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论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屈原
《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的年代。
这一时代的开始，是用血和火的语言，书写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的。由崛起关外入主中原的清代王朝，用极端野蛮的烧、杀政策，在“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的惨状中，取得了统治的宝座。征服者的铁骑，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中国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和摧残。于是，已经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又延续了它的死期，整个社会匍匐在礼教与王法的重轭底下，封建统治正施展着它最后的也是最暴虐的余威。
这是一个异常沉闷而苦痛的时代；是一切生动的思想、美好的感情得不到一点回旋余地的时代。年轻的、有生气的事物，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僵尸底下，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得不到解放的道路。
这一时代，所以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还因为它正处于大变乱的前夕。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经过了缓慢的历史长途，而行将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虽然，表面看来，这时清代王朝还维持着所谓“康乾盛世”，但这一“盛世”已经接近尾声，而与“盛世”俱来的歌舞升平、穷奢极侈、残酷剥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益加剧。“人民群众直接从事政治创造的时期”（列宁语）正在深刻地酝酿与激化，在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一次广达数省、震动了清代朝廷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此后，社会动乱一直连绵不绝，终于掀起了一次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农民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一时期，有如暴风雨之前的海洋，表面上似乎是云淡风轻，但大气却显得特别的潮湿和窒闷。……
这，正是我们在《红楼梦》中所呼吸到的空气。
伟大作家曹雪芹，感染着时代的气息，把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现象，以他的旷世奇才所独具的艺术力量，真实地、深广地反映在他的不朽杰作里。
在曹雪芹的面前，封建制度的罪恶碰到了一个无情的宣判者。他透过许多“昌明隆盛”的繁华景象，指点出当时中国生活的悒闷、难受和空虚，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悲伤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运。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发出了彻底失望的声音，他在深沉的调子中宣布了它的衰亡。同时，他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活中进步的、美好的一面，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时代的灵智与感情正在不熄地燃烧，正在咬破四周的黑暗而吐射光明。
这一切，都卓越地表现在曹雪芹对生活现象予以现实主义反映的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书中许多人物形象、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面。
贾宝玉是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而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从一些史料记载看来，在这一形象中有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但是，这一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个人身世的记账式的“实录自传”，而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它是作者有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经历了巨大的人生波涛之后，在对整个现实社会作了深刻的感受和领会的基础上加以回顾、创造、丰富而趋于完成的。
这一典型形象既是体现了整个《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和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体现着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生活的复杂内容；因此，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人们常常以这一典型形象为争论的焦点，从而提出了对这一人物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的任务。
贾宝玉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贵族，这个阶级曾经用尽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力量，企图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忠臣孝子；但贾宝玉完全拒绝了这一番“栽培”，他始终在戒尺与朝笏所规划的范围以外行动；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固定不移的特征。荣国府里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说他“痴”，笑他“傻”；他的生父贾政，一碰到他更是怒目相视，骂不绝口。然而他却以这种“痴”、“傻”挑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了许多同情与关心。原来，正是在他这样的“似傻如狂”和贾政的斥骂声中，我们发现了贾宝玉性格上的动人光彩——与封建主义相背的叛逆精神。
这一叛逆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在那个腐化堕落的环境里，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呢？
最后，终于在共同的反封建的旗帜下，他们站立到一起，并从内心发展成牢不可破的关系。他们互相以爱情填补着生命的空白，互相以爱情激发着思想的光华。而在很多的时候，林黛玉还以她的“孤标傲世”和“风露清愁”，不断地熏陶着贾宝玉的精神境界，使贾宝玉不由自主地洗脱着那些贵族公子所难免的庸俗和轻薄。譬如有一次，贾宝玉出语随便了一些，戏对紫鹃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林黛玉一听，“顿时撂下脸来，”气得哭道：“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吓得贾宝玉慌忙赔礼，责备自己“该死”。所以，我们看到贾宝玉在林黛玉面前，总是不敢稍近狎亵，常怀着一种“敬重”的心情，似乎有一种把他升高起来的力量。这，正是真正爱情的力量。
贾宝玉在爱情的面前膜拜顶礼，实际上是在灵智和诗情的面前、在反封建主义的生活方向面前膜拜顶礼。
凤姐曾经说林黛玉是一盏“美人灯”，如果我们不从“美人”这个字义上作褊狭的理解，林黛玉确像一盏用自己的血和泪点燃起来的“美人灯”。它照耀着贾宝玉，使他在那个四野茫茫、墨黑如漆的封建长夜里，感到有一线希望的亮光。于是，贾宝玉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找到了生活的重心，找到了心灵的最大慰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
生活的朝霞，在贾宝玉的头上升起。他在那条走得烂熟的通往潇湘馆的道路上，曾经有过多少醉心的、霓虹色的憧憬啊！
但是，这美好的爱情，所得到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更为深重的忧伤和酸苦的眼泪。因为在它的后面，正紧紧地跟随着一道阴影！爱情的火光愈亮，那一道阴影也就愈是分明。
贾宝玉似乎没有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从林黛玉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由形态、情操、灵智、思想所组成的美，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冷淡、所嫌恶、并加以打击直到毁灭为止的东西。有一次，他想“勾着贾母”赞美林黛玉，不想反引起贾母把薛宝钗称赞了一顿，王夫人也在一旁连声附和。他只是感到“事出望外”，一笑走开。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件家常小事的背后，隐布着多么可怕的阴影！更有一次，他误以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因而吓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当着许多人的面前暴露了他对林黛玉的热恋；贾母、王夫人在旁自然看得很清楚，也急得“眼中流泪”，但在那样生死严重的关头，只是安慰他说：“林家的人都死绝了，再没有人来接她，你只管放心吧。”却始终没有就此提到他们的婚姻问题，以这个十分有效的“药方”，来彻底疗救她们的“命根子”。而在这之后不久，薛宝琴来到了大观园，却引起贾母考虑起孙儿的婚事，想把她“说给宝玉”。……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说明了林黛玉已在贾母、王夫人等的心目中失去了位置。她初来荣国府时，那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肉儿叫着哭起来”的亲热，只是暂短的存在；没有多久，这一层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就撕破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日见淡漠的亲戚情面。
更从王夫人与凤姐的谈话中，说晴雯的“眉眼儿有些像林妹妹”，而晴雯在她看来是个“妖精似的东西”；再从贾母说林黛玉“这孩子就是个心细”等等话语中，可以看出封建家长对林黛玉从外貌到内心都不喜欢；同时也不难想象林黛玉在那种碍于亲戚情面因而说得比较含蓄的责难里，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因为贾府里的人，谁不仰望着贾母、王夫人的鼻息行事？
是的，林黛玉似乎要比贾宝玉更早地就敏感到封建势力加在他们爱情上的千钧重量。因此我们看到：她往往在爱情愈深愈浓的时候，眼泪也就愈多愈苦。
而贾宝玉，似乎对统治者还存在着某些幻想；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正视一下，那矗立在爱情道路上的铁一般的封建闸门。他好像只要以自己的心去换得林黛玉的心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伤痛也消失了，人间又仿佛变得无限美满起来。看来，这个贵族公子，非要经过现实生活不断的教训，才能觉醒过来。
现实生活对这是毫不悭吝的。随着年事的渐长，婚姻提到日程上来；现实的阴霾立刻冲散了贾宝玉彩虹色的幻想，生命的狂风暴雨来了。……
在封建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它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21]
以上所说的情形，在贾宝玉的婚姻上是表现得再明显再深刻不过了。封建家长所以把薛宝钗选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在各方面都够得上封建主义的闺范而大得她们的欢心，而且更是因为存在着“家世的利益”。当贾宝玉的婚姻被提出来时，正是荣国府的衰败迹象已深、极需要一个得力支柱的时候，因此在协助探春理家中曾经显露了颇有“齐家”之才的薛宝钗，就更加成为贾府所渴求的人材了。而薛家这时也正衰势日迫，需要和贾府取得更紧密的依靠。薛蟠又惹下一场人命官司，更是需要借重贾府政治上的权势。薛宝钗在临出嫁之前就曾经说过：“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因此，虽然在她出嫁时是那样的草草从事，那样的使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暗自垂泪”，而未婚夫又是那么一个绝意“仕途经济”的痴顽得难以点化的人物，荣国府的景况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她还是隐忍着一切，完成了“出闺”的大礼”。她是以封建主义的原则和“家世的利益”为第一前提的。[22]
也许从表面看来，封建家长执意要把薛宝钗指定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主要是为了“金锁”可以拯救陷于“神志昏聩、医药无效”病状之中的贾宝玉，好像还是出于一种“爱护”的心理。但是，这不过是复杂的生活现象所造成的一种错觉而已。从下面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内容来了：当袭人知道要娶薛宝钗时，曾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害三个人”，“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她感到情势实在紧迫，不得不跑到贾母、王夫人的面前，把事情的严重性作了恳切的陈述。但是，尽管事情如此“催命”，并未丝毫改变封建家长的初衷。这时，封建主义的原则已高过贾宝玉尤其是林黛玉的生命之上。贾母听了袭人的话后，便说：“林丫头倒是没甚么”；至于宝玉，也不过使她略为迟疑了一下，感到有些“作了难”罢了。于是便把作法改变了一下，使出了更加阴狠诡秘的手段，这就是凤姐的得意杰作——“掉包儿”。
于此可见，所谓“金玉姻缘”，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把他们的真正意图变为神灵的意志而已。
其实，即使大观园里没有走来一个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悲剧的结局，封建统治者必定挑选另外一个合乎标准的女子作为贾家的媳妇，林黛玉早已是她们视野之外的存在了。薛宝钗的插入，只是加强了这一悲剧的紧张性，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
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是那个根本就不容许自由恋爱存在的社会。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向封建主义提出挑战，而发展到结婚阶段，两种力量便形成了一个冲突的集中点。
这时，贾宝玉与封建家长之间，那一道曾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所蒙盖着的分界线，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贾母对贾宝玉已不再是一味“溺爱”和“娇惯”，对林黛玉也不再顾全那些亲戚的情面，而是披着封建礼法的寿衣赫然站立在他们的面前。
婚姻问题，总结了贾宝玉与封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他和林黛玉固然不惜以死来取得爱情的胜利、生活理想的胜利；但封建统治者亦不惜以他们的死来赢得礼教伦常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一场剧烈紧张的决斗中，林黛玉——这一枝迎着中国封建时代的“风刀霜剑”[23]而生长的花朵，终于被统治者毫不怜惜地摧折了。
杀死林黛玉的社会，猛烈地惊醒了贾宝玉的灵魂！
随着林黛玉的死亡，他的美好的生活憧憬也一同归于幻灭。至此，他对封建家庭所存在的种种眷恋，已渐渐汰除干净，并且接近最后的决裂了。这时，他所作的那些忽啼忽笑、若痴若狂的表现，正说明他处于紧张的内心斗争中，对整个人生在作深刻的思考。
叛逆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正当这时，荣国府又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更把贾宝玉推上彻底反叛的道路。
裂痕累累的荣国府，在贾宝玉结婚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更加陷入了支撑不住的困境。农村的“旱涝不定”，大大减少了封建地租的剥削，弄得贾母吃的细米饭也发生恐慌。而且还年年透支，“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世爵官俸早已抵不住那一再紧缩但依然是豪华的开支。靠“皇恩永锡”[24]显然也是不行，它不仅没有使这个贵为国戚的贾府内囊饱满起来；相反，还要在贾府的身上分取油脂。一趟“省亲”，曾把贾府闹得“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后来贾府又为了应付“连年宫里花用”，不得不“在外浮借”。那笔借债想来是个不小的数字，曾使贾政看了“急得跺起脚来”。这一切，都说明贾府在经济上已面临严重危机。
随着贵妃的夭逝，史家的衰败，王子腾的暴亡，这些又大大削弱了贾府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地位，并因此受到其他官僚的排挤，[25]毋怪在这时发生了更把贾府抛入衰亡绝境的“查抄”。
荣国府在经济基础、政治地位上所起的变化，给贾宝玉、尤其是结婚之后的贾宝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随着这个贵族家庭的遽然没落，那“重整祖业、克振家声”的重任，便刻不容缓地搁到刚刚成年的贾宝玉的身上来了。他所深恶的“仕途经济”，要比任何时候更为不容转让地向他紧逼过来。加之，在他的身边，又有了左右不离的薛宝钗和她的得力助手袭人；这时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各种手段，来软化他、“规导”他走上封建主义的道路。这一切，曾经把贾宝玉弄得昏昏沉沉，以致使他好像失去了往日那种清新俊拔的神采。甚至，他还曾经有过“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
但是，封建统治者所摇晃的招降旗，只能在贾宝玉的身上投射着一些飘忽不定的暗影，并没有根本摇动他那已像磐石一般沉重的叛逆决心。他没有一刻忘记过那个已经被毁灭掉的爱情和生活理想；只要一提起林黛玉，他的身上就立刻飞回了原有的那种动人的东西。我们就会从他的话声中、眼泪中感到有一种内部的、凝聚的重量。他外态昏沉，“三言倒忘两语”，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正在空前紧张地活动着。他对周围一切的憎恶，变得更为深含更为坚定了。只有薛宝钗才敏锐地看到他“有意无意之间，别有一种冷静光景”。
贾宝玉正被一个丢不开的、重要的念头所占据——彻底决裂！
在各种因素的摧逼下，他最后终于一跃而起，连皮带肉地扭断那一条无形的黄金锁链。封建社会所极力宣扬、夸耀的一切：无论是天恩祖德、功名富贵、娇妻美妾等等，都被他一脚踢开。在王夫人与薛宝钗的哭声中，他“仰面大笑”，夺路而去。……
贾宝玉冲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门槛，但又落入佛家的迷途。
是的，这个贵族公子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遁入空门，与他头脑中早就潜伏着的空幻思想有着联系。他的出家，不过是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并没有对封建社会带来损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出家又并非是“四大皆空”、“六根俱净”的结果，而是背负着一个了却不尽的“尘缘”和带着一个永恒的憎恨踏进寺院的门槛的。不难想象，佛门的清规戒律，对于他也还是难以忍耐的；然而他总算对封建统治者宣示了誓不与同的离心，并找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免去许多烦扰，好让他遥向林黛玉的亡灵，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祭品——一颗破碎的、但永不改变的心。
正是这颗心，使我们听到在他出走时的笑声中，响着悲愤的抗议。他无情地宣布了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破产，即使是那金光灿灿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不值一顾。他更以行动昭示了：封建贵族之家比冰冷的寺院生活还要难受，还要令人厌恶。
因此，贾宝玉的出家，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攻击。这攻击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思想的意义上。它虽然没有损伤封建社会的躯体，但却痛击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只是，在这奋身一击的同时，他自己也沉没了。
对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人物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旧胞胎里慢慢地孕育成形的，并呼吸着时代的空气而成长起来。他的思想性格中所弹射出来的火花，是从坚硬的环境燧石上碰击出来的。他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全部结构，曲折而又深刻地体现着那一历史过程的特色。
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所以产生的全部理论根据。
这一人物形象是带着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他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以及他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所跨过的那许多足迹，我们还不曾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丰满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并且以这样一种新鲜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在妇女、爱情等问题上，他更是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但把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而且提高到男性的地位以上；同时又在“归返自然”的口号下，响彻着个性解放的呼声。在贾宝玉灵魂的深处，有一种诱发我们思考、引导我们探索的东西——一种可以通向历史未来的东西。正是从这里使我们感到：悠久的中国古代社会，它那漫长的历史脚步，虽然显得十分沉重而迂缓，但还是含蓄着无限的生命力在展步向前；终于有一天会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我们不禁从贾宝玉的身上感到吹来一阵新生活的微风。他的出现，有如世纪最初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夜空。虽然它的光亮还显得微弱，还显得闪烁不定。
曹雪芹以贾宝玉的名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新的意识、新的概念在贾宝玉的头脑中产生和形成的时候，它并不是表现得很纯粹的。往往当我们越是逼近地注意它的时候，就越是发现那里面混和着许多杂质，越是感到难以取得确定的了解。这是因为在那些新品质的芬芳中，我们仍然嗅到了浓重的旧生活的气味：王孙公子的情调、没落贵族的伤感、有闲阶级的雅致以及对于寄生生活难以斩断的眷恋……这些都像无数的纤维，编织在贾宝玉的整个思想性格里。
应该对贾宝玉这软弱的一面给予充分的估计。他始终是一个贵族气味十足的公子。他虽然举着反封建的旗帜，但并未脱去旧的习气、特别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他的带有民主倾向的叛逆性格中，总是感到缺少一件甚么东西——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
当讨论到产生这一人物的社会条件时，有的论者从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寻找它的社会根据。无疑，这有助于对贾宝玉的性格给以物质的诠释。但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究竟达到何种水平，是否足以产生出它的思想代表，特别是在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身上找到它的代表；这些都还是问题。如果只需努力去考证出当时资本主义生长的水平，便可以计算出贾宝玉性格中新因素的强弱和性质，这就未免像恩格斯所指摘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当然，如果与此相反，努力去考查当时的社会经济或思想家的著作中还没有新的成分，从而证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也没有新的东西，这又未免是一种“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7]。
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正像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必须看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或市民阶层纵有发展，其力量也很微弱，而且也很难给成天禁闭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以明确的影响，而足以动摇贾宝玉所属阶级基础的，在当时也仍是广大农民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不能把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当作解释贾宝玉性格的全部根据，应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8]。恩格斯又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9]贾宝玉的性格，正是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促使这一人物行动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固然深秘地贯串着时代的动因，但也包括“单个的意志”和“特殊的生活条件”（如前面提到的在内帏厮混”，即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条件”之一）。此外，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宝玉也起着鲜明的影响。
贾宝玉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传统观念沉淀得最厚重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前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积累得最丰富的时代。点燃在贾宝玉心里的那一支神明的火炬——那些带有朴素民主色彩的思想，很多是从中国古代进步的文化成果中继承过来的；尤其是从唐宋以后那些具有反传统、求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民主思想倾向的诗词戏曲小说中得来的；还有的则是从更远的古典哲学得到启发，并在剧烈的现实斗争中加以丰富、发展起来的。虽然在《红楼梦》以前的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像贾宝玉这样形象丰满、概括深广的典型，但却可以找到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某些精神。可以看出，贾宝玉性格中的新因素，不仅与当时的中国历史现实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而且在他之前很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就已经孕育着、萌生着的各种社会进步因素，也通过各种联系特别是文化的联系，给予他以深厚的、长远的影响。这样，就使他有可能在前代倾向民主思想斗争所已经开辟的境地上更突进一步；能够在当时纵有发展、也是很微弱的新的经济因素并非很直接有力的触动下，而表现了强烈的对旧秩序的憎恨和对新道德、新世界观的热烈追求。
同时，在这里还必须重复提一下：贾宝玉性格的产生，最主要的还是与他切身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这一环境又是与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清代统治乾隆后期所表现的那种盛中见衰的特殊情况分不开的；或者说，与贾宝玉处于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荣国府分不开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他的性格的成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规定了他性格上的一些优点和弱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性格的形成是与他的生活环境、个人遭遇、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况分不开的。他是吮吸着我们民族的乳汁而生肌长肉，他的骨骼里更是深含着时代的钙质。他是一个直到灵魂深处的中国人，同时又是十八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产物。
是的，贾宝玉的生活斗争道路，已经在里程上落后我们很远了，但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离开很久。一直到五四时代，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仍然有着贾宝玉的苦闷和追求；但是，那时为贾宝玉所不能想象的生活道路，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一个比一个更有决心更有气概地跨出了封建主义的门槛。
贾宝玉是旧时代低气压下的一闪电光，只是他还发不出新历史暴风雨之前的雷鸣。
贾宝玉，这是一个处于将生未死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个贵族公子还未免显得过于娇柔，还称不上是“英雄”或“新人”；然而这并没有降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一个作品的思想高度与主人公的“高大”并不完全等同。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红楼梦》所显示的力量要比它的主人公大得多；它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出：那一社会已经腐朽黑暗到这种程度，即使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
因此，塑造了贾宝玉的《红楼梦》，与结芹所显示的艺术力量是惊人的。首先，曹雪芹从生活的整个方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人的全部复杂性的人。同时又以这一人物为中心，像心房通向全身每一个毛细血管似的展开了有机的、极为复杂错综的社会联系。正是在这一“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中，十分有力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又如在生活中一样，一般总是体现于个别之中，本质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曹雪芹通过大量的、看来是那么平常的生活现象以及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个人冲突，向我们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全部逻辑以及生活的活的规律性。在曹雪芹的笔下，生活的真理总是非常生动的，可感触的。
曹雪芹还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全部结构，并且卓越地表现出它是按照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组织起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广阔的典型意义。体现在这一人物身上的那种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在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里，不仅含有那一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东西，而且含有全人类的、能够打动各个时代人们心灵的东西。是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以，塑造了贾宝玉以及其他典型形象的《红楼梦》，不愧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30]；它应当“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31]
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曹雪芹紧紧追随生活真实的结果，是由于曹雪芹像他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突破自己阶级限制的结果。总之，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正像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否定的人。通过贾宝玉，他艺术地提出：封建主义是人类高尚情感、高尚关系以及一切高尚行为的死敌。因此在贾宝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强烈的倾向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精密地分析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的作品，你常常在它们里面发现强烈倾向性的特点。有时候甚至于发现对某一件事物的热情，因此这样一位天才就变成一位向你解释已经占据他心灵的事物的人。他使这件事物可以被你理解，对你清清楚楚地唤起你对它的同情心，对它的求知欲。
情形正是这样，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人生追求、爱情悲剧等等，曾经不止一次唤起我们的同情，并且常常把我们带入深沉的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形象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平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生动内容。原来，曹雪芹也是通过贾宝玉来向我们倾诉的，要求我们理解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说得是多么沉重而伤感！
我们是能理解贾宝玉的。尤其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光照下，我们将比曹雪芹自己更为理解他的主人公。
同时，人们将随着知识、生活的增长，将随着时代的前进，对贾宝玉以及《红楼梦》说出更多更好的话来。
1955年5月起草
1956年2月写成
* * *
[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2]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 马克思说：“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47章）
[5] 爷爷，指贾母的亡夫。
[6] 贾珠是王夫人的已故的头生子，他“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是一个按照封建礼教的坯模塑造出来的人物。
[7]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亦持此说。
[8] 鲁迅语，见《集外集拾遗》。
[9] 如黄宗羲既主张“平均授田”，却疾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的理想是回复到“三代”以上的中国古代社会。
[10] 顾炎武的《亭林集》、《日知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著作都曾被禁毁。
[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版）。
[13]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
[1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5]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
[18]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19] 焚书一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为通行“程本”所无。
[20] 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21]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2] 以上描写，皆见于《红楼梦》后四十回。应当说，补书在这些地方还是写出了爱情婚姻悲剧的政治历史意义的。对补书不应一概粗暴否定。
[23] 林黛玉在葬花诗中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24] “皇恩永锡”，这是贾府春祭时，皇帝赐的“小黄布口袋”上写的“四个大字”。
[25] 当抄家后，有人对贾政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有御史参奏。不是珍老爷得罪朋友，何至如此？”
[26]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7]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8]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9]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30]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
[31]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