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校讎略卷三
序書體例論五篇
古之自序其書者，率主於敍家世，明行事，若《太史公自序》、班固《敍傳》，無不皆然。即爲人序書，亦必致詳於作者事蹟。劉向校書祕閣，每書皆有敍錄，今就所存《管》、《荀》諸錄觀之，於作者生平敍述甚詳。其於他書，悉當如是，即以《七略》而論，雖未能若《别錄》之繁，然亦多爲之方，以考作者名氏，蓋亦向之遺例也。今考之《漢志》，凡事蹟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其姓字不甚顯者，則曰與某同時，或溯其家學，或述其師承，或言似，或言託，或言未詳作者，或言不知何世，斯皆向、歆之文，而班氏沿用未改耳。後世爲書目者，惟宋王儉能用斯例。《隋志》稱儉撰《七志》，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此誠校讎之宏業，向、歆之嫡傳。惜其書不行於後世，莫由窺其傳文繁簡何如也。舜徽竊疑《七略》原本書名之下皆當有傳（王儉蓋循其例），故爲書至七卷之多（《隋志》史部簿錄類有《七略别錄》二十卷，題劉向撰；《七略》七卷，題劉歆撰）。班氏據之以修《藝文志》，勢不得不加節略，凡志中自注之辭，蓋皆取諸傳中，班氏所云今删其要以備篇籍者，殆指此耳。論者或謂在書爲序，入史爲傳，名雖不同，體固無二，蓋古之製適然耳。漢、魏人爲書序者固無論矣，下逮六朝文士，如任彦昇《王文憲集序》、宇文逌《庾子山文集序》，亦皆敍述生平，不殊傳體，行文雖尚駢儷，而義例不改舊規，以其去漢猶近，故能不違於正也。
右論序書之正體
自《隋志》於史部闢起居注一門，而《唐志》因之，《舊唐書》且併實錄入起居注，論者遂目爲一物，而其實非也。考唐初自起居注外，别有實錄，名近而體例不同。《貞觀政要》卷七曰：“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爲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爲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删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據此，可知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删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爲用亦異。《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非也。惟實錄與起居注俱爲編年體，自不得别爲門類，《文獻通考》從《宋志》之例，而置於編年之末，其例較安。考《隋志》著錄古史三十四部，内有《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殆亦後世實錄之類。然則實錄、起居注合於編年，又不自《宋志》始矣。《四庫總目》倂起居注於編年，是也；而置實錄於别史，則倫類不侔矣。
右論起居注與實錄
章學誠嘗謂紀事本末之體，原本《尚書》，其言似矣，而未盡然也。蓋《尚書》所載，包容至廣，劉知幾所謂“《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故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史通·六家篇》）。然則《尚書》自敍人事外，旁涉禮文，兼詳典制，因事名篇，自爲經緯，若以紀事本末方之《尚書》，僅得其一體耳。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鈔存之，以備觀省，其於羣經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鈔《通鑑》，初無意於著述，及其書成法立，遂爲史學闢一新徑，亦盛業也。要之著述多門，其體非一，固有因襲前修者，亦有自爲義例者。宋賢史學，大氐步趨漢儒：司馬氏《通鑑》，衍荀悦之例者也（宋神宗謂其書賢於荀悦，可知屬稿之初，實承《漢紀》體例而作）；鄭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紀事本末之書，則實古無是體，而宋人創之，禮以義起，爲用尤弘，何必遠攀三古，謂爲《尚書》之遺教乎！
右論紀事本末
自《宋志》創立史鈔一門，後之編書目者因之。章學誠則謂鈔撮之工，仍世益盛，或儒或墨，初不限於史部，宜别立書鈔一目，附史鈔後，以統攝之，論者服其卓識。舜徽以爲别立書鈔是也，謂宜附史鈔之後則非也。蓋昔人治學縝密，於羣書莫不提要鈎玄，從事鈔撮，而以宋人爲最勤。若魏了翁鈔撮羣經注疏以成《九經要義》，洪邁於羣書皆有節本，自經、子至前漢皆曰法語，自後漢至唐皆曰精語，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書短册，更不可勝數（若吕祖謙《讀詩記》之類，皆由鈔輯而成）。雖著錄之家，各歸本類，而門目遥隔，不相關涉，非所以辨章學術，考正得失也。竊意宜立書鈔一門，附於類書之末，以統錄古今鈔撮之編，俾學者可由此考見先儒治學之規，裨益於後世實大。且史之爲體，原以撰集舊事，與經子立言垂訓者異趣，論者徒知荀悦《漢紀》、袁樞《紀事本末》鈔撮《漢書》、《通鑑》而成，不知班氏《漢書》本於司馬遷、劉歆諸家之書爲多，司馬《通鑑》亦采輯十七史以及雜記小書而無所遺，亦何往而非鈔襲，以其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故能自成一家言耳。爰據斯義以尚論古史，則非特《漢書》爲鈔，《史記》亦鈔，《春秋》、《尚書》亦鈔。下觀宋世諸儒所爲書，則非特《通鑑》爲鈔，即《通志》亦鈔，《文獻通考》亦鈔。他若歷朝正史，無不根據實錄整齊排比而後成書，亦猶之鈔輯也。然則總史部之書，鈔撮者居其强半，將安用别立史鈔一目乎？
右論史鈔
時令之目，宋以前未有也。《直齋書錄解題》曰：“前史時令之書，皆入子部農家類。今案諸書上自國家典禮，下至里閭風俗悉載之，不專農事也，故《中興館閣書目》别爲一類，是矣，今從之。”舜徽案：古者推天道以明人事，察懸象以測吉凶，施於有政，由來尚矣。而闡明論次之功，則固禮家所有事也。蓋古之所謂禮，非第儀文節目而已，舉凡國家制度之詳，陰陽變化之故，皆可以禮統之，故《漢志》六藝略《禮經》、《禮記》之後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説》五篇，其書雖俱不可見，要皆禮家所撰次以明天道者也。專詳時令之書，蓋以此爲最朔。今存於《禮記》中者，若《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明堂位》，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魚飛伏之時，旁及冠昏祭薦、耕穫蠶桑之節，無不備焉，古代敬授民時之旨，昭然可見。此外故書雅記，所載尤廣，若《周書·時訓》，《管子》幼官、四時諸篇，《吕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篇》，莫不發明申演，與記文相表裏。蓋所以貫天人之奥，明政教之原，推詳治道，百家所同，又未可專以禮家限之矣（《月令》、《明堂》，《别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也。劉氏必爲分出者，以其可以自成一家之學耳）。顧其説率附載於羣經諸子，而單自爲帙者絶少，著錄之家不能别立門類，亦其勢然也。清修《四庫全書》，沿宋人舊例，仍立斯目，意固允矣。然所錄亦止《歲時廣記》、《月令輯要》二書，存目雖增至十一部，要皆明、清人之書，詳究氣候節序以適農時者，初無與於布政宣化之大。平心論之，則前史併之子部農家類，又焉可厚非耶？
右論時令
自《遂初堂書目》創譜錄一門，《四庫總目》因之，而其實非也。大抵此門之書，皆所以類萬物之情狀，納諸類書，適得其所，自不必别爲一類。宋末編書目者，馬端臨猶明斯義，故以陶宏景《古今刀劍錄》入之類書，此正其精到處。而《四庫總目》非之曰：“陶宏景《刀劍錄》，《文獻通考》一入之類書，一入之雜技藝，虞荔《鼎錄》亦入雜技藝。夫宏景所錄刀劍，皆古來故實，非講擊刺之巧，明鑄造之法，入類書猶可，入雜技藝，於理爲謬，此由無所附麗，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遷移不定，卒至失於刊削而兩存，故譜錄一門不可不立也。”（譜錄類器物之屬跋尾）四庫雖立此門，而於僻籍小書無可繫屬者，往往而窘，附錄《雲林石譜》於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而《提要》曲爲之説曰：“宋以後書，多出於古來門目之外，如此譜所品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寶，且自然而成，亦並非技藝，豈但四庫中無可繫屬，即譜錄一門亦無類可從，亦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雲林石譜》提要跋尾）若能統歸類書，則斯弊除矣。然自來著錄之家，於類書一門，但統錄《書鈔》、《御覽》諸編，而不復别析細目。惟孫星衍《祠堂書目》區爲事類、姓類、書目三種，體例獨善。苟能循斯義例，於三種之外别增物類一目，則凡譜錄諸書悉可歸納靡遺矣。
右論譜錄宜歸類書
子部之有小説，猶史部之有史鈔也。蓋載籍極博，子史尤繁，學者率鈔撮以助記誦，自古已然。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爲鈔撮，而不知小説之亦所以薈萃羣言也。考《漢志》小説家載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外，尚有臣壽《周紀》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書以“周”名，猶《易》象之稱《周易》，蓋取周備之義（《周易正義》引鄭氏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周紀》、《周説》，殆即後世叢鈔雜説之類。《百家》一書，尤可望名以知其實，此非鈔纂而何？《隋志》小説家自《世説》、《辯林》諸書外，復有《雜語》、《雜書鈔》諸種，其意更顯。後世簿錄家率以筆記叢鈔之書入於此門，實沿漢、隋諸志舊例也。夫小説既與史鈔相似，故二類最易混淆，與雜史一門亦復難辨。《四庫總目》嘗自道其例曰：“小説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説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説，其明例矣。”（小説類二跋尾）舜徽以其所錄諸書考之，若《朝野僉載》、《唐國史補》之類，俱唐代舊事，有關治道，司馬《通鑑》猶引用之，歸諸雜史，允得其門。他如《西京雜記》、《涑水紀聞》之類，雖不能列入雜史，獨不可屬之史鈔乎？至於《南唐近事》，自當列之載記，雖百計辨之，適足自亂其例耳。此特就其昭著者言之，其他敍次失宜者更不可勝數，亦由事類相近，不易區分，故多錯亂也。故小説一家，固書林之總匯，史部之支流，博覽者之淵泉，而未可以里巷瑣談視之矣。
右論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