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论著辑要 四
论校书（五则）
段玉裁
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未易定也。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
〔《经韵楼集》卷五《与胡孝廉世琦书》〕
校书必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顺其理。
〔《经韵楼集》卷八《经义杂记序》〕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陈 垣
《敦煌劫余录》十四帙，著录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中有缺号，有一号裂为二三轴者，均于检目注明之），今藏北平图书馆，原出敦煌县南四十里之千佛洞。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是时雕版尚未大兴，书皆缮写，周隋而后，造象之风寝杀，信佛者又以写经为功德，故佛经写本之传布特多。宋王明清《挥麈录》载雍熙初王延德使高昌，见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又有敕书楼，藏唐太宗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诸地，宋初韫藏文物尚富，且不止释典一门。《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稍稍流布，时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宣统二年，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残卷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即今所著录者是也。顾何以十之九为佛经？则以国人研究古物，祇能于有文字处求之，其无文字而为图像器物之属，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汉文而为中亚古代语言，亦不贵也。国人所贵者，汉文古写本，然汉文古写本为人所同贵，故佛经以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所先得，其留遗者，又沿途为黠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祇此也。
民国初元，予至北平，颇震惊八千轴之数，冀于此得佛教以外之宗教史料，尝就方家胡同图书馆检其目录，惜当时所写定者仅二千余号，以未窥全豹为憾，得“宇”字五十六号摩尼教经，以为瑰宝矣。
十一年春，予兼长馆事，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乃与君约，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假午门历史博物馆为会所，予被推为采访部长，佥拟征集公私所藏，汇为一目。登报匝月，应者寥寥。予遂先就馆中录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原号者，由甘肃解部时所编之号。起止者，每轴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也。稿成，名曰《敦煌劫余录》，未及刊行，会又停顿。
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予乃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又越年余，今始写定。
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具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咨询多人，仍不能考定。经入馆二十年而目迄未刊布者，此其一因也。今第十四帙中俟考诸经即此类。第十四帙中并有续考诸经，为近日秋浦周君叔迦所考定，并依编入。予于此录，始终碌碌，因人成事而已。回忆壬戌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中华民国十九年春分日，圆菴居士陈垣序于北平丰盛胡同之励耘书屋。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
王重民
1959年，是敦煌遗书发现的六十周年，有人想作纪念论文，来纪念这一中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大发见和这一发见所给予近代和现代科学研究上的影响，那是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可惜没有完成。（1957年日本的汉学家曾有人以敦煌遗书发见五十年的命题来做纪念论文，但那意味着斯坦因盗经的五十年，那是我们极力反对的。）现在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出版，基本上总汇了关于敦煌遗书的最好最重要的目录，因此，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六十年来所编制的所有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做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从有关目录中反映出敦煌遗书的大概数量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总目索引》和其他相关的目录来进一步做敦煌学的研究，并促进它的发展。
敦煌遗书在1899年发现以后，在1907—908年间，先后被英、法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所盗劫，1910年清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来北京，在押运途中和抵北京以后又遭到官僚地主分子李盛铎等人的盗窃，这些，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为本书写的《叙例》已经做了说明。现在还可以稍稍补充一点的是：（一）斯坦因所盗劫的总数据他自己的自供是九千种，那便是翟理斯所编以汉文卷子为主的目录内所包括的六九八○个卷子和小册子，内有约五十多个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纥、于阗等文的卷子，另外还有两千多个卷轴的西藏文写本和绢本、纸本的刺绣、绘画等美术品。西藏文写本前藏印度总督府的图书馆内，今不知在何处。美术品约五百多件，分藏不列颠博物院和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院，有1931年魏礼合编的《斯坦因盗画目录》。（二）伯希和盗劫的详确数目不很清楚，大约不少于五千件。我所编的以汉文卷子为主的目录内包括着二千五百多个卷子、版画叶和小册子，和大约一百来个梵文、藏文、粟特、回纥、子阗文的卷子。另外还有一大批西藏文卷子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大量的绢本、纸本的刺绣、刺画、绘画等美术品分藏卢佛尔宫和纪梅博物馆。美术品还没有一个总目录，其西藏文卷子已有拉卢编的《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第一册，1939；第二册，1950）。这两册共著录了一二八二个西藏文卷子，第三册现正准备出版，其总数可能接近或稍稍超过二千卷。（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已经超过一万卷，其中有极少数是梵文和藏文的写本，绝大多数是佛经，其次是道经。在过去五十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开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又入藏了一定数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卷子和变文的卷子，最近又入藏了斯坦因全部汉文卷子的显微胶片，还有旧有的斯坦因、伯希和劫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部书照片和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和古逸佛经道经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佛教道教史料等照片。所以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照片、显微胶片等，已经超过了全部敦煌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研究敦煌学的最重要的基地了。
按照一般的参考使用来说，上述三个部分中的汉文卷子是最重要的，也是一般科学研究工作者所最重视的。但由于过去没有目录，或者没有较完备的目录，一般科学工作者都有心知其重要而莫由知其底蕴的感叹。后来有了外国人所编的目录的片段或译本，但又有记载不够翔实，反映不够全面，惴惴然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忧虑。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积累了五十多年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由我们自己的专家编成的，里面所包括的四种目录（一、《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二、《斯坦因劫经录》，三、《伯希和劫经录》，四、《敦煌遗书散录》）的编制都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达到了今天的水平的。虽说还有不少的缺点，它的特征是反映着敦煌遗书发见后六十年来第一部完整的总目录，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编成的。现在结合着敦煌遗书的整理、各种目录的编制和北京图书馆现有敦煌遗书照片、显微胶片的摄制，作一历史的系统的叙述，对于读者利用这部《总目索引》，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丰富资料，以开展敦煌学和有关一切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史的研究，是有极现实极重要的意义的。这就是我写这篇后记的目的。现在分述如下：
一、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斯坦因劫经自1909年铜闭在不列颠博物院的东方部，很少向外流通。1919年才由翟理斯管理并着手编目，但由于他有意识的不让外人——尤其是中国人阅览，从此我们越没有方法知其内容，只有望洋兴叹了。1923年《国学季刊》一卷一期发表了罗福苌编的《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乃是根据法国人转录本和在展览厅展出的一小部分卷子记录下来的，其不完全可知。从此以后的将近四十年中间，只有向达先生在1936－1937年间，在翟理斯百般刁难的困难情况下，看到了四九六个卷子，编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图书季刊》新一卷四期，1939；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三联书店印本，195～239页），这虽说是一小部分，但从此我们有了一小部分的正确目录。直到1954年不列颠博物院把所藏全部敦煌卷子摄成显微胶片，公开售卖，我中国科学院才得到一份，刘铭恕先生就是在1957年根据显微胶片，在几个月的时间以内编成的。
1959年，当刘铭恕先生编的目录已经排好版、制好纸型的时候，我们才见到1957年伦敦出版的翟理斯《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当时有一些人还没有比较刘《录》和翟《目》，从直觉里发生出了这样的感觉：一位外国很著名的汉学家费了三十八年的精力所编成的目录，一定要比我们一位不很知名的壮年学者（刘铭恕先生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馆员）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所编成的目录要好得多。这种看法可能是含有旧思想的根源，但主要是由于没有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有一些缺点，翟理斯的《目录》也有他的优点，可是只要做一点点的实际比较研究，就能看出还是刘《录》比较正确，而且对于我们也是比较适用的。
翟理斯的《目录》（以后简称翟《目》）比刘《录》是有一些优点的：第一，翟理斯是根据原卷著录的，在卷背、卷头、卷尾往往有一些用淡墨抄写的文件，或极其短小的文件，可能被摄制显微胶片的人所遗落，或拍摄的不够清楚，那就不但给刘铭恕先生造成一些编目上的困难，可能还有极少数的文件由于胶片上遗落而没有著录。第二，刘铭恕先生不懂中古时代在西域流行的各种语言文字，把那五十来卷的梵文、藏文、粟特、回纥、于阗等文统称之为“西域文书”，而翟理斯则一一指实著录。第三，翟理斯在三十八年中间用力最勤的是把失去首尾经题的佛经残卷，凡有品名的大致拟定了经题，把一些失名经卷都编在所考定的各经之后，称为“不能按卷数排列”。刘《录》在这些地方统以不知名的佛经残卷目之，我们当然知道他非不能也，是由于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不可能也，但比较起来这究竟是一个缺点。
但刘《录》这些缺点，对我们说来不是很重要的，而他的优点则是极其有用的。所以在下面要对于刘《录》的优点做进一步的说明。
刘《录》在一些重要卷子的著录下面，使用了三种说明方式，以表达出那些卷子的内容和特征。第一，题记。即照录卷尾抄写人、校勘人、施舍人的题记年月等。第二，本文。凡简短的重要史料、契约、文告、诗词等都迻写出来，供读者参考使用。第三，说明。凡是需要解释，或需要用其他文献证明才能反映该卷特征的地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有的还引用了相关的参考资料，或由编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对读者有用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翟《目》和刘《录》最大的区别：翟《目》是按照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所偏重的问题反映卷子特征的，而刘《录》则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比如说对建立历史科学的需要）来提供资料的。
我们对于经史子集四部书和一切有关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的需要是比较的普遍些，迫切些，凡在这些地方，刘《录》比翟《目》反映的也就比较着重一些，而且其中的多数也比较正确一些。兹就我浏览所及，举出两家目录中的一些现实例证。如《古文尚书》的《大禹谟》（S.五七四五），《春秋左氏传》的残片（S.六○七○），《文子》残卷（S.二五○六），翟《目》都不知道是什么书，刘《录》却都正确地著录出来。又如王羲之的《 书论》（S.二一四、三二八七，据《沙州志》残文），唐玄宗的《加应道尊号大赦文》（S.四四六，据《全唐文》卷三十九），刘《录》都有凭有据地把它们的书名题目著录出来，翟《目》著录前者称为一篇短记和一断片的诗，著录后者则列入不知名道经，并且说里面有一个标题是“至道冀凭”（这可能是把大赦文读错了句）。在这些地方，显而易见的刘《录》是比翟《目》要正确一些，也深入一些的。至于刘《录》在说明中所提供的参考资料，更显示出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非有广博的浏览和深邃的修养是做不出来的。如在《太公家教》（S.四七九）下，刘《录》引了《殊域周咨录》，指出据“安南国传所言，明季安南尚通行此书”，这就使我旧日所考的在元明两代，在黄河长江流域，《太公家教》的流传逐渐被《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而在中国的北方和东北方，不但照旧流行，还翻译成了女直文、朝鲜文和满文（《太公家教考》，见《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刘《录》这一新的补充，更完备地反映了《太公家教》在我们的邻国所发生的作用，使我们对《太公家教》的历史作用知道的更为全面。又如在《随身宝》（S.五七五五）下，刘《录》据《大元通制条格》卷五传习差误条，引用“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这使我们知道《随身宝》这一类的农村读物，从唐末到五代两宋，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很通行的，在元代虽说遭到了粗暴的禁止，这一方面反映《随身宝》在元代仍然继续流行，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时常企图用政治力量禁约对他们不利而在人民大众中间还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读物，总是达不到他们的主观愿望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向达先生在四川就购到一册叙府文盛堂出版的《人生必读随身宝》（“人生必读”四字双行刻，应该是《随身宝》的副书题），也叫《当家书》，又叫《新增礼仪杂字》，是用七字句和三三七句的格式连串家常日用杂字的。这部《随身宝》和敦煌本的内容虽说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但它们的沿革变化、目的和意义是有着历史的联系的。这给我们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村文化教育和农民所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只有当发现了正确的历史文献做说明，才越能反映出这类敦煌遗书的重要意义。刘《录》在这些地方是作了一些较好的工作的。我们目录工作者对自己所著录的图书对象，揭露到如何程度，正确到如何程度，全看谁的学识比较广博，谁的修养比较深邃，所揭露的图书内容和所反映的图书性质就比较正确。目录学家不能博通到无所不知，对于各种学术、各类书籍来说，还是各有专长的。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卷目当中，翟《目》也有胜过刘《录》的地方。但那是比较偶然的。如S.五七三七号卷子的著录，刘《录》说“残存二十二行，言何日何时行灸，并灸某处，避免刺伤人神”，在这样的认识下拟名为《灸经》。翟《目》则看做是医学上用的卜筮书，分入了卜筮类。刘《录》偏重在医（针灸），翟《目》偏重在卜，谁对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一类书认识修养较深，谁所侧重的就自然接近正确。依我看来，翟《目》所反映的意义是较好的。又S.六二六一号卷子有图有说，所包括的故事有掘地得札，掘地得人，掘地得狗等，翟《目》定为瑞应图，刘《录》定为《白泽精话图》，这在敦煌遗书内都有依据，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只要就掘地所得的那些东西去推测，好像都没有什么瑞应，而觉得刘《录》的说法是较长的。这样的判断不一定对，但我敢于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的原因，是由于我对于此道有一段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稍稍尝到了其中的一点甘苦，不过想就自己所尝到的一点甘苦，说明敦煌写本书的目录工作是有它的特征和困难，希望做编目工作的人和使用目录的人，都应该虚心地互相体谅，更多多搜集有关的参考资料，正确地说明某些写本的书名、性质和内容，为促进与提高敦煌学的研究而共同努力。
我还想在此谈一谈失掉前后经题的佛经道经著录问题，这因为在中国是有较长较好的经验的。如前所述，翟理斯所完成的工作是较好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兹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例，翟《目》著录了有经题卷数可考的五七一卷，没有经题卷数（即他所称为不能按卷数排列）的一六八卷。这一六八卷在刘《录》内大概都简单地题为佛经，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S.一九九卷（这里所举的例子在翟《目》内都是考定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的），刘《录》题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又S.一○五五、S.一二五一、S.一五七六三卷，刘《录》并题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S.一五七六卷翟《目》已指出并不十分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相符合，但卷子的外面错误地题上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S.二一一一卷，刘《录》是按“是学一切智经”的经题著录，他又加说明云：是卷首尾缺损，经名系卷末，后人所题；又S.二九二，刘《录》题为“佛十力十八不共法”，翟《目》则在著录为《大般若波罗蜜经》以后，还定为第7世纪早期的写本。但这就提出问题来了，第7世纪早期即600—625年，那时候玄奘还未出国取经，就是把年度放宽，说是指的600—650年，玄奘返国才不过四五年，《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是还没有译出的，那能有第7世纪早期的写本呢？刘《录》所题的“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固然不见经传，但这些都能使读者怀疑S.二九二卷不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卷。这六处不同的著录，究竟是不是如翟《目》所考定的都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卷，或者如刘《录》所考定的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其他什么经，只要取出原卷（或胶片）和现存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文校对核实一下，就能得到正确的解决。（S.六三六九刘《录》著录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一十四”，翟《目》没有排列在卷二一四的地方，而编入“不能按卷数排列”，应该是技术上的疏忽。）像在这样的问题中，都充满着编目者实践工作中的甘苦，只有更踏实地去阅读、审查残卷中的文字，更勤恳地核对现存图书的内容，才能使敦煌遗书目录益臻完善。
总之，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著录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最好、最合乎我们实用的一部目录。当然，如果有人能够直接使用翟《目》，也就能得到一些启发和补充，那是更好不过的。
二、王重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伯希和盗劫的二千五百多个汉文卷子中，四部书的比重和史料价值都比较大、比较高，所以在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以内，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目录最引人注意。伯希和回到法国以后，便先把他盗去赃物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二○○○三五一一号，又四五○○—四五二一号），这部目录很快的就传播开来，—在我国曾有两次译本。一是罗福苌译的《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二—○○○三五一一号），1923年曾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登出了前七○○号（二○○○—二七○○号）。1932年又有陆翔的译本（是二○○○—三五一号），刊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六号和八卷一号（1933—1934）。罗译本过于简略，陆译本竭力译出了伯希和的原文原意，还附加了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是我们参考巴黎残卷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是伯希和编的原目有三个缺点，经过翻译又产生了一个翻译上的缺点，这就给读者的使用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损失。
伯希和原目的三个缺点是：第一，他的编目工作很潦草，表现出一些极不负责的态度。众所周知，敦煌卷子的多数是两面都有文字的，又有一些卷子是很长的，伯希和往往为了避免卷舒或钞写的麻烦，有一些是看前不看后，这就把一些损失前题但还有后题的经卷按照失名佛经著录了；有的看正面不看反面，或者看了反面，而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在他的目录之内。这都是做编目工作的人不应该有的事情。第二，伯希和虽说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制的，其中一些对于我们说来是极重要的卷子，在他的目录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能够把书名正确的反映出来。第三，他仅编成了二○○○三五一一号，又四五○○—四五二一号的目录，其余还有将近一千卷的汉文卷子在他家里存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却始终没有编出目录来。由于上述的三个缺点，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面，使人没有方法一窥巴黎部分的整个内容，更谈不到全部利用了。
我在讲翻译上的缺点的时候，应该首先指明，陆翔先生的翻译是极其忠实、极其条畅的，我的意思是说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就一定会带来翻译上的缺点，即如陆译本是那样的忠实，那样的条畅，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读者使用，也曾发现出了一些翻译上的问题。现在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法文actes一字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的戏剧的一幕，一是公文契约的意思。我们知道敦煌遗书内很多经济史料，其中各种性质的买卖、借贷、雇佣等契约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卷子，伯希和有时简单的用了actes一字，陆译本都译做戏剧，这就给研究唐五代戏剧的人制造了虚幻和烦恼，而使研究经济史的人失去了宝贵的资料。像这样的故事是在翻译上很难避免的，现在如果有人翻译翟理斯的《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必然也会产生相类似的缺点的。我所以屡次阐明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和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对于我们是最好、最适用的目录，用不着翻译，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编的《伯希和劫经录》如果说还有一些优点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克服了伯希和的三个缺点。第一，我补编了三五一二—四○九九号、四五二二—五○四三号和五五二三—五五七九号将近一千个卷子（中间还稍有缺号），使伯希和盗走全部汉文卷子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目录。第二，伯希和旧目的缺点，如著前不著后，著正面不著反面的小品，以及对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没有正确反映出来，我都作了补充和改正。第三，凡经我考订过的四部书残卷，大致都用现行本校对过，除注明原卷的残阙情况，还就现行本注明了篇章和卷数。第四，凡同一书的写本包括着几卷，同一卷的写本裂为几段的，经常是分号著录而且相距很远，其中已经我发现的，都互相注明，这就不但把正面所写的同一部书可以互相连贯起来，而背后所抄写的各种短小的文件，也往往可以拼合起来。第五，凡写经题记及应加的必要说明我都在注文内作了简要的记述。我在编辑这部目录的时候，本想把五六十年来考订各个卷子的有关论文和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凡有影印本排印本的卷子，都注明校印过程和出版年月，以便参考。但这一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在目录内也就都删而未载，但比起伯希和的原目和各种译本，就比较的翔实可靠多多了。
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收归北京图书馆的八六七九卷敦煌遗书是编目工作进行得最早、最好的一部分，并且在参考阅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很多心血换取来的。
当这八六七九卷写经由学部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时候，在1911—1912年间，就编出了一个草目，两千多卷的详目和一部《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1922年又由陈援菴先生（由俞泽箴协助）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并详细地纪录下了编目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料。1924年，援菴先生始仿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排比编次成为现在的《敦煌劫余录》（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本）。总目内依佛经种次汇编了这八六七九卷写经，排成目次，并在每经下记出每一经所有卷子的数目。正录内把依总目著录的卷子数目，依佛经目次，先记每卷的起讫（首二行之首二字及末二行之末二字），次记纸数、行数及品次，并在附记内迻录题记，兼记卷子的残缺情况。凡十三帙，著录了佛经、律、论、杂文三九六种，道经九种，摩尼教经一种，都八五二七卷。第十四帙为“续考诸经”八六种，为周叔迦先生从失名诸经中继续考出者。又有“俟考诸经”六六种，今又由叔迦先生考出了三种（详后）。这样的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两个《劫经录》所能比拟的。阐述至此，就益使我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帝国主义分子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行，因而造成科学研究上无法补偿的损失。试想斯坦因、伯希和盗劫的两部分如果都归了京师图书馆，我们不但早已编成了极其详确的统一目录，而那些宝贵资料在科学研究上所发挥的伟大作用就更不可想象了。
1929年京师图书馆改组合并成为北京图书馆，成立了写经组，由胡鸣盛、许国霖二先生重编了供阅览使用的目录，并且又从未登记的残卷中选出了一一九二种。同时许国霖先生另外编成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年铅印本）一书，从九八七一卷中辑出了四百多条写经题记，又钞出了其中卷背、卷尾及个别卷子中的变文、偈、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文献。这些东西是读者所最需要的。许国霖先生这部辑录和刘铭恕先生及我在两种《劫经录》的题记、本文、说明中所反映的，其资料范围是一致的，用意也是相同的。
由于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目录已经有了这样好的目录基础，所以《总目索引》内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编得就简略了一些。当然在《简目》内如果把《敦煌劫余录》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内所载的一些题记和相关资料，分别编入各该卷子的下面，对读者是会有一些方便的。（不看原卷而硬拼，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现在虽说没有那样做，但《敦煌劫余录》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都是流通很广的书，由读者自己去找，还是不太困难的。
《敦煌劫余录》的编制虽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失题的佛经残卷考证出来的经名也最多，但我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周叔迦先生在“续考诸经”的基础上，不但又从“俟考诸经”中考出了三种，并就全录做了新的考查，考出了其中有差误的五二种。那些差误多发生在著录上的含糊，没有追查到底。如众律的残卷，《敦煌劫余录》432～433页统以“戒律”著录，叔迦先生考出其中有律名者二六种；又《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敦煌是有多种的，《劫余录》435～437页统称为《瑜伽师地论》而没有把注解的名称举出来；叔迦先生又考出其中有原名者一一种。这都是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中最困难而又是应该逐渐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叔迦先生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四、《敦煌遗书散录》。这里所汇辑的十九种散录，包括着两种类型的目录。一是公私收藏的十四种小目录，也就是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来的一些小收藏者的目录。一是五个专科目录，是从所有敦煌遗书中就编者所能见到的有关卷子而编成的专科目录。这就说明了汇辑这十九个散录的目的：一是尽可能地著录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所散开的敦煌遗书；一是不但因为这些专科目录内都包含着少数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外的遗书，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类的专科目录都很有用，代表着敦煌遗书目录将来发展的新方向之一。
这里所汇辑的十四种公私收藏敦煌遗书的小目录都是流散在国内和日本的。（欧美遗有一点，但为数极少。）在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以外流散出来的大约有三千来卷，其具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一）是在1899－1910年中间流散在敦煌附近而为本地方的官僚地主和当时在甘肃、新疆做地方官的人所得。（二）是1910年运来北京，被以李盛铎为首的一些官僚所盗窃的。（三）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后，曾经几次在吐鲁番地方所发现的。另外还有极少数是被无耻的官僚地主嗜利之徒所伪造的。大概可以这样说，上述三个主要部分中都没有伪造的，凡是伪品都在这三千散卷中。在散录内已有一些经过了专家的鉴定，也有的还没有指出来，如所谓开元写本《鹖冠子》据专家说也是伪造的（我还没有看到原卷）。
在散录中的十四个公私收藏的小目录共著录了一一九九个卷子，其中三分之二在日本，三分之一在国内。这是由于日本的调查工作较好，其实在建国以前，那大约三千卷的散卷，至少有接近两千来卷的数量是在国内流动着的。（流到日本和欧美私人手中的约一千卷。）只有在建国以后，在国内流动的这两千来个卷子，才逐渐收入或捐入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如上述十四个散录内所著录的一一九九个卷子，就至少有四百卷归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图书馆；没有目录的一千八百多卷，也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数量归入了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据现在所知，归入北京图书馆的约一千二百卷，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文管会的各约一百卷。（敦煌研究所所藏多系新发见的，未计入。）这样看来，到今天为止，在市面上流动的至多不过五百卷了。这五百卷的敦煌遗书，我相信，在最短时期内，也会逐渐归入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大图书馆内的。所以几年以后，三个主要部分以外的三千卷，就会由各个收藏机关编出目录，也就更有条件汇编成为一个总的目录了。
敦煌遗书目录中的专科目录是集中反映遗书中各类书籍的专门目录，这类目录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编出的不在少数，在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敦煌遗书的被劫散，又被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所锢闭，就很难编出较好、较完备的专科目录，所以只选了上述五种，藉以指出一个新的方向。
清学部把劫余的敦煌遗书移交京师图书馆后，就有我国佛学专家李翊灼先生从中选出了一五九种古逸经，编成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疑伪外道目录》附，古学汇刊印本）。这一目录打开了研究敦煌佛经的门径。随后，日本的佛教团体和佛学专家就在这一目录的指导意义下，利用伦敦、巴黎和日本国内收藏家所藏的敦煌遗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校订出了二百种以上的古逸经和疑似经，在1924—1928年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八十五卷内，给佛藏注入了新的资料，引起了佛学研究者极大的注意。但由于那时候目录的条件还不够好，不能事先把北京、伦敦、巴黎三个主要部分的佛经做一次汇编和比较工作，准备择善而从，或互相校补，致使校印出来的那二百多种的古逸经和疑似经，有的缺头少尾（一卷的），有的缺前卷少后卷（多卷的），至于复本的文字校勘，那就做得更不够了，而且还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兹依散录第十六《敦煌所出古逸经疑似经目录》，也就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的目录中举例：第二种是根据P.二一三二和二一七三号卷子校录的《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二卷（唐道氤撰），可是第十种根据P.二三三○号卷子校录的《金刚般若经疏》，就在道氤的《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的上卷中。当我检查P.二三三○原卷时，看到原卷没有前后经题，才恍然《金刚般若经疏》的名字是校录大藏经的人所加的，他所以要加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名字，就是由于他不知道P.二三三○残卷就是《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以致弄出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现在关于敦煌遗书的各种目录编制出版的已经不少了，最后又有了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关于敦煌遗书的影印本校印本已经不少了，最近又有了斯坦因劫经的全部显微胶片和若干卷子的照片，归入北京图书馆。为了使敦煌遗书的目录工作更深入，更正确，我们许许多多爱好敦煌学研究的人，现在都有了机会来参加这一工作。如上面举的P.二三三○号卷子，凡是看过大藏经校录本的人都有机会校正那样的严重错误。现在我觉着可以这样地说，敦煌遗书目录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我们伟大富强的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流通古代文化典籍的方针政策下，我们已经开始分门别类的校印敦煌遗书中的经济史料、文学史料（如变文、曲子词等）、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写本以及佛经道经的古逸本等等。我们虽说已经基本上把敦煌遗书中的主要部分，甚至可以说全部比较重要的资料，都已经掌握在北京图书馆之内，我们还必须考虑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某些失败中的经验教训，还要继续把全部目录的工作做好，把分门别类的专科目录也做好，才能俯瞰全局，或力求全面，或撷取某些门类中的菁华，到那时，方可随机应手，为所欲为，把我们对于敦煌遗书研究的新工作大大地提高一步。
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陈援菴先生为首的一些爱国的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组成了敦煌经籍辑存会，对帝国主义分子盗劫我国敦煌遗书的悲愤痛恨之余，拟合群策群力，调查征集，作“有系统之整理”，并编出一部所有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在这一组织和思想的号召下，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首先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见《国立博物馆丛刊》第一、二、三期，1926－1927）。我们现在的条件和那个时候比较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有党的关怀，有政府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又有老一辈人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新发展。所以商务印书馆的这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编辑与出版，是总结了过去五六十年所积累的总成就，代表着敦煌遗书目录到今天为止的成长点，是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是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意义的。商务印书馆的《叙例》说：“在没有更好地统一目录以前，这部目录对科学研究工作会担负着很大的责任，而且也是能尽它的一定责任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当195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和出版这部《总目索引》的时候，我估计在最近五年或十年以内，将是一部参考敦煌遗书的最好、最有用的目录，因为那时候我推想，在五年或十年以后，就能编出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目录的。现在看来，我那样的估计是过于急性了一点，就是从现在起恐怕十年之内，还是不容易编出那样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目录的。所以现在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出版，在最近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确是为科学研究工作者负着很大的责任，读者应当在信服的使用这部《总目索引》的同时，还应该提出其中的问题，一方面准备修改，一方面也就是为准备完成那部新的、统一的、分类的、有详细说明的敦煌遗书总目录而努力！1961年11月11日记。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