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宁寺塔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
北平广安门外天宁寺塔的研究，已在我们《平郊建筑杂录》的初稿中静睡了年余，一年来，我们在内地各处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许多。近郊虽近，在我们心里却像远了一些，许多地方竟未再去图影实测。于是一年半前所关怀的平郊胜迹，那许多美丽的塔影，城角，小楼，残碣全都淡淡的，委屈的在角落里初稿中尽睡着下去。
前几天大公报上（本市副刊版）有篇《天宁寺写生记》，白纸上印着黑的大字“隋朝古塔至今巍然矗立，浮雕精妙纯为唐人作风”这样赫然惊人的标题一连登了三日，我们不会描写我们当日所受的感觉是如何的，反正在天宁寺底下有那么六字的隋唐的标题，那么武断大意的鉴定（显然误于康熙乾隆浪漫的碑文），在我们神经上的影响，颇像根针刺，煞是不好受。
具体点讲，我们想到国内爱好美术古迹的人日渐增加，爱慕北平名胜者更不知凡几，读到此种登载，或从此刻入印象中——巍然燕郊隋塔，访古寻胜，传说远近势必影响及国人美术常识，殊觉可憾。不客气点，或者可说心里起了类似良心上责任问题，感到要写篇我们关于如何鉴定天宁寺塔的文字，供研究者之参考。
建筑各部构材，在中国建筑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拱。斗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只须一看斗拱，对一座建筑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砖塔石塔之用斗拱，据我们所知道的，是由简而繁。最古的例如北周神通寺四门塔及东魏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塔，都没有斗拱。次古的如西安大雁塔及香积寺砖塔，皆属初唐物，只用斗而无拱。与之略同时或略后者如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则用简单的一斗三升交蚂蚱头在柱头上。直至会善寺净藏塔，我们始得见简单人字拱的补间铺作。神通寺龙虎塔建于唐末，只用双抄偷心华拱。
真正用砖石来完全模仿成朵复杂的斗拱的，至五代宋初始见，其中便是如我们所见的许多“天宁式”塔。此中年代正确的有辽天庆七年的房山云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临济寺青塔，还有蓟县白塔，正定青塔等等。在那时候还有许多砖塔的斗拱是木质的，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等。
天宁寺塔的斗拱，最下层平坐，用华拱两跳偷心，补间铺作多至三朵。主要的第一层，斗拱出两跳华拱，角柱上的转角铺作，在大斗之旁，用附角斗，补间铺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拱。这两个特点，都与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圣殿相同。第二层以上，则每面用补间铺作两朵；补间铺作之繁重，亦与转角铺作相埒，都是出华拱两跳，第二跳偷心的。就我们所知，唐以前的建筑，不惟没有用补间铺作两朵的，而且虽用一朵，亦只极简单，纯处于辅材的地位的直斗或人字拱等而已。就斗拱看来，这塔是绝对不能早过辽宋时代的。
承托斗拱的柱额，亦极清楚的表示它的年代。我们只须一看年代确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倚柱的，如嵩岳寺塔，玄奘塔，净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虽然有一两个用扁柱的，如大雁塔，却是显然不模仿圆或角柱形。圆形倚柱之用在砖塔，唐以前虽然不能定其必没有，而唐以后始盛行。
天宁寺塔的柱，是圆的。这圆柱之上，有额枋，额枋在角柱上出头处，斫齐如辽建中所常见，蓟县独乐寺，大同下华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额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举之许多例，率皆如此。但自宋辽以后，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这额枋与普拍枋，虽非绝对证据，但亦表示结构是辽金以后而又早于元时的极高可能性。
在天宁寺塔的四正面有圆拱门，四隅面有直棂窗。这诚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棂窗，那是宋以后所少用。但是圆门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饰，与大多数唐代及以前佛教遗物异其趣旨。
虽然，其上浮雕璎珞宝盖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为重修时所改。至于门扇上的菱花格棂，则尤非宋以前所曾见，唐五代砖石各塔的门及敦煌画壁中我们所见的都是钉门钉的板门。
栏杆的做法，又予我们以一个更狭的年代范围。现在常见的明清栏杆，都是每两栏板之间立一望柱的。宋元以前，只在每面转角处立望柱而“寻杖”特长。天宁寺塔便是如此，这可以证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这种的栏杆，均用斗子蜀柱。分隔各栏板，不用明清式的荷叶墩。
我们所知道的辽金塔，斗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这塔已将原形失去，斗子与柱之间，只马马虎虎的用两道线条表示，想是后世重修时所改。至于栏板上的几何形花纹，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种拱字纹，而代以较复杂者。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栏板及大同华岩寺壁藏上栏板相同。凡此种种，莫不倾向着辽金原形而又经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斗拱之下，更有间柱及壸门。间柱的位置，与斗拱不相对，其上力神像当在下文讨论。壸门的形式及其起线，软弱柔圆，不必说没有丝毫六朝刚强的劲儿，就是与我们所习见的宋代扁桃式壸门也还比不上其健稳。我们的推论，也以为是明清重修的结果。
至于承托这整个塔的须弥座，则上枋之下用枭混，而我们所见过的须弥座，自云冈龙门以至辽宋遗物，无一不是层层方角叠出，间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线者。枭混之用，最早也过不了五代末期，若说到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事。
关于雕刻，在第一主层上，夹门立天王，夹窗立菩萨，窗上有飞天，不必“从事美术十余年”，只要将中国历代雕刻遗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飞天，到宋辽塑像画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笔意及布局姿势，莫不清清楚楚的可以顺着源流鉴别的。
若必与隋唐的比较，则山东青州云门山，山西天龙山，河南龙门，都有不少的石刻。这些相距千里的约略同时的遗作，都有几个或许多共同之点，而绝非天宁寺塔像所有。
隋代石刻，虽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算是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时所含的犍陀罗风味看出摆脱得一干二净，而自成一种淳朴古拙的气息。若天宁寺塔上看出犍陀罗作风来岂不是“白昼见鬼”了么？
至于平坐以下的力神，狮子，和垫拱板上的卷草西番莲一类的花纹，我想勉强说它是辽金的作品，还不甚够资格，恐怕仍是经过明清照原样修补的，哪里来的唐人作风，虽然各像衣褶，仍较清全盛时单纯静美，无后代繁缛云朵及俗气逼人的飘带。但窗棂上部之飞仙已类似后来常见之童子，与隋唐那些脱尽人间烟火气的飞天，不能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天宁寺塔绝对绝对不是隋宏业寺的原塔。而在年代确定的砖塔中，有房山云居寺辽代南塔与之最相似，此外确为辽金而年代未经记明的塔如云居寺北塔，通州塔及辽宁境内许多的砖塔，式样手法都与之相仿佛。正定临济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与之相似，但较之稍清秀。
与之采同式而年代较后者有安阳天宁寺八角五层砖塔，虽无正确的文献记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风纯是元明以后法式。北平八里庄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据说是仿照天宁寺塔建筑的，但是细查其各部，则斗拱，檐椽，额枋、普拍枋，券门、券窗、格棂，如意头，莲瓣，栏杆（望柱极密），平坐枭混，圭脚，——由顶至踵，无一不是明清官式则例。
所以天宁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中比较起来，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12世纪初期）的作品，较之细瘦之通州塔及正定临济寺青塔稍早，而其细部或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
我们希望“从事美术”的同志们，对于史料之选择及鉴别，须十分慎重，对于实物制度作风之认识尤绝不可少，单凭一座乾隆碑，追述往事，便认为确实史料，则未免太不认真，以前的皇帝考古家尽可以自由浪漫的记述，在民国二十年以后一个老百姓美术家说句话都得负得起责任的。除非我们根本放弃做现代国家的国民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向天宁寺塔赔罪，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寺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传此塔则仍是写生的极好题材。
（本文原发表在1935年3月23日《大公报·艺术周刊》第25期。后来又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4期转载，转载时题目有改动，署名：林徽因，梁思成。）
注解：
[1]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1期，署名：林徽因。
[2]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2期，署名：林徽因。
[3]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3期。
[4]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4期。
[5]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5期。
[6] 原载1952年《新观察》第6期。
[7] 法海寺门与原先的居庸关：所指居庸关，为居庸关云台，为元代一座过街塔的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