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论著辑要 二
词诠自序
杨树达
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呼！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也。训诂之学，自《尔雅》、《说文》以下，更清儒之疏通证明，美矣！备矣！蔑以加矣！文法之学，筚路蓝缕于刘淇，王氏继之，大备于丹徒马氏。余生颛鲁，少读王氏书而好之。弱冠游倭，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文法颇究心焉。归国后乃得读马氏书，未能尽慊。既颇刊其误，复为《文法》一书以正之。顾文法自有界域，不能尽畅其意，因仿《经传释词》之体，辑为是书。上采刘、王，下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之书，凡诸词义，鳃理务密，畅言无隐。学者取是及所为《文法》参互治之，于文法之事庶过半矣。编纂大例，具于左方，可览观焉。
是书取古书中恒用之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及一部分之代名词、内动词、副词之用法加以说明，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
王氏《经传释词》于词之通常用法略而不说，此编意在便于初学，不问词之用法为常为偶，一一详说。
习用之词，亦偶及其实义：如则训法，乃名词。如训往，乃动词。本书以治虚为主，而复及此类实义者，盖欲示学者以词无定义，虚实随其所用，不可执著耳。此类意之所至，偶示一二，不能求备，自不待言。
字以引申而义变，义变而用法歧。本书为欲便于初学，于词之用法之异者，固不惜详为分晰。然江流万派，同出岷山。学者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知其所以合，则可谓心知其意者矣。
王氏《经传释词》用唐守温三十六字母为次，今用教育部颁定国音字母为次，师王氏之意也。虑有不习字母者，别编部首目录，详载卷数叶数以便寻检。
本书例句多为著者读书时随手采辑，亦间有展转迻录者，因出版仓卒，未获一一检核原书，如有差失，深冀读者是正。
本书原与著者所编《高等国文法》相辅而行，彼书以文法系统为主，此编则以词为纲。读者读此编后，更读彼书，则于我国古代文法可得会通，于读古书或有事半功倍之效矣。
一、字虽非俗，而亦当定从本字者。如《论语》“后彫”之当作“凋”。《左传》“樊”之当作“郗”，是也。
一、同一俗字，当酌去其已甚者。“拖”、“扡”，皆《论语》“袘绅”之别字，与其从“拖”，不若从陆氏之“扡”为得。“濱”、“”，皆“”之或文，与其作“”，不若从《广雅》之“濱”为是。
一、经不可改从注也。《礼记·大学》篇“此之谓自谦”，郑康成“谦”读作“慊”，而近刻即改为“慊”。《周礼·九嫔》“赞王”，杜子春“王”读为“玉”，而各本依改为“玉”。
一、此经有可以彼经改者。同一引书，则《大学》篇“一个臣”之类，移从《公羊传》作“一介”为是。
一、此经有必不可以彼经改者，各存古字。则《公羊传》“郑伯臤”之字，今改从《左传》本作“伯坚”为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误者，亦当改正也。《左传》僖廿八年“齐侯”二字，以上文而误重。《论语·子路章》“轻裘”二字，因下章而窜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罪”乃从非。汉戒群臣，对初离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为“雒”；表金刀之谶，易处者之“留”为“劉”；以迄新莽叠文之误。开元颇字之讹，《字苑》出而“影”始从乡。草书行而修讹从羽。“绁”之作“絏”，“城”之作“圻”，“匡”之作“”，“桓”之作“”之类，既事隔于数朝，悉当从乎厘正。
一、汉石经有急宜从者。“子游”之为“子斿”，“石碏”之为“石踖”，《大易》先心之文，《尚书》微言之字。此类亦多，略标一二。
一、唐石经有宜酌从者。《尚书》“视乃烈祖”之“烈”作“厥”。《左传》“其气焰以取之”之“焰”作“炎”。《风诗》“襛矣”，不误，从禾。《论语》“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则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类殊多，亦难枚举。
一、两宋石经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号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尧始准宣和之诏，复易“陂”而作“颇”。
一、唐宋石经外刊本宜搜罗也。夫毛居正之正误，藉雠监本之讹。晁公武之遗书，足校石经之失。吴兴沈氏之刻，相台岳氏之编，本留淳化，与闽本以兼行，堂号永怀，较汲古而稍善，此则并可博搜，以襄盛举。
一、字当以《说文》为本，而从否亦当斟酌者。字书无“覿”字，则“覿”当从《系传》本作“儥”。旧文无“哂”字，则“哂”当从淳化本作“矤”。以及“份份”之在《论语》，“墫墫”之在《风诗》。此急宜从者也。至若“文马”之为“ 马”，“戚施”之作“”，不妨存此异文，可不改从古字。又况“菿”之误“ ”，“丽”之从“ ”，均后所误加，不堪依据。
一、本当以《释文》为据，而录取亦当鉴别者。如《论语》“襁负”之作“繦负”，《易》“鞶带”之为“鞶 ”。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监本。又况《尚书》一册，宋人之补释为多；《周易》二经，近刻之脱文不少。能无待精识之去留与硕儒之裁决哉！此上凡二十四条，未知有当与否，幸有以教正之。
〔《卷施阁文甲集》卷七〕
论唐石经及经典释文之字体
钱大昕
石经避讳改字
唐石经毛《诗》“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绊也”、“俾民忧洩”避“世”旁，“甿刺时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作“雍”《诗》，“纛”作“ ”《周礼》、《尔雅》，“敺”作“毆”《周礼》，“齎”作“賷”《仪礼》，“總”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两字音同义别。石经《左传》“赋韩奕之五章”，《尔雅》“奕洪诞戎”，皆误从升。
陆氏释文多俗字
《曲礼》“三饭”，《释文》：符晚反。依《字书》，“食”旁作“飰”，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则混之，故随俗而音此。按陆氏所称《字书》，不审何人作，以《尔雅释文》证之，盖吕忱《字林》也。又《尔雅释文》：“飰”字又作“”，俗作“飯”，同符万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讹为“飰”，犹“汳”讹为“汴”，皆魏晋以后俗字。古音“反”如“变”，与“卞”相近，“飯”、“飰”非两字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后人乃别“飯”、“飰”为二音。陆氏不能辨正，转以正字为随俗，何哉？《广韵》二十五愿部：飯，符万切。《周书》云：黄帝始炊谷为飯。亦作“”，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礼》云三飯。是陆法言诸人不承《字书》之误，其识高于元朗矣。
《周礼·校人》注：校之为言校也，主马者必仍校视之。《释文》：校，户校反，字从木，若从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乱之。按《说文》手部无“挍”子。汉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隶体之变，非别有“挍”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而元朗亦从而和之，傎到甚矣。《广韵》去声三十六效部“校”字两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于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别收“挍”字。较之《释文》，实为精当。或谓郑注以“校”释“校”，必是异文。予谓《孟子》书“彻者彻也”、《礼记》“齐之为言齐也”皆以义释名，非有异文。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
论宋刻书（二则）
叶德辉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藏书贵宋本，人人知之矣。然宋本亦有不尽可据者，经如四书朱注本，不合于单注单疏也。其他《易》程传、《书》蔡传、《诗集传》、《春秋》胡传，其经文沿误，大都异于唐蜀石经及北宋蜀刻。宋以来儒者但求义理，于字句多不校勘。其书即属宋版精雕，祇可为赏玩之资，不足供校雠之用。南宋刻书最有名者，为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三传，别有总例，似乎审定极精。而取唐蜀石经校之，往往彼长而此短。故北宋蜀刻诸经之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宋本中，建安余氏所刻之书不能高出俗本者，为其承监本、司、漕本之旧也。至于史、子，亦以北宋蜀刻为精。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见于各藏书家题跋所称引者，固可见其一斑。子如《荀子》，熙宁吕夏卿刻本，胜于南宋淳熙江西漕司钱佃本。《世说新语》北宋刻十行本，注文完全，胜于南宋陆游本。此固未可概以为宋刻而遂一例视之，不复知辨别也。
宋刻书多讹舛
王士祯《居易录》二云：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谓不特此也，如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所跋《白虎通德论》，宋刻二卷本，开卷即讹“通德”为“建德”。陆《志》载宋刻任渊注《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二十卷，前序称绍兴鄱阳许尹叙，绍兴下脱年月。均为可笑。又陆跋宋本《王右丞集》十卷云：卷六末有跋，凡七十余字，为元以后刊本所无。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与《敏求记》所记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脱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类，岂仅微瑕，实为大谬。《钱日记》载宋蔡梦弼刻《史记》，目录后题识称“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七月“月”字，为“年”之讹。《缪续记》载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无窒碍”，“窒”误作“室”。此虽小误，则其校雠不善可知。且又安知书中如此类者，不为佞宋者所讳言乎？古今藏书家奉宋椠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陆续跋有宋椠宋印建本《北史》一百卷，云：光宗时刊本，纸白如玉，字体秀劲，与福建蔡氏所刊《草堂诗笺》、《史记》、《陆状元通鉴》、《内简尺牍》相似，当亦蔡行父文子辈所刊。校雠不精，讹羼所不能免，在宋刊中未为上乘。陆《志》有《管子》二十四卷，为陆敕先贻典校宋本，其后跋云：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余校此书，一遵宋本，再勘一过，复多改正。后之览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岁次丙午五月七日。敕先典再识。然则前辈校书，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当取法矣。
〔《书林清话》卷六〕
周代书册制度考
金 鹗
书册之制，历代不同。周之书册，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郑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简也。《聘礼》注亦云：策简也，方版也。盖以竹为之曰简，曰策，以木为之曰方。简一曰毕。《尔雅·释器》云：简谓之毕。郭注云：今简札也。《学记》云：呻其占毕。郑注云：吟诵其所视简之文是毕，为简也。简又曰牒。《说文》云：简，牒也。简又曰籥。《说文》云：籥书僮竹笘也。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广雅》云：籥笘 也。《少仪》云执籥尚左手。为蓍，籥为占兆之书，故籥连文书。《金縢》云：启籥见书。书者占兆之辞，籥所以载书，故必启籥乃见书也。是籥即简。汉时则曰笘、曰 也。简与策不同。《左传》孔疏云：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本作册，象其编简之形，是简与策异。然编简为策，则策即是简，故郑君以策为简也。《释名》云：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又简一名札。《释名》云：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是诸简连编者亦名为简。盖对文则简与策别，散文则简与策通也。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 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古者用策用简牍之别，以文之多少而异。《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杜预《春秋序》云：诸侯各有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疏云：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如《聘礼记》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事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案策与简牍之异，杜预所言与《聘礼记》不合。事虽小而其文多，不可不书于策。事虽大而其文少，亦可以书于简。夫弑君大事也。崔杼弑庄公，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是知大事未尝不书于简也。大事可书于简，则小事亦可书于策矣。六经文字一皆在策，盖其文既多，必须编简为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异也。《史记》云：孔子晚好《易》，读《易》，韦编三绝。《易》既编而成策，则诸经可知。《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简编，科斗文字杂写经史。可见六经皆编而为策矣。简策长短之度，说者不一。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孔冲远《春秋》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与六经异也。《士聘礼》贾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贾、孔之言，长短大异，窃谓孔疏是也。《汉书·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盐铁论》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则律书之简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举大数耳。《盐铁论》谓古今一也，则周之律书亦二尺四寸可知。律书既二尺四寸，则六经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二尺与二尺四寸相近，蔡邕言策长二尺与此所得竹书二尺合是，皆以汉尺言之，汉尺大于周尺，二尺约当周之二尺四寸也。孔冲远谓简容一行字，郑注《尚书》云三十字一简之文。《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是一简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约以三十字为归。周之一尺二寸，当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当今四寸八分，《孝经》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谓《论语》策三分居一又谦焉。若六经策一尺二寸，《论语》三分居一，当为四寸，四寸当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论语》一简容八字，诚不以富，亦祇以异，错简可证。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又一证也。若三寸二分，岂能容八字乎？今观贾疏《论语》策，实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经策当二尺四寸，《孝经》当一尺二寸，与孔疏合。二疏同引郑君《论语序》，不应有异，然则贾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讹可知矣。《论语》策八寸容八字，六经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余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约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体不宜小，又一简止容一行，则字体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书策，每行亦不拘字数，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体有繁简，繁者宜疏，简者宜密，总欲其点画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制，长短未闻，然其所书自百字以下，或为五行，每行二十字；或为四行，每行二十余字。则其长亦当有二尺余，其广大约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广不过三四寸，有长方形，故谓之方，非必正方也。至于书字，亦以笔墨，若有不当，则以刀削去之，更书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求古录礼说》卷十〕
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
金 鹗
三代之书，皆用方策。汉唐以来，制度代异。汉初，因周制，仍用简册，而帛与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此竹帛并用之证。《汉书·艺文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可知其书于竹也。然古书有篇无卷，而《艺文志》所载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可知其书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书曰篇。帛可卷舒，故帛书曰卷。通言之则竹书亦曰卷，帛书亦曰篇也。古《诗》云：中有尺素书。《风俗通》云：刘向校书，皆先书竹，改易删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书籍考》云：灵帝西迁，缣帛散为帷囊。皆可见汉书之用帛也。至蔡伦造纸，而书籍始用纸，然帛与纸犹并用也。厥后不用帛而用纸矣。汉唐之时，未有印板，其书皆以纸素传写，《抱朴子》所写反复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后周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盖书之难得也。其书籍制度不作册而为卷轴。胡应麟云：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罗璧云：古人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然其后稍作册子。今考《唐书·经籍志》云：藏书分为四库，经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史库书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红牙签。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流布天下，命马缟、田敏等详勘。《宋史·艺文志》谓始于周显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庆历中，有布衣毕异，又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钱，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印数十百千本，极为神速。镂板之地，蜀最善，吴次之，越次之，闽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后以梨或以枣，此唐以后书籍之制度也。间尝考之，古之书籍皆写本，最为不便。汉熹平始有石经，唐开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后晋天福，又有铜板，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用笔写。然其制颇难，传亦未广。至板本盛行，摹印极便，圣经贤传乃得家传，而人诵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写本不易传，录者精于雠对，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讹谬日甚。后学者无他本可以勘验，其弊亦不少也。
〔《求古录礼说》卷十五〕
论书籍制度
马 衡
书籍为介绍文化之工具，其制度变迁之历史，应有研究之价值。惜年湮代远，书阙有间，欲求完全而有系统之知识，实属不易。所幸载籍之记录，实物之流传，虽属东鳞西爪，尚可得其大较。吾之所谓制度，是指材质与形式而言，并不包括撰述或流传方面。近人对此问题，已有不少之研究，并各有其贡献。关于最古者有王静安之《简牍检署考》，关于近代者有《书林清话》中之几节。今采取两家之说，益以后出之资料，更参加己见，草成此篇，以见书籍制度变迁程序。
一、材质及其兴废之时期
吾人言及书籍二字，一般人之观念，必以为即今之线装书。余所见故事画中，即有不少例证。但此为现代已进化之制度，而非初有书籍时之制，且演进之过程依时代而各异。凡事物之创造，必先粗制滥造，而后逐渐改进，以臻于巧妙。纸为2世纪初期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更在其后。在未用纸以前，先用缣帛，缣帛以前又先用竹木。
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或自有书契以来即用竹木，亦未可知。缣帛之用，却亦不晚，《墨子·明鬼》篇曰：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亦曰：先生寄理于竹帛。皆以竹与帛并举。可见周代虽用竹木，已知兼用缣帛矣。《汉书·艺文志》撮录群书，或以篇计，或以卷计。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卷之数不如篇多。又可见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后汉书·儒林传》言：及董卓移都之际（190年），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当东汉末年，缣帛为用之广，已可想见。但《阳球传》载灵帝时（180年顷），球奏罢鸿都文学，曾言乐松江览等徼进明时，有“鸟篆盈简”、“笔不点牍”之语。《荀悦传》记悦作《汉纪》时（献帝建安初，当200年），献帝诏尚书给笔札。当时所用犹皆竹木。意应制之作以及官府文书，各有定制，不能随意变更，故仍用竹木。其余或已趋于便易，多用缣帛矣。官府文书之用竹木，不但汉末如此，直至南北朝之时，尚有一部分沿用者。然则竹木之命运，亦不为短矣。
至纸之创造家虽为蔡伦，而纸之名，则犹因于缣帛。据《后汉书·蔡伦传》言：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然则纸为缣帛之名，蔡伦所造者，并未锡以新名，犹是因缣帛之旧称。故蔡伦以前所谓纸者，皆指缣帛而言，如《意林》引应劭《风俗通》言：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同辆）。《后汉书·贾逵传》言：（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其时皆在蔡纸以前，所谓纸者，并非蔡侯纸也。但至蔡伦以后，纸之名遂为树肤麻头等所造者所专有矣。
依《蔡伦传》所言，似造纸之动机，乃感到缣与简之不便，欲以之为代用品。但初造之时，不甚通行，惟家贫或不能用缣帛者用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可知当时素贵纸贱，用纸者为不敬。魏晋之际，犹用缣帛，至南北朝时，始通行用纸。《隋书·经籍志》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湘素。又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又曰：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劣。《北堂书钞》卷一○四引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曰：桓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又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据以上记载书籍之事参互考证，晋时纸与缣帛兼用，至纸之完全代替缣帛，或在南北朝之时矣。竹、帛、纸三种材质兴废之时期，虽不敢确定其起讫界限，然行用时期，可大略得结论如下：
（一）竹木 自有书契以来迄于三四世纪。
（二）缣帛 自前四五世纪迄于五六世纪。
（三）纸 自2世纪迄于今日。
二、形式及其装置之法
材质既不同，故形式亦因之改变。缣帛之性柔，可以卷舒，藏之则卷，用之则舒，此之谓卷轴。纸之性质，与缣帛相近，行用初期，又在缣帛之卷轴盛行时代，故装置形式，与缣帛无异，仍是卷轴。但性质虽相近，而略有不同，缣帛为完全柔性，纸则于柔性之中含有坚致性质。其后感觉卷舒不便时，因坚致之特性而获得改良之道，即由卷舒之卷轴，一变而为折叠之叶子。叶子形式经多次之改变，又可分若干种，今对卷轴而言，可称之为册叶。至竹木之用乃原始之制度，其形式系用竹木削成狭长之片，书字于其上。其名谓之简，以若干简编连之则谓之册（或写作策），总称则谓之简册。今依时代先后，就简册（竹木）、卷轴（缣帛与纸）、册叶（纸）等形式，分节就明之。
甲 简册
简册二字之意既如上述，今更引贾公彦、孔颖达之言以证之。《仪礼·聘礼》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又《既夕礼》疏：编连为策，不编为简。《春秋左传序》疏：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以上诸策字，皆册之通假字。《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甲骨及金文册多作 、 等形，皆象编简之形。故简册二字，可包括一切竹木制之书籍。若分析言，名目亦甚多，其字大半属于形声一类，竹制者从竹，木制者从木或片，如牍、札、牒、椠、版、簿、籍等皆然。由文字上推测，亦可窥见简册之制度。
简册之长短，亦可略言之。有长二尺四寸者，有长一尺二寸者，有长八寸者。贾公彦《仪礼·聘礼》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原文作尺二寸，今依阮元校勘记订正），《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孔颖达《左传序》疏亦曰：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通典》卷五四封禅使许敬宗等奏亦引《孝经》、《钩命决》曰：六经册长二尺四寸，《孝经》册长尺二寸。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凡此所言，皆周时写六经、纪、传及国史之简，是用二十四之分数。及至汉代，其制又略有变更，据王静安所考，有长二尺者，有长一尺五寸者，有长一尺者，有长五寸者，皆二十之分数。敦煌所出汉木简之属于书籍类者，如《急就》篇一尺五寸，而《相马经》、医方等皆长一尺；元康三年历书长一尺五寸，而其余神爵三年、永光五年、永兴元年等历书又皆长一尺。此为秦以前与汉以后简册长短不同之点。
每简所容字数之多少亦无定，据《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仪礼·聘礼》疏：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一简四十字。是则容字之数，有四十字者，有三十字者，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有八字者。意者容字多者，或为长二尺四寸之简，《左传》八字，或即同于《论语》用八寸简欤。然同是二尺四寸之简，最多者能容四十字，最少者祇容二十二字，可见字数之多少，是无定也。敦煌所出《急就》篇，以一章为一简，每章六十三字。有面背分作三行写，每行二十一字者；有分作两行写，一行三十二字，一行三十一字者。字书写法固应整齐画一，据《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字书为讽诵之书，故编辑时即有一定字数，如乐歌之分章，与其他书籍不同也。
编简为册之法，据《说文》说：中有二编。据蔡邕《独断》言：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古文册字作 、 诸形，可以考见二编、两编之说，乃以绳横贯诸简，上下各一道，使诸简排比成册。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居延诸简，以年代久远，多为断简残编。但其中有二册，一为《兵器簿》，共七十七简；一为给丧假之文书，共三简。上下两编皆为麻线编成。《兵器簿》之两编且于右侧连贯，正如象形字之 ，此由西北干燥，其编尚未腐朽也。至编之之物，有用皮者，有用丝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皮，以熟皮为缕以编简，谓之韦编，此为以皮编者。《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刘向《别录》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荀勖《穆天子传序》曰：皆竹简，素丝纶。《南史·王僧虔传》曰：楚王冢书，青丝编。此为以各种色丝编成者。居延简则以麻线编成，又为历来记载所不及。可见普通书籍不必定用韦编丝编也。治竹木之法，古籍中亦略可考见，《论衡·量知》篇曰：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风俗通》引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中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可见治竹较治木为烦也。书籍之编简为册，简之多寡，当视其文之长短而定，文长者一册或数十简，如《兵器簿》然。庋藏之时，由卷尾卷至卷首，而于其中别插一简，标其名目。此又由《兵器簿》实验而得者也。简册之字，据叶焕彬所考，一为刀刻，一为漆书，而王静安所考，书刀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虽殷周之书亦非尽用刀刻。两说虽各有理由，而余以王说为长。《考工记》，筑氏为削。郑注云今之书刀。《释名·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者，谓有谬误，则以刀削去之也。《史记·孔子世家》曰：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云：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盖古人以刀与笔并称，与所谓笔削者本是一意，非谓以刀刻字也。至写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书，其后利用石墨。因为照进化程序言，应先用天然材料，而后有比较进步之人工制造材料。漆为木汁，无待于发明，文字最初用漆书，应为合理之事实。漆之燥湿不易调节，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谓之煤。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是皆天然之墨，今称燃料曰煤，盖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烧烟，加胶制墨，则出自人工制造矣。但《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及《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恐已非真漆书。盖后汉时人造书墨已盛行，不应尚用漆书，或此为相传古本，非汉时所书也。
乙 卷轴
卷轴之制，今所可考见者，皆为隋唐以后之记载。其时已完全用纸，不知缣帛之制如何。敦煌所出六朝卷子亦为纸者，形式与隋唐时相同。故今日所可考者，祇限于纸之卷轴。然由纸以推测缣帛，或亦无甚区别也。卷轴皆横行，高约一尺，长短无定制，简册编为一篇者，则卷轴写作一卷。今之书籍虽改作册叶，而犹称为卷者，乃沿卷轴之旧名也。缣帛之篇幅本是仄而长，以之为长轴，可以无接缝，《初学记》卷二一谓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时截之是也。纸之篇幅不如帛长，则以数纸连为一幅。其接缝之处，以胶黏连之。如有钤印或署名者，则谓之印缝，或曰押缝，或曰款缝。敦煌所出卷轴，虽至断烂，而黏连之处未有脱落者，不知其装潢之法如何也。梁徐陵《玉台新咏·序》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谓以五色纸连成一幅，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唐写卷子本《王子安集》，即为五色笺，知徐文非铺张也。古纸厚于今纸，单层之纸，即可装治成轴，不似今之手卷，必以纸数层装背之。古时抄书，必以墨画直格，唐时谓之边准，宋时谓之解行。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引《李义山集·新书序》卷七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原注：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注：言一幅解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而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曰：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据程氏、赵氏所说，行数、字数各有定式，今所见唐以前之卷子本，似不尽相符，惟释氏写经则以每行十七字为准耳。
缣帛或纸之横幅可以卷舒者，谓之卷，或谓之卷子。卷心之轴，两端露出于卷外如车轴者，谓之轴。轴之材，或用琉璃，或用牙，或用玳瑁，或用珊瑚，或用金，或用紫檀，或用楠檀，或用漆。其牙与琉璃之色，或红，或绀，或白，或青，或绿。《隋书·经籍志》曰：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注卷九记集贤院四库书曰：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先后（则天）阅法书数轴，将拓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褾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宋明帝所装之二王法书，有珊瑚轴者二十四卷，金轴者二十四卷，玳瑁轴者五十卷，旃檀轴者五百三十七卷；记梁武帝所装者凡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记唐太宗所装者凡一百二十八卷，并金缕杂宝装轴。然则古书之装轴，有种种材料，可谓穷奢极侈矣。但余疑轴之制不尽通体一律，或卷心用木，而两端以杂质饰之。观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中记褚河南监装之卷，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可证也。
缣帛或纸之一端既卷入轴内，而他端则以其他材料黏连之，裹于卷外，以为防护，今俗称包首，古谓之褾。褾字之本义，为领袖之缘饰，此装于卷端，故亦谓之褾。褾首系丝织品以缚之，其名谓之带。梁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谓散此绦绳，即指此也。褾有用紫罗者，武平一、张彦远记唐太宗装轴用紫罗褾是也。有用锦者，窦臮《述书赋》所谓鸾舞锦褾，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张芝张昶书用旃檀轴锦褾是也。有特织者，徐浩《古迹记》记路琦家所得羲之书，其褾是碧地织成，褾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是也。有用纸者，武平一记安乐公主取二王书，“去牙轴纸褾，易以漆轴黄麻纸褾”是也。其带则有分色者，有用织成者，唐四库书分黄、缥、紫、朱四色（见上），分色者也。张怀瓘记梁武帝装二王书以织成带，张彦远记唐太宗命褚河南监装之二王书，亦以织成带，用织成者也。
卷之外有帙，《说文》七：帙，书衣也，帙或从衣。此乃防卷轴摩擦易损，故为物以裹之，又或因一书卷轴繁多，易致散失或紊乱，故为物以束之。卷轴在内，帙在外，如人之衣服，故谓之书衣。但无论如何裹束，其两端则仍露于外也。《御览》卷六○七引《中经簿》曰：盛书有缣帙、青缣帙、布帙、绢帙。《后汉书·杨厚传》：（厚祖父）春卿自杀，临命，戒其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唐太宗装二王书卷，用织成帙，而梁《昭明太子集》卷一《咏书帙诗》曰：擢影兔园池，抽茎淇水侧。……幸杂湘囊用，聊因班女织。似书帙虽用缣、布、绢、绨等为之，而仍以竹为裹也。《鸣沙石室秘录》记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以细织竹帘包之。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杂物，有经帙，皆以细竹为纬，各色绢丝为经，以织成之，四周有锦缘，一端有带。其一并织成依天平十四年岁在壬午（742年，当唐天宝元年）春二月十四日敕，天下诸国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字，殆即所谓织成帙也。今卷轴之制度，尚因书画而保存，而帙之制度，则已久废矣。其每帙所包之卷轴，数亦不等，多以卷轴之大小多寡定之，其最普通者为每帙十卷。晋葛洪《西京杂记序》曰：（刘）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此后汉之以十卷为帙也。梁《昭明太子集》前有刘孝绰序曰：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次。《隋志》有：《周易》一帙十卷，卢氏注。此六朝之以十卷为帙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曰：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魏徵《群书治要·序》曰：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此唐之以十卷为帙也。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曰：装卷初就，芸藏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此宋之以十卷为帙也。然此殆于卷轴繁多者，匀分之为若干帙。梁阮孝绪著《七录》，每录分若干部，每部分若干种，而又总计其帙数与卷数。其一部中之种数多者，无由确知其分帙之卷数。而一部仅一种者，其帙数卷数，则显而易见，如《子兵录》阴阳部一种一帙，录外之《声纬》一帙，皆为一卷。《子兵录》农部一种一帙，则为三卷。录外之《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录》一帙，则为四卷。录外之《古今世代录》一帙，则为七卷。录外之《杂文》一帙，则为十卷。录外之《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则为十一卷。录外之《序录》二帙一十一卷，则以十一卷分置二帙，必五卷或六卷为一帙矣。若然，则无论卷轴之多寡，皆有帙以防护之，而卷轴多者，分帙亦无标准也。
卷轴以帙裹束，置于架上，每患不易检寻，故有签以为标识。《唐六典》注谓集贤院四库书用牙签，以红绿碧白分经史子集。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亦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如手未触。皆言签之材质，为象牙所制。但余以为普通书签，未必皆用牙，必有用木或纸或帛者。此种书签，既为便于检寻而设，则其上当记其书名及卷数，此又可推测而知者也。
丙 册叶
卷子之长幅，一端有褾，如欲检阅后幅，非将全卷展开不可。手续既极繁重，时间又不经济，故不得不谋改革之法。纸之篇幅本不如缣帛之长，当时因欲因袭缣帛之形式，不能不将各纸黏连，以就卷子之制度。今既感觉不便，祇有使之不连，解为散叶之一法。此种散叶，便谓之叶子。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之类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曰：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是叶子即未经黏连之散叶，对卷子而言，便称叶子，俗又写作页。散叶既为便于检阅而设，则装置之法，自应变卷舒为折叠。此种折叠之制，仍因袭编连众简之称，谓之为册。故唐宋以后之册子，即指册叶而言，非复简册之册。《演繁露》卷七曰：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道布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可见宋时简册久废，册之一字，久为纸叶书籍之定名矣。今称散叶谓之叶，积叶谓之册，总称折叠之制，则谓之册叶。
在卷子解散为叶子之时，先有旋风叶，而后有散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曰：斐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口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所谓旋风叶者，谓以卷轴之长幅，变卷舒以为折叠，自首至尾，可以循环翻检，今俗称经折式，唐宋之时谓之旋风叶。释教经典至今犹有作此式者。
自册叶之式发明，而后有刊版印刷之法。盖卷轴为长幅，无从割裂，自有叶子而后，每叶有一定字数，由一叶以至于十叶百叶，自为篇幅，而递相衔接，以一叶为一版，而编次其数。积行而成叶，积叶而成册，积册而成部，而后书籍之制日臻于进化，至今日而未变。其装订之法，最初以每叶反折之，黏其版心之背，使两旁之余幅向外，不用线订，谓之胡蝶装。谓摊书之时，中有黏著，两旁各半叶，如胡蝶之有两翼也。其外则以纸或帛为护叶，裹于书背，而亦黏其中缝，今俗谓之裹背装，以别于线装之护叶上下各半叶也，宋时初改册叶，多为胡蝶装，书版之左上角，往往于阑外刻书之篇题一小行，为便于翻检而设。今之装法，既以版心向外，而刻书者犹于此处刻字，殊可笑也。胡蝶装所以有版心者，一以志书版之名目卷第，使印刷或装钉时不致紊乱，一以留黏贴之余地，使读者不致碍目。故书名之在二三字以上者，往往摘取其一二字以著之，绝无意义可言也。其庋置之法，乃以书背向上，书口向下，排比植立，不似线装之垒置者。何以知之，以北平图书馆藏原装宋本《欧阳文集》、《册府元龟》等书，其书根上皆写书名卷第，自书背至书口，一行直下，而书口余幅之边际，皆曾受摩擦也。其分卷之法，不必以一卷为一册。有一册之中容数卷者，则以异色之纸或帛黏贴于每卷首叶之书口，以为识别，如西文字典之标A B等字母之法，为其便于检寻也。北平图书馆藏《文苑英华》为宋景定元年（1260年）装背，其每卷首叶即有黄帛标识，可以为证。此种装式，至元初犹存，不知废于何时也。
胡蝶装之书叶皆单层，纸薄者尤易使正面与正面黏著，致翻检时多见纸背，故其后以书叶正折之，使书版两旁之余幅皆向书背，而版心之书名卷第皆向书口，于检寻更觉便利，于是版心遂有书口之称。其实胡蝶装时并不以为书口也。叶既正折，则两旁余幅转而向后，可以钻钉，故以纸捻钉之。仍加护叶，以裹背法装之。其后复以裹背不便于裁切书背，乃改护叶为上下各一叶，而以线钉其书背，即今所谓线装也。线装之书，固较胡蝶装易于检寻，然其弊则书口往往易裂。今书贾装旧书最喜衬纸，一衬纸而书口必不能保，此尤可恨也。改胡蝶装为线装，不过略变其装置之法，于版片初无区别。且胡蝶装之版心，至线装时而更著其效用。惟图画之书，利于反折，若改线装，则判而为二，如阮元仿宋刻绘图《列女传》，原书为胡蝶装，仿刻则为线装，阅者即感其不便矣。
1947年秋，故宫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为海内佚书。其装潢虽为卷子，而内涵散叶二十四叶。盖以两纸裱成一叶，故两面有字。其装为卷子也，则以第一纸裱于卷内。自第二叶起，仅以叶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错叠，如鱼鳞然。卷之则成卷轴，不见散叶之迹，宋濂跋称其装潢之精，出自宣和内匠，是犹北宋原装也。其后虽有洪武叁拾壹年肆月初玖日重装字样，意必修整原装，未更形式也。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吴彩鸾《龙鳞楷韵》，柳诚悬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与此卷形式相同，盖即龙鳞装也。
册叶之有函，亦如卷轴之有帙，所以防护之也。现在的制度有二种：一种是以硬纸为裹，而外糊以布帛，函其四面，而露其两端，其名谓之帙，俗谓之函，其制即由卷轴之帙蜕变而来，不过改软为硬耳。一种是以木板两块，上下夹之，其名亦谓之帙，俗又谓之夹板。函之口为牙或骨之签二以键之，遂因牙签之旧名。板之两端横贯两带以束之，遂因带之旧名。其实并与卷轴异制矣。此两种制度，以言防护，则板不如函，然函是糊成，易生蠹，不适于卑湿之地，故南方多用夹板。
以上所说古今书籍之材质及形式之变迁，皆根据已往之记载，更证以遗留之实物，考其大略如是。罣漏之处，恐不能免。尚希望当世博雅之士，补其阙遗，正其谬误，则幸甚矣。
〔《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