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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名贤文表
地方诗文合集。文三十卷，诗七卷。明刘昌编纂。刘昌字钦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历官河南提学副使，迁广东参政。此编即其提学河南时所编。刘氏在此为官九年，多有馀暇，为表彰中州先贤，乃选许衡(河南沁阳人)、姚燧(河南洛阳人)、马祖常(河南潢川人)、许有壬(河南汤阴人)、王恽(河南汲县人)、富珠哩翀(河南邓县人)六位名家诗文，合为一编，略依其本集之体，各以传志碑铭附后。每位各录诗一卷(或不到一卷)，唯独马祖常录诗二卷，祖常在六人中诗歌成就亦最大。许衡、许有壬、王恽、马祖常皆有集传世，姚燧、富珠哩翀虽亦有集著录，但姚书仅为残本，富集已不传，端赖此书校正其误，或补其佚。此编每集之末皆有刘昌所作跋语数则，颇见考订之功。刘氏自序曾言此编为内集，尚有外集、正集、杂集若干卷，但未见传世。“文集”初刻于成化间，此本尚有传世者，嘉靖间有重刊本。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王士禛劝河南达官宋荦重刻，宋荦委托钱塘汪立名重刊。《四库全书》著录者即此本。
国学概论
现代钱穆著。讲述中国两千多年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八章专言经子，内容包括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等，扼要叙述上自春秋孔子，下至晚明心学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变迁轨迹。第九章专论清代考证学。将清代学术分成清初诸儒之学、乾嘉考据之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三个阶段，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在论吴学、皖学的治学风格时，称“吴学务反宋，而转陷尊古。皖学初本阐宋，后乃为诤宋。吴以革命始得承统，皖以承统始而达革命”。最后一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叙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科玄之争、戴季陶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等。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
欧洲文学史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欧洲的文学史，它主要讲述了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纂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
筮仕金鉴
周公仪休相鲁嗜鱼一国争市鱼献之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鱼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
周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上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
毛诗正义
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