《中国绘画史》共分4编，依次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本书从“绘画起源与成立”开始一直到“清代的绘画艺术”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书史实准确、取材精审，尽量避免了材料的简单罗列，对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中国绘画史是有裨益的。 《中国绘画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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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终结
作为人类世界里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阿西莫夫曾获得代表着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大师奖”。他于1955年完成了一部极富远见的、关于时间旅行的长篇小说《永恒的终结》，厘清了关于时间旅行的终极奥秘和恢宏构想。问世60年来，这部作品被全球科幻迷们一致奉为阿西莫夫的最高杰作。 24世纪，人类发明了时间力场。27世纪，人类在掌握时间旅行技术后，成立了一个叫做永恒时空（Eternity）的组织，在每个时代的背后，默默地守护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永恒时空以一个世纪为单位，并视每个世纪的发展需要而加以微调，以避免社会全体受到更大伤害。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将所有灾难扼杀在萌芽中，人类终于获得安宁的未来。然而，这种“绝对安全”的未来却在某一天迎来了终结。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因果链，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黑暗，即将吞噬全人类。 安德鲁·哈伦，生于95世纪，他是永恒时空的时空技师、人类未来社会的精英。他的天职是靠操纵时空壶，进行时间旅行来守护500亿人类，而在一次时空任务中，他邂逅了令他一见倾心的姑娘，而突然来到的爱情却让他开始质疑整个世界。 同时，人类最后的希望，也落在了时间旅行者安德鲁·哈伦最后的时空任务上……
致死的疾病
丹麦克尔恺郭尔著。184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致死的疾病”是指人的绝望心态。该书运用一种以严格的内在考察为特征的自我分析方法,描述了各种形式的绝望情绪,并把绝望解释为存在于自我之中的一种现象。指出人类的绝望只在预示自我丧失时才开始。当人们把自我交给人世间的事务,比如为积敛钱财或追求名利时,这种绝望就已经开始。当他终日忙于这一切时,他的自我就丧失殆尽。还从宗教立场上探讨了绝望,认为绝望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疾病。精神是人的象征,但它只有藉助宗教这一更高媒介的调停,才能成为人的主人。如果这一切关系被搅乱,其结果就是绝望。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撰。十卷。元老生平未详， 自号幽兰居士。从其父宦游南北，于崇宁二年(1103) 卜居京师二十三年。经“靖康之变”后徙居江左，追念汴京繁华往事，以为如“华胥之梦觉”，乃以《梦华录》名书。成于绍兴十七年(1147)。共八十六目。卷一记东都旧京城、河道、禁中宫殿、内外诸司;卷二卷三记街巷、酒楼、饮食果子、交易、铺席;卷四记宫中婚嫁;卷五记民俗、娶妇育子、京瓦伎艺各色人名;卷六至卷十记正月元旦至立冬、除夕等全年节日风俗，以及宫廷上寿仪式、歌舞、百戏、关扑等娱乐。所载各色点心、小吃、果品、面食、香药等，不下数十百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反映北宋末年城市繁华盛况、民间风俗，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水平，于美食、文娱生活颇有参考价值。有日本《静嘉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等。一九五六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标点本，一九五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一九八二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刊行《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与本书之合刊本。
墨法集要
一卷。明沈继孙撰。古法以松煤製墨，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元、明以后多用油烟。此书专论油烟製墨法，自浸油至试墨之各道工序，叙说详明，有图示二十一幅。旧时论墨著述，皆言说松烟墨，是编乃油烟墨专著之嚆矢。叙次详核，条理整然，遂为近代墨坛所祖。继孙早岁为墨匠，惜无遗品可考，故其巧拙不甚了了。而是编所言，皆据实録，价值殊高。载明·洪武三十一年 (1398) 自序。原书已佚，现存本为清·乾隆时(1736—1795)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刊有《美术丛书》本。
中国革命史论
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慈仁问八十种好经
慈仁问八十种好经，一卷，作者不详。编号二八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