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蒙求
作者:方逢辰方逢辰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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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本质
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著作。1846年出版。费尔巴哈概述了宗教,尤其是自然宗教即多神教的本质,明确提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论点。他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和依赖的最初对象,是宗教的原初对象。人依赖的自然对象各不相同,自然宗教因而也就有众多的神。人把自然看作是具有人性的东西,而后又崇拜它。自然宗教的本质同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是人把自己的本质依附于个别的具体的自然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人由物理实体变为政治实体时,当君王的占有,决定统治着、支配着人的时候,自然宗教就为精神宗教即——神教(基督教)所代替。他还阐明了自然的存在不是以神的存在为前提,而是神的存在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说自然是由一个最高最完满的精神实体创造的,是世界上最矛盾、最颠倒和最荒唐的事情。自然存在、发展的根据就在它自身之内。
月亮下去了
本书是斯坦贝克出版于1942年的一部长篇佳作。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占领北欧某国(暗指挪威)为历史背景,描写了某小市镇以奥顿市长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故事。 与一般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品不一样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对正反面人物的描写都尽量表现出了人性的两面性:英雄(或法西斯)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他既没有拔高反法西斯人民一方,把他们写得高大全,而是突出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不能忍受占领军的侵略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对德国占领军的描写也没有进行妖魔化处理,在他的笔下,这些侵略者是软弱的,甚至富于人性的。 本书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饱含了作者对现实和人性的洞察,以及对人类前途的信心。
金三角
一伙间谍盗窃了大量黄金,准备将其运出法国,警方多方设法找回黄金,但始终未找到线索。上尉帕特里斯深入敌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记号金三角。但他和心上人不幸被敌人诱入陷阱,濒临绝境,这时亚森·罗平出现了,他能救出上尉并侦破金三角的秘密吗?
苦社会
近代白话章回小说。48回,另“楔子”1回。佚名著。申报馆(上海)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版。卷首有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漱石生(孙家振)《叙》。翻印本有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本、1984年3月广雅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晚清小说大系”丛书本、1985年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苦社会》和《黄金世界》合订本等。本书的主干故事,是写晚清苏州书生阮通甫、李心纯、鲁吉园3家的苦难经历。阮、李、鲁3人因天性纯良,为人正直,无不穷到衣食无着,举债度日的地步。时值中外人贩子相互勾结,诱骗中国穷人出洋充当苦工的时候。阮通甫和鲁吉园同时受骗上当各以300元的身价,将自己卖给了外国的人贩子。于是阮通甫携带妻儿老小,鲁吉园则离妻别子,由广州上了开往秘鲁的轮船。阮通甫被洋人打成重伤,不久死于船上。留下寡妇孤儿,流落异国他乡,不知死活。鲁吉园有幸被船上的中国水手华阿大收为助手,避免了客死他国之难,但从此蛰居船舱,四海飘泊。李心纯的遭遇略胜一筹。他先在上海发了一点小财,即赴美国经商,费了15年的心血,备受美国人的欺侮,好容易开了几个小店。不料美国政府强行修改华工条约,对华工残酷虐待和排斥,甚至连中国驻美使馆随员也因被辱自杀。李心纯见势不妙,只好贱价出售财产,毅然回到祖国,准备有所作为,以拯救成千上万的在美华工脱离苦海。故事至此断,原书标明为“初集”,未见续集问世。作品围绕阮、鲁、李三人的经历,还写了不少苦难人物,并对晚清社会的贫困凋敝,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展开了充分的揭露。尤其写得惊心动魄的,是关于美国、秘鲁疯狂虐待华工的滔天罪行。比如当一艘满载华工的轮船开到秘鲁的一个港口时,在其舱底竟发现了七八十具满戴镣铐、脱皮断骨、腐烂不堪的华工死尸。因此孙家振的《叙》文称其“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也肯定它“是一部很实际的‘华工血泪生活史”。
白香山诗集
唐诗别集。40卷。白居易撰。白居易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此书是清人汪立名编纂。汪立名号西亭,婺源人,康熙时官工部主事。全书分为前后两集。前集20卷,分讽谕、闲适、感伤、杂律诗四类;后集17卷,分格、律两类;别集1卷,收其应制及试作诸诗;补遗2卷。前有宋荦序,朱彝尊序,汪立名序,凡例,新著年谱,陈振孙作年谱,元稹序,《旧唐书》本传等。此书参校了明代各本《白氏长庆集》和《唐音丁签》等。经过考证编排,除原注外号增笺释。书中字句,用万间堂校改本,苕溪草堂本、憩间堂所藏泰兴李侍御依宋刻手校本等参校,对错误颇多纠正。《四库全书》据内府藏本收录,其《总目》说:“立名此本,考证编排,特为精密。其所笺释,虽不能篇篇皆备,而引据典核,亦胜于注书诸家漫衍支离。徒溷耳目,盖于诸刻之中,特为善本。”书成于康熙四十一年 (1702),由汪氏 一隅草堂刊刻。《四部备要》据此排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纸型校订重印。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