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译注
作者：郭化若
郭化若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原名《孙子今译》(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对原书作了全面修订以后再版。校勘上,以宋十一家注本为底本,参照《武经七书》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本。对三种版本中有重大出入之处的,加以注明。在注释上,将从前以“字”注为主,改为以“句”注为主,并添加篇名注释和内容提要。对句中某些重要的命题则加试笺,即从战略理论上给以详细的解释。本书除正文以外,前言和再版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前言最早是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一家注孙子》的代序,后来用作前言。前言对《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孙子的战争思想、治军原则、知己知彼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及《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思想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再版的话”有作者对《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的重新认识。作者指出:“《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或战国初。”“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的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汉志》所说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许多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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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先生文集
诗文集，宋程颢撰。五卷64题，程颢，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与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说称为“洛学”。初步建立了以“天理”“理”为本体的理学体系,将“理”视作万事万物的本原。为学以“识仁”为主,著有《识仁篇》《定性书》。他和弟颐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卷一 铭诗 卷二 奏、疏、表 卷三 书、记、祭文、行状 卷四 墓志铭 卷五 杂文。
道德真经广圣义节略
道德真经广圣义节略，原题「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四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卷前有《道德真经外传》。按《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谓此书「其非玄宗御制明矣。……此盖诸臣所撰，或后人所为也」。《天一阁具存书目》称玄宗所撰《道德真经疏》十卷本与四卷本回异。又有当代学者检考其文，断此书作于玄宗之后。今按，此书即唐末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之节录本。卷前所谓《道德真经外传》，是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之序，正文四卷亦从杜氏之书节录而出。杜氏为唐玄宗《道德经》注疏作义释，「义曰」乃杜氏所作。
黄箓九幽醮无碍夜斋次第仪
黄箓九幽醮无碍夜斋次第仪，不署撰人。从内容文辞看盖出于宋代。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此仪用于为亡灵七日或七周年忌日设醮荐度。按「无碍夜斋」大概源于佛教密宗「冥道无遮大斋，意为不分贵贱，普济一切孤魂。」其行斋时间多在夜晚，分静夜、初更、二更三个时段。斋仪节次颇为繁杂，主要有宣焚钱马关牒单状词颂、召魂、念诸天内音大焚隐语、忏悔、说戒，设无碍筵座、设九幽醮等重要节目。
大同书
康有为撰。1885年(光绪十一年)康有为写成《人类公理》;是年至1892年间写成《实理公法全书》。在此基础上于1901年至1902年旅居印度期间，基本完成《大同书》。此后仍不时修改。共分十部，1913年在《不忍》杂志刊载甲、乙两部内容。1935年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运用 进化论观点，根据今文经学变易思想，称封建社会为“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为“升平世”，未来社会为“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列举人世间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生各种苦难，揭露封建社会的贫穷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企图通过“去九界”(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乱界、去类界、去苦界)，到达“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全书杂糅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佛教慈航普渡众生的教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和片断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筑了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康有为写的《大同书》，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但因逃避阶级斗争，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
佛学指南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改革的倡导者，是近代佛教史上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市面所见太虚大师的著作多偏重专门，读者对象为具有一定佛学根柢者。本书是太虚大师相对浅显的著作，对于全面了解他的基本佛学观点很有助益。
百喻经
全名《百句譬喻经》，《百喻经》为其简称。编撰者是古印度僧伽斯那，他从《修多罗藏》等12部经中辑抄出近百个寓言譬喻故事，藉以宣扬大乘教义，如因果报应、八正道、布施持戒等。译者那毗地，中印度人，是僧伽斯那的弟子。他在南朝齐建元初年(479——482)来华，在建康(今南京)将《百喻经》译成汉文。此书在南北朝时曾一度被禁。鲁迅于1914年将此书校正断句，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舍金梓书100部，分赠友人。其后又对日本翻刻的高丽藏本与刻本进行校勘，纠其舛误。《百喻经》每则寓言之后，附有一段佛教训诫，语丝社社员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使此书成为颇有文学价值的寓言作品。又因这部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之语，据此恢复旧称《痴华鬘》。鲁迅在为此书的题记中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此于书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百喻经》原来只收九十八喻，鲁迅在题记中推测：“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二事也。”至于书名回复旧称《痴华鬘》，有多种解释。华鬘，即花环，印度教徒常给人戴在颈上以示祝福。痴华鬘，即给痴者戴上花环(书中多数故事是说愚人蠢夫的)，以祝福他们聪明颖悟，正符合编撰者启人心智的寓意。书中许多故事与中国寓言笑话相近，如《乘船失喻》与《吕氏春秋·察今》所载的“刻舟求剑”故事相仿。《医治脊偻喻》影响了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催科》和清代石成金《笑得好》中的“医驼背”的故事写作，从中可以看出中印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