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校勘成果的處理形式
由於校勘目的、校勘方法、讀者對象以及出版條件的不同，人們對校勘成果也就採用不同的處理形式。今分别述之如下：
第一節 定本
書籍經過校勘，分别同異，判斷是非，然後將自己認爲正確的文字紀録下來，即成定本。
凡重新整理編排的書常採用定本的形式。漢劉向等校書時就是這麽做的。其《晏子》書録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1)
最初的定本如劉向等所撰，是不出校記的。後來的定本則多附校記於定本之後，以便復按。但間或也有採用了定本的形式而不出校記的。如魯迅的《唐宋傳奇集》，即是如此。其書序例有云：“本集所取文章，有復見於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書出於何書何卷，自可復檢原書，得其究竟。”
直接採用定本的長處是簡單明瞭，便於閲讀。人們若非爲了從事研究，讀書時是很少看所附校勘記的。它的短處是所定正文未必一定正確。段玉裁云：“凡校書者，欲定其一是，明賢聖之義理於天下萬世，非如今之俗子誇博贍，誇能考核也。故有所謂宋版者，亦不過校書之一助，是則取之，不是則却之，宋版豈必是耶？故刊古書者，其學識無憾，則折衷爲定本以行於世，如東原師《大戴禮記》《水經注》是也。”(2)段氏之説，言之易而行之難。就以戴震訂正《水經注》而言，連他是否鈔襲趙一清的《水經注釋》尚且是一大疑案(3)，怎麽能判定他訂正《水經注》已經學識無憾了呢？事實上，從戴震到晚清楊守敬，對《水經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有人在不斷進行，可見戴校絶非如段氏所稱定本。
第二節 定本附校勘記
在寫成定本以後，附以校勘記，説明其所校定的根據或理由，是較爲審慎的方式。朱希祖云：
校讎之法有二：一則羅列各本，擇善而從；其不善者，棄而不言。然必擇一本爲主，若他本、他書有善者，據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據某本或某書改。否則必犯無徵不信之譏，且蹈無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誤而校改反誤者，皆由於此。一則擇一本爲主，而又羅列各本之異同，心知其善者，固當記注於上；即心知其誤者，亦當記注於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後世讀此書者，得參校其異同，斟酌其是非，擇善而從，抑亦校書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譏後法爲蕪纇而無所發明；主後法者，或譏前法爲專擅而妄改古書。其實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於學者。(4)
顯然，朱氏所説的第一種方法指定本附校勘記，第二種方法指底本附校勘記。這裏先介紹前者。
定本附校勘記可以郭沫若的《鹽鐵論讀本》爲例。其書序云：“爲了便於閲讀起見，我把《鹽鐵論》標點了，定名爲《鹽鐵論讀本》。對於難解或者經過校改的字句，我加了一些簡單的注釋。”他所謂的讀本，實際上就是定本；他所謂的注釋，實際上就是校勘記。如該書《本議第一》云：“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無被堅執鋭者北面復匈奴之志〔注一〕，又欲罷鹽鐵、均輸，用損武略〔注二〕，無憂邊之心。於其義（議）未便也。”郭氏注一云：“‘縱無’原作‘縱然’，‘者’作‘有’，不可通，以意改。”注二云：“‘憂邊用損武略’，‘憂邊’二字，涉下文而衍。”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也採用了這種形式。其《前言》云：“《甌北全集》於嘉慶初年以湛貽堂名義印行，其後《廿二史劄記》一書翻刻甚多，以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廣州廣雅書局及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畬山館二種爲最佳。湛貽堂本雖爲原刻本而校刻欠精，廣雅與西畬二本不僅多作文字校正，於内容疏略之處亦間爲校補，尤以西畬本補正者爲多。本書即以三本互校，擇善而從，凡原刻本誤而經二本改正者，皆從之，並在校證中注明；如原刻本不誤而二本誤改者，則從原刻本而不出校。”如卷一《史漢不同處》云：“劉辰翁有《班馬異同》。”《校證》曰：“按，劉辰翁之‘辰’字，原刻本誤作‘仁’，西畬本已改正。”
這種方法的長處是既有定本之簡明，又不至於使人不知定本文字所從出；既便於閲讀，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各本的面目。如清同治五年金陵書局刊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一百三十卷附張文虎《札記》五卷就屬於這種類型。張氏《札記》卷末識語有云：“新刊史文及注皆不主一本，恐滋讀者疑，請於刊竣之後附記各本同異及所以去取意。文正頷之。”復云：“所記異同，大半取資於錢校本。其外兼採諸家緒論，則梁氏《志疑》、王氏《雜志》爲多。間附文虎與唐君管見所及，不復識别。其有偶與前賢暗合者，悉歸之前賢，以避攘善之譏。”(5)如金陵書局本《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五云：“各本作‘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毛本‘七十’下有‘餘’字。《雜志》云：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索隱》曰：‘紀與此傳離合正反’。若此，則何反之有？今依《雜志》從所引宋本改。《索隱》本出‘秦與周合五百歲而離’，則較宋本同少一‘合’字。”(6)可見局本文字是張文虎等依據單刻《索隱》本所標出的《史記》原文並參照王念孫説改定的，而所改依據在《札記》中均作了説明。潘重規的《敦煌雲謡集新書》也屬於這種情況。其《雲謡集雜曲子新書》即爲《雲謡集》定本。潘氏《緒言》云：“今欲使千年未睹之祕籍，成爲人人可讀之新書，自必舍原卷行款體式，正其題目，施以句讀，釐定片闋，改訂誤字，然後用通行字體，别爲新本，乃克有濟。竊不自揆，姑據校箋考訂所得，重寫一通，名曰《敦煌雲謡集新書》，以供學子吟諷誦習之用。”其《雲謡集校箋》即爲校勘記。《緒言》復云：“《雲謡》問世以來，尚未有人將原卷全部影印。得見真本者，海内不過數人。是以高才碩學，發爲宏論，雖或詞擅雕龍，不免議同摸象。讀者徒惑群言之淆亂，而無從斷其是非。因博攬諸家之説，薙其榛蕪，擷其精粹，正其訛誤，補其缺漏，詳究敦煌卷子文字書寫之慣例，探求唐季俗文學詞語之正詁，撰成《雲謡集校箋》一卷，期能恢復《雲謡》本來面目，不悖作者原意，以廓清杜撰臆説妄改之蒙蔽。惟所見或不圓周，取舍慮難允當，故影印原卷照片，俾讀者得衡量各家之説，目驗卷子，加以抉擇，庶不致茫然無所適從。”
清黄廷鑑的《校書説》對這個問題也進行過闡述，他在説明校書以不改爲主的道理之後，接着寫道：
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説，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删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删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爲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即謂之未改可也。(7)
書信也是人們用來討論辯駁校勘問題的一種形式。顧千里曾在嘉慶十二年、十三年（一八〇七至一八〇八）間，給段玉裁連續寫過三封信。段玉裁也給顧千里寫過不少信探討校勘問題，如其《與顧千里書》云：
孫頤谷志祖據《北史·劉芳傳》證《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西當作四，尊校以爲不然。《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尊意謂此四當作西以合《王制》。今按：唐孔氏釋《祭義》：四學爲四代之學，入學謂入四學中之西郊虞庠。以一承四，於文義不安。鄭之以四釋四，絶無矯强，然則四學不如孔所云四代之學也。況《王制》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宫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宫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此西郊必四郊之誤。何以言之？倘鄭本西郊，則依上文“下庠左學，小學也”之例，云“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足矣，何必分别夏之西序、周之虞庠所在之不同乎？惟夏之西序在西郊，周之虞庠，則四郊皆有之，故必分别言之耳。以是言之，《祭義》無訛字，《王制》經注皆有訛字，鄭本必然作四，劉芳、崔靈恩、杜佑所據《王制》《祭義》經注作四，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皆不誤。孔穎達於《王制》，據誤本，不解鄭意，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不成文理；於《祭義》又不用鄭注本義，援引四代之學，而入學爲入西郊虞庠，皆未妥協。先師東原云：凡考一事勿以人之説蔽我，勿以我之説自蔽，故不敢閟而不言，暇即面談爲屬。(32)
顧千里在覆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觀點，指出：“鄙人之指，在《思適齋筆記》，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四郊還之劉芳、皇侃、崔靈恩而已。至於芳引肅注，即在表中，皇氏時乖鄭義久經論定者，皆非鄙人所能空造，不過據此欲聽其不同，而不容輕用彼以改此而已。”(33)接着段玉裁又寫了《答顧千里書》，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看法。(34)他們在争鳴中都明確地提出了各自的校勘理論，並用實例證明之，這對清代校勘學的發展當然起了推動作用。
校勘成果的處理形式略如上述，我們應當根據校勘的目的、要求和具體情況，選擇最合適的處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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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晏子春秋》卷首。
(2) 《經韻樓集》卷一一《答顧千里書》。
(3) 參見《汪辟疆文集》：《〈水經注〉與〈水經注疏〉》注釋三十二。
(4)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酈亭藏書題跋記·校本意林跋》。
(5) 金陵書局本《史記》據校各本詳見《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一。文正，曾國藩謚。錢校本指錢泰吉校本。梁氏《志疑》指梁玉繩《史記志疑》。王氏《雜志》指王念孫《讀書雜志》。唐君指唐仁壽。
(6) “毛本”指毛晉刻《史記集解》本。
(7)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8) 《蔡寬夫詩話·王荆公校改杜集》。案：王洙原叔本杜集，今有影印宋刻鈔配本，在《續古逸叢書》中。
(9) 《雕菰集》卷八《辨學》。
(10) 《抱經堂文集》卷二〇。
(11) 《鍾山札記》卷一《蔡中郎集》。
(12) 《揅經室集》三集卷二。
(13) 《魏石經考》卷上《漢魏石經經本考》。
(14) 阮氏校《詩經》援據各本情況詳見《毛詩注疏校勘記序》。下校《孟子》援據諸本亦見《孟子注疏校勘記序》。
(15) 《徐霞客日記·浙游日記一處勘誤》，載《浙江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16) 《全宋詞》卷首《編訂説明》。
(17)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書本》。
(18) 王光禄，指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曾官光禄寺卿。錢宫詹，指錢大昕，著《廿二史考異》，曾官少詹事。
(19) 十二行本指傅增湘百衲本《資治通鑑》中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者。孔本指明孔天胤本。乙十一行本指涵芬樓影印宋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者。張校指張敦仁《資治通鑑刊本識誤》。退齋校指張瑛《資治通鑑校勘記》。胡注指《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詳見《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20) 《毛詩正義》卷二之一。
(21) 見《胡小石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22) 《詩·王風·丘中有麻》。
(23) 見《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
(24) 《夢溪筆談》卷一四《藝文》一。
(25) 《困學紀聞》卷十。
(26) 《升庵外集》卷二八經説部《毛詩·自土沮漆》。
(27) 《經義述聞》卷六《毛詩》中《自土沮漆》。
(28) 見本編第二章《書面材料錯誤的類型》第一節《單項錯誤》四《倒》丙《錯簡》。
(29) 見本編第六章《校勘的方法》第三節《對校與理校相結合》。
(30) 見本編第六章《校勘的方法》第四節《校勘宜慎》。
(31) 蕘圃爲黄丕烈號，抱沖爲顧之逵字，斧季爲毛扆字，何仲子爲何煌號。
(32) 《經韻樓集》卷一一《與顧千里書》。
(33) 《經韻樓集》卷一一《與顧千里書》附《顧千里第二札》。
(34) 《經韻樓集》卷一一《答顧千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