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故事
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此陆放翁《小舟游近村》诗也。说话人，在两宋已经很流行，放翁所说的瞎子唱新闻风尚，在我们浙东一直流行着。（唱新闻，乃是千百年来沿用的口头语，并非新名词。）负鼓乃是一种长约三尺的粗竹管，一头蒙着牛皮，拍之嘭嘭作响；唱者把这种鼓背在肩上，故称负鼓。右手拿着竹夹作“皆皆”响，一面唱，一面说，伴着这两种乐器相应和，作“皆皆……蓬蓬”的节奏。正如放翁所写的，唱新闻的不仅是唱《琵琶记》的曲文，而是讲蔡中郎、赵五娘的故事了。听赵五娘入京寻夫的悲惨境遇，流不尽辛酸泪，把蔡中郎说成一个负情郎，蔡伯喈地下有知，一定哭笑不得的。
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在赣南小住的时期，曾发下了宏愿，要登台说书；说的题材，乃是我自己所写的长篇小说《灯》。朋友们听了，也就当作新闻来说，见了面就问我。我说：“当然有其事。”那位民众教育馆徐馆长是我的熟朋友，他因为说书人所用题材太陈旧，不合时代要求，我这么一建议，他大为赞成。（其实，说书并不一定要讲新题材的，说旧题材更好。《桃花扇》中，写柳敬亭说书，他对着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他们说《论语》，讲的是“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风趣横生，而且富有新义。我那时只是一种新兴趣，对此道并未升堂呢！）当时约定每晚讲两小时，二十五分钟的时事述评，十五分钟的饭后小品，长篇小说占一时十五分。海报贴出，广告、说明书都已齐全，可是磨难重重，并未实现。其始电厂修炉停电，搁了半个月；接着日本飞机连续夜袭，又搁了一个月；接上来西南战事发生，一夕数惊，人心惶乱，我们匆忙流转到赣东北去，说书的事便这么流产了。不仅说书流产，连那一长篇小说，也在夜袭流亡、奔避中中断了。不过，我时常听听各电台的说书，依旧觉得登台说书，还是有点道理的。（后来，才知道一位黎东方教授在重庆说新的《三国志》，自有新意义；许多事，正也是人同此理的。）
评话之风，在一千年前，隋唐之季，已经流行了。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晚唐说话人所说的“三分”，已开下《三国演义》的规模。两宋京都开封、杭州，说话之风更盛，分科立目，已成为社会流行的风尚。说话人在瓦舍开场，天天演唱，据《梦华录》《梦粱录》所记，有讲史，有小说，有说经。小说又分烟粉、灵怪、传奇、公案、说铁骑儿数派。（可参看孙楷第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苏东坡《志林》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人物褒贬，显然取得了社会教育的地位，造成了新的舆论。不管陈寿《三国志》是怎样一种权威的史书，千百年来的民众，只知有《三国演义》，不知有《三国志》，只知有拿鹅毛扇唱空城计的孔明，不知有明法严刑的诸葛亮。再加上旧剧的扮演，连那位荒唐粗鲁的关云长，都转换了人格，成为武圣了。
历代说话人之中，不仅技术高超，代有名手，也有淹通古今明达事理，如我上面所说的柳敬亭。他说古道今，发挥新义，使当时名贤硕儒，击节赞叹；且出入公卿之门，成为第一流清客。可是他流寓秣陵，还是说“三分”、说《水浒》，以描写武松打虎的神情见长。（张宗子《陶庵梦忆》记：“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可说神乎其技了。）他们都不想从旧的窠臼中脱出的，对于上一代的人作如此想法，也可说是我的时代错误。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上海听刘宝全说大鼓，从技巧上看，那是不必再说了，使人有三日绕梁不绝之感；他也说曹操、关羽，《三国演义》上的人物故事。他们的议论免不了夜航船中的浅陋，目光如豆，懂不得治乱兴亡之道的。照他们看来，三国的局面，都在诸葛先生的鹅毛扇中的。一方面，也因为从前的士大夫，只知道在学舍中讲求孔孟之道，十分看轻社会教育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的荒谬说法付之一笑，不予辨正；等到他们的传说，在民众心理上铸成了定型，甚且附会承认，如清帝在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中加一道追封谕旨，正如放翁所说的“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那一回，我发下了宏愿，也可说是傻想，要在民众教育馆试一回“实验评话”；那时毕竟年轻有勇气，不但要和茶馆说话人争一日之长，我还想，说得有点成绩的话，我就开始说“新三分”，和传统的观点挑战，打碎他们在民众心理上所已铸成的定型。我当时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介绍的传统观念，是一种思想上的顽瘤，麻木了听众，以至于不能接受现代化的军事知识。（我是说，大刀、飞剑的观念，妨害了对现代机械化作战的科学理解。）我有勇气站在“传统”面前，明明白白地，要杀掉那些传说人物，如诸葛孔明、关云长以及武松、李逵之流。而今想来，也不必这么认真去想去做的。至于要纠正传统的观念，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可以说“新三分”，但要民众抛掉“旧三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说书这件事，也并非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那位著名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他曾到美国各城市游行说书，所说的，也都是他自己的小说。（在外国，还有靠旅行讲演为生的，广播电台上，也有着说故事的节目；至于新闻评论，更是各道所长；我那回所安排的，也就和电台广播差不多的。）而十八世纪末期，那位爱尔兰说书人玛克儿摩郎，尤为著称。他外貌不扬，穿一身粗布外套，嵌上小坎肩，一件破旧的粗棉裤，一双笨大的皮鞋，提一根粗壮的棍棒，棒头安着好让手心握紧的皮条。他是一个道地的说书人，合诗人、笑话家和民众的报人为一体。早上，他吃过早饭，他的老婆或是邻家就念报纸给他听，直念到他叫打住说：“够了，让我想一想。”想了一阵，那一天的笑话和书词就都有了。此外，整部中世纪故事，他记得烂熟，好像都在那粗布外套里面，一呼就应。（见夏芝《最后的说书人》）张宗子也说：“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西方的说书人，和我们的说书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所说的书，和他那样用新的活题材，取材于当日的报纸，用意也是差不多的。
有人问我：“《三国演义》《岳传》《东周列国志》以及《隋唐五代》，不也是历史小说吗？你们要写历史小说、历史小品，又要重新来说‘新三分’《新隋唐五代》，是什么道理呢？”我说：历史虽不能做到绝对的“真实”，我们总要尽其可能求其最高限度的“真实”。《三国演义》，看起来是从《三国志》中敷衍出来的，那些人物，好像都是《三国志》所有过的，但人物性格，及当时的大事件，都给说话人说得走大样了。（鲁迅曾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至如赤壁之战，主角原是周瑜，打胜那一仗，是“吴”的力量；说书的一定把这一笔账转到诸葛亮身上去，好似打胜这一仗，非是那位刚刚从豫南败下来的刘玄德不可，一定把历史事实歪曲，这就非重新说过不可了。（关羽，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才，《三国演义》所说的种种，都是附会而成，不足信的。）
有人又说：“若说《三国演义》描写的人物不真实，记叙的故事不正确，则小说原系幻设之局，宝玉、黛玉何尝有其人？马二先生、严贡生、监生……所做的，何曾有其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周瑜，至少确有其人，即算说话人及演义作者加以歪曲，总比虚伪好得多，何以要这么苛求呢？”这就触及文艺写作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所谓写实小说，是否必须有其人有其事而后可以写入小说呢？这且让我来一层一层地辩解下去。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必须真实，小说不妨幻设；历史小说必须在真实史事基础上来发挥想象力，不可歪曲事实来发挥自己的成见。我们所谓“写实”，并非要真有其人，确有其事，而后可以染笔。有些人说到《玉堂春》，总把确有王金龙、苏三这一对人，洪洞县确有这一件风流公案，说在前头，那都是小孩子的想法、说法。世上并未有过花和尚鲁智深其人，醉闹五台山其事；其人其事，又何尝不活生生地跃动在我们的眼前呢？贾宝玉、林黛玉并无其人，大观园也未必有此园，可是X或Y其名的贾宝玉、林黛玉，只有石狮子干净的别一贾府，又何尝不活在我们的眼前呢？施耐庵幻设了西门庆那一群人，这一型人物，就在我们眼前这个社会中随地可以找到，这便是“真实”了。鲁迅笔下的阿Q，原是幻设的，但每一个中国人，你、我，连鲁迅也在内，都可以从阿Q的镜子中照见自己的灵魂的。阿Q那种种乏相，以及精神胜利的方式，也正在我们言动中活跃着，这才是真实。
另外一面，我们再来看，三国时代确有诸葛亮、周瑜、曹操其人，也确有赤壁之战那一回事。我们且仔细想一想，世间会有羽扇纶巾，手指一轮，能知过去未来的孔明先生吗？那是神仙家的幻影，江湖道士的悬谈，过去不曾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绝不会有，那便不是写实。至于赤壁之战，若要靠借东风来取得胜利，不仅是抹杀了周瑜的人格和功绩，军事成败，付之于玄妙奇迹，也就没有轨辙可寻了。没有血，没有肉，不在土地生根的人物，不合逻辑的故事线索，都不容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我也并不主张写实的小说，有如照相似的，什么都照原样保存下来。但云端里的吕洞宾，即使被摄入照片，也只是一套魔法，并不真实的。
有些朋友，一提到我的小说《灯》，即是我准备登坛说书的故事，就问：“是不是夫子自道，把自己的面影和故事写进去？”他们以为第一个出场的马中汀便是作者自己，等到我的故事发展开去，他们的推测就豁了边了，无以自圆其说了。我所安排的人物中，很多是我所熟知的友好，借他们的轮廓、性格勾画出来，但把张三的性格装在李四的躯体中，把王二的故事，套在孔大的头上，我没有绝对依照真实的必要。其中原有我自己的灵魂，可能分别装在几个人的身上，又何必附会解释呢？其中有一女性，章蘋兰，有人以为这是唯美、个人、享乐主义的人物，并不在中国存在。我却说确有这一型的女性，从前上海、香港这两个大都市，便是产生这一型女性的摇篮。在动乱时代中，正足显她们的身手。在我这部长篇小说中，男女关系很少是正常的；我们知道“战争”给道德以假期，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却是十分真实的。经过了这一回长期战争，性道德和男女关系，不也值得重新检讨了吗？
说到历史小说，法国大小说家福楼拜（Flaubert）所写的《萨朗波》，要算是最典型的作品。他忠实于罗马时代的风俗、人物、故事，正如他对于波娃荔夫人的忠实。他这样就成为写实主义的大师。若说这样的忠实，便是他的作品最成功之点，那又估计错误了。他笔下的人物，还是他自己时代的人，至少是透过了他那时代的三棱镜找来的人物。我们批评《三国演义》，说它不是历史小说，也是从时代意义来否定它的。
我的小说，原是师法左拉，属于写实的一型，我却要郑重地说一句：写实的作品，必须写时代的真实，离开了自己的时代，就不会有客观的真实存在的。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