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依帕”
我曾经借用过法国传记文学家莫洛亚的一个现成名词：“曼依帕”，他也是从拉丁文借来的，其意便是“幻想之境”。他假设一个女孩子，当她从自己的父母、奶妈以及老师们那儿找不到自己的心愿，她就到“曼依帕”中去，那儿事事称心如愿。他说：小说、戏曲、诗词，这都是文艺作家的“曼依帕”。他的话，大意就是如此。
旧的章回小说中，有一部叫作《野叟曝言》的，清康熙江阴夏敬渠所作。全书一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镕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编卷。其中内容，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小说中主人公是文白，字素臣。其人是：
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开）。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名僧），闲涉岐黄，肩随仲景（医家）。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生平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
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穷，超擢飞腾，莫不如意。书名辟鬼，举手除妖，百夷慑于神威，四灵集其家囿，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崇礼，号曰“素文”。而仍有异术，既能易形，又工内媚，姬妾罗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贵，且生百孙，孙又生子，复有曾孙。其母水氏年百岁，既见六世同堂，来献寿的七十国，皇帝赐联，称为“文母水太君”。
这是文士的“曼依帕”，凡人生荣显之事，意想所及的，书中都已写过了。这种人，仿佛文艺复兴的雷屋拿德·文西（Leonardo da Vinci） ，多才多能，而其所住人间乐园，旷世所难得。但正代表着一部分中国文士的意愿，蒋百里年轻时，他便以文素臣自况；只是文素臣只能梦周公，不敢梦文王，还是逃不出如来的掌心，依然是旧时代的文士。
鲁迅有一回在上海演讲《洋场的文艺》，他说：“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姑娘云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唯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唯佳人能识坷坎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都成了神仙。佳人才子的书，盛行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现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加流氓。”这一段，关于“洋场文士”的“曼依帕”的勾画，使我们明白摩登文素臣是怎么一种角色；我们看《九尾龟》《海上花》这类小说，就可以会心一笑了。（这种小说，正如今日在海外流行着的传奇。）
最近，我特地把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仔细再看了一遍，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满洲文素臣大展经纶的场面。看看他的“曼依帕”是有趣的。他是满洲人，对汉人文化羡慕到了极点，安公子（海）当然是他自己的化身；他那么对科举制度眼热，把他所爱好的八股名文，以及他自己的窗课，都在安公子的科场生活中带了出来；还不够，还把“科场果报”的传说，说得神之又神。他在三十四回中，写安公子在“成字第六号”熟睡，一个老号军眼见那第六号的房檐上挂着碗来大的一盏红灯；他走到跟前，却早不见了那盏灯。到了三十五回里，那位同考官娄养正梦中恍惚看见檐栊动处，进来了一位清癯老者，把拐杖指定方才他丢开的那本卷子说道：“此人当中。”娄主政还不肯信，窗外又起了一阵风。这番不好了，竟不是做梦了。只听那阵风头过处，门外明明地进来了一位金冠红袍的长官。只听那神道说道：“吾神的来意，也是为着成字六号，这人当中！”科举时代说科场果报，本是常事。我们看了《儒林外史》，那位梅相公说他中秀才那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如今想来，好不有准！”那位王举人，说他那两段中了举的得意文章：“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时头场初九日。天色将晚，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自己心里疑惑，说：‘我平日下笔最快，今日如何迟了？’正想不出来，不觉瞌睡上来，伏着号板打一个盹。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支大笔，把俺头上点了一点，就跳出去了。随即一个戴纱帽、红袍金带的人，揭帘子进来把俺拍了一下，说道：‘王公请起。’那时我吓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转来，拿笔在手，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可见贡院里恩神是有的。”这都是一篇鬼话。但，写在吴敬梓的笔底是写实，他是在讽刺那些科场中人。写在文康的笔底，是“曼依帕”，他以羡慕的心怀接受那些科场的幻觉。
在文康的“曼依帕”中，产生了一位女英雄“十三妹”，《儿女英雄传》的前半部，专写“十三妹”，几乎等于施耐庵笔下的林冲、鲁智深、武松，就占了那么多的篇幅。这位女英雄（侠客），她“挽了挽袖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地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壁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这就像女的武松模样了。（武松威震安平寨，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十三妹到了能仁寺，那是戏台上最热闹的场面。她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打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了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她又是女的鲁智深了。（花和尚单打二龙山，也有这么一个场面。）这位女侠，她的那张弓，就是威震天下的镖旗，她比梁山泊的好汉还要武艺超群，她不是一丈青，而是红线女，她不是“人”而是“超人”。
我们且把这位满洲文士的“曼依帕”拆开来看，他一定要让十三妹裹起小脚来，变成扎脚穆桂英，表现了当时满洲文士羡慕汉人文化的变态心理。他一定要让十三妹替张金凤和安公子成全了姻缘，又要张金凤替十三妹和安公子成全了姻缘；安公子呢？并不是一妻二妾，而是二妻数妾。他和香港文人写怪论一样，十三妹和张金凤口中的正理，其实都是歪理。十三妹曾对张金凤说：“你我不幸托生做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烈轰轰做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她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这位超人的红线女，仿佛是遗世独立的思想了；哪知并不如此，她嫁给安公子，就要安公子去争科场功名，荣宗耀祖。她行过这么一个酒令：
赏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琼林酒？
对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
还不是和世俗妇人一样的富贵想头？安老爷、安公子中了举人的情形，和《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完全一样，这些超人，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
拿《儿女英雄传》的安家父子（学海和安骥）来和作者文康身世对比一下是颇有意味的：作者本人是身历富贵而败落的，小说中的安家却是一个作善而兴旺的家庭，书中情节正是他的家世的反面。文康是捐官出身的，而安家父子都是科甲出身。文康做过大官而家道败落；安学海只做了一任河工知县，并且被参追赔，后来教子成名，家道日盛。文康的言行，以后有过过失的，安学海是个理学先生，是个好官，是个一生无疵的完人。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安学海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安骥竟是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作者是在晚年穷极无聊时期，住在美满的“曼伊帕”中的。（凡是他家中所缺乏的东西，在幻境中都已齐全了。他这个满洲人，一心一意要做汉族文士，而且要做文素臣；他这部《儿女英雄传》，可以说是满洲版的《野叟曝言》。）
再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来对比一下，也是颇有意义的。这两部小说，都是用顶道地的北京话作对白，长于说话的生动与风趣，那是一样的。两人都是满洲贵族世家，身经荣华富贵，到晚年穷愁才来发愤著书的。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文中说：“文铁仙先生（康）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与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外卖略尽。先生独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但曹雪芹在《红楼梦》虽有太虚幻境，幻想之笔，却是暴露了贵族人家的黑暗面，他笔下的女子，也富有才情，却不酸腐，命运都是可悲的。（王昆仑先生说：“作者曹雪芹却深深看透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运；试看全书中那么多的妇女，有几个不是为烦恼所折磨而归于悲惨的结局？所以似乎是精神上胜利的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现实上成功的宝钗，也亦争到了一个活不得死不得的地位。这样，才完成了这一部封建时代妇女生活写实的大悲剧。”）但《红楼梦》中的女人，是有血有肉有灵魂可爱可恨可以捉摸得到的。所以《红楼梦》是写实主义的作品。至于《儿女英雄传》的女人，不论十三妹或张金凤，都是不存在的，没有血肉，不可捉摸的，所以《儿女英雄传》只能算是幻想的传奇，不足为训的。
《儒林外史》的结尾，吴敬梓也创作了四个理想人物；这四个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是和他在卷首所引的王冕一流人物。最合理想的，是开裁缝铺的荆元，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朋友们和他们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侍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当然是吴敬梓的“曼伊帕”，但荆元这样不做空头文学家，不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毕竟随着时代进步而实现了。文康所羡慕而吴敬梓所讽讥的科举制度，毕竟没落进入博物馆去了。所以一个小说家，应该有他们的理想，而不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