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校讎略卷四
書籍必須校勘論二篇
古書流傳日久，譌舛滋多，或誤奪一字而事實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誼盡失，苟非善讀書者，據他書訂正之，則無以復古人之舊，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緩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亦言“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然考《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記其早卒應不誤。《太史公自序》又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則安國之卒，必在太初以前，而巫蠱之難乃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距安國之卒已久，奚從而獻書於朝？此甚可疑之事也。迨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據荀悦《漢紀》敍及此事，有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多一家字，謂可補《漢書》之漏，以釋千古之疑，證説確固，足成定論。此所謂誤奪一字，而事實全乖者也。《後漢書·鄭玄傳》載《戒子益恩書》有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考鄭氏漢末大儒，學成甚早，袁宏《後漢紀》稱其造次顛沛，非禮不動，自不應不見容於家人，必范書有誤字無疑也。清乾隆季年，阮元視學山東，展省鄭墓，傷其圯陒而修復之，於積沙中得金承安五年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文，但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無“不”字，乃知范書實衍不字。阮氏且爲之説曰：“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産，爲父母羣弟所含容也。”自此説出，不特可以刊正范書，且進能昭雪先賢心迹，有裨於學術甚大（此事《揅經室集》、《小滄浪筆談》、《山左金石志》均載之甚詳，其後錢泰吉復錄入《曝書雜記》，雖未明言所出，而實陰本阮氏也）。此所謂偶衍一文而意誼盡失者也。由此論之，書籍以傳鈔而衍奪日增，雖一字之微，關繫甚大，世之鄙夷校書爲小道末技者，豈通識哉！
右論辭句誤奪一字誤衍一字之關係
審定僞書之法，至劉、班而已密。今以《漢志》所載傳疑之書考之，復得六例：有明定爲依託而不能的指其人者。諸子略小説家有《黄帝説》四十篇，注云“迂誕依託”（此皆班氏自注也，下放此）。兵書略陰陽類有《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圖》二卷，注云“黄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託也”。《鬼容區》三篇，注云“圖一卷，黄帝臣。依託”。此一例也。有驗之其語而知非出古人者。諸子略雜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小説家有《伊尹説》二十七篇，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師曠》六篇，注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此二例也。有徵之於事而知爲僞者。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小説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注云“稱堯問，非古語”。此三例也。有能推定依託之時代者。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國時”。《雜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陰陽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此四例也。有明定爲後世增加者。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舜徽案：此注末十五字句意欠安，當爲或又以近世有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字有誤倒耳）。小説家有《鬻子説》十九篇，注云“後世所加”。此五例也。有不能輒定而聊爲存疑之辭者。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此六例也。有斯六例，而後世辨僞之法，舉莫能越於是矣。
右論漢人辨僞之法
時代愈荒遠者，其書愈不可信，司馬遷所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者是也。蓋後世好事者每有造述，嫁名古人，由來已舊，淮南王書嘗論之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説。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條務篇》）舜徽案：淮南此言，第就漢以上造僞書者言之耳。自漢世尊崇儒學，罷黜百家，造書假託，其途復廣，揚搉而言，蓋有著作家之假託，有注述家之假託，二者所規不同，而足以啓後世之疑則一，學者又不可不明辨也。《爾雅》爲六藝之鈐鍵，實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殆漢以前學者所共輯，而張揖目爲周公之書；《孝經》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略與二戴同趣，而鄭玄謂仲尼所造；竊商其情，良亦有説。蓋玄注述大典，揖埤廣雅訓，皆欲推尊本書以自取重，故不得不高遠其所自來，上託周、孔，此所謂注述家之假託也（趙岐《孟子題辭》謂七篇之書乃大賢擬聖而作，亦即此意）。至若王肅治經，不饜鄭義，自以名不逮玄，無由勝之，故解説《尚書》，題曰孔安國傳；劉炫值求書之時，私造經傳，上之官府，而目爲《連山易》、《魯史記》：斯並著作者之假託也。或激於私憤，或徇於公賞，所營各殊，要同歸於弋名射利而已耳。雖然，己有所作而必嫁名古人，其意蓋欲藉昔賢以尊其書，以視後世悍然自矜其名，盗襲前人之書以爲己書，攘竊時流之説以爲己説者，固有間矣。學者如遇僞書，而能降低其時代，平心静氣以察其得失利病，雖晚出贋品，猶有可觀，又不容一概鄙棄也（東晉所出《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固全僞矣，姑降低時代，作魏、晉人書讀，必有可取者）。
右論僞書不可盡棄
世之鑒定僞書者，固貴有證，尤貴有識，否則必以不僞爲僞，則天下寧復有可保信之書！故在今日，鑒别書籍所宜留意者，須明乎書中多附益之筆也。顏之推《家訓》曰：“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造，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書證篇》）舜徽案：顏氏斯言，信爲通覈。推此例以上論古書，則附益之例亦復有二：有編書者之附益，有鈔書者之附益。古書不皆手著，而先秦諸子多出門弟子或賓客及子孫所撰定，故編書時每好記作者行事，以附本書，乃並及於身後，如管、商書中載二人死後事甚悉，雖在童穉，猶知非管、商所自著，然以古書通例衡之，無傷也，此所謂編書者之附益也。自雕板未興，書皆手寫，學者好取同類之文，相關之事，附注篇末，以資旁證，傳鈔既久，混入正文，斯又古書之通患也。《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今《屈賈列傳》乃敍及孝、昭時賈嘉爲九卿事，《司馬相如傳贊》亦援引揚雄之言，皆非史公所及知，此所謂鈔書者之附益也。明乎斯二例，則一書乍接於目，雖知中多附益而未易遽定爲僞書也。
右論古書多附益之筆
搜輯佚書論五篇
載籍歷時久遠，雖不經兵燹而亡佚自多，已具論如前矣。故《漢志》著錄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雕板至宋方盛行，宋以上書籍傳布至難，故先唐之書散佚不傳者尤夥，於是而有好古之士，或私淑諸人，或歆慕其學，深憾書之不傳於後，百思有以搜羅而補綴之，以復古人之舊，此輯逸之所由興也。輯逸之業，開自宋人，王應麟輯《三家詩考》、《周易鄭氏注》各一卷，爲輯逸之權輿。明人如孫瑴輯緯書逸文，成《古微書》，其途雖隘，亦仍王氏矩矱也。入清而此學遂稱專門，上者乃欲將漢、隋志中著錄之書不傳於今者，次第輯出，其所依據，不外五端：取之唐、宋類書，以輯羣書，一也；取之子史及漢人箋注，以輯周、秦古書，二也；取之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説，三也；取之《一切經音義》，以輯小學訓詁書，四也；取之史注及總集（如《文苑英華》之類），以輯遺文，五也。大氐北宋以前，古書多未散亡，其猶可賴以考見古人遺書者，有七八種：曰裴松之《三國志注》，曰酈道元《水經注》，曰劉孝標《世説新語注》，曰李善《文選注》，曰慧琳《一切經音義》（玄應之書卷帙短簡，不足與此書比），曰歐陽詢《藝文類聚》，曰徐堅《初學記》，曰《太平御覽》。凡此皆古書之淵藪也。即以《太平御覽》一書言，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二三，則有此一書，不啻存秦、漢遺書千餘種矣。下逮明代《永樂大典》，包藏古書亦不少，清乾隆時開四庫館，館臣從其中輯出佚書凡數百種，集部尤多。故蒐輯遺籍雖不能全復古人之舊，亦可綴拾某書之一部，理董成編，佚者使之復存，散者使之復合，其爲功於學術至無窮盡也。
右論輯佚之依據
宋以上舊注及類書，固足爲輯佚家所馮依，然古人引書，不必皆如後世考證家徵用原文一字不易也。且有但取其意而簡約其辭者。《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争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顧氏《日知錄》已言之矣。假使《泰誓》、《淮南》而不存於今日，輯逸者便謂古人原本如此，豈不傎歟！析言之，則昔人引用古書有直改其字者，有直易其語者，有誤甲爲乙者，有移彼於此者。孫弈《示兒編》曰：“《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坊記》乃曰：‘不畊穫，不菑畬凶。’《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孟子》乃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宣王也，《禮記》以爲太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也，孟子以爲周公。‘致遠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爲出孔子。‘其進鋭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爲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爲孔子。與有扈戰于野，夏啓也，劉向以爲夏禹。濟人於溱洧，子産也，劉向以爲景差。微子曰‘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之曰‘我舊云孩子’。《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論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愛民’（孫志祖云：今本《論衡》亦作以乂我受民，蓋明人所改）。《荀子·堯問篇》乃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伯，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與今《促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文意小異。《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異。”據此，可知宋人已能明辨及此，援引聖賢遺言，猶復錯亂若斯，況其下焉者乎！蒐輯佚書者，又不可不審知古人援引之不盡可據也。
右論古人援引舊文不可盡據
輯佚必須有識，否則妄以他書爲本書，厚誣古人矣。自來輯《别錄》、《七略》者，有嚴可均（《全漢文編》）、洪頤煊（《經典集林》）、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姚振宗（《師石山房叢書》）、顧觀光（稿本舊藏北京圖書館）諸家，蓋猶不免乎斯累。其顯見者約有二失：一曰誤以原書之文爲劉氏《敍錄》語也。《水經·河水》砥柱注引劉向敍《晏子春秋》云“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云云。舜徽案：此即二桃殺三士故事，見《晏子春秋》内篇。注引劉向敍《晏子春秋》云者，猶云劉向所校之《晏子春秋》有此事耳，非謂《晏子敍錄》中有此語也。馬氏據以錄爲劉氏遺文，誤矣。二曰誤以近似之書爲劉氏《七略》也。《史記正義》引阮氏《七錄》，通行本往往誤爲《七略》，並有稱阮孝緒《七略》者，此乃寫刻致誤之明證也。嚴、馬二家所錄《晏子》七篇在儒家，《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兩條皆張守節泛引《七錄》之語。《七錄》《晏子》七篇，《七略》則八篇。《七錄》《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七略》則八十六篇在道家，又見兵家，其不同甚明。學者並此而不能辨，亦何貴乎輯佚哉（姚振宗於《水經注》、《史記正義》所引不視爲劉氏之文，悉擯不錄，其識最卓。考證之書晚出者勝，信矣）！《漢志》有《小雅》一篇，即後世之《小爾雅》也。其書本依附《爾雅》而作，故名《小雅》。唐人引之，猶仍舊題，若李善《文選注》、慧琳《一切經音義》皆不别增爾字。間有直題“爾雅”者，殆以“小”、“尔”二字形近，辗轉傳鈔而致誤耳。故今日取唐以前援引二書之文以校本書，有引及《爾雅》而但見之《小雅》者，亦有明標《小雅》而其文實在《爾雅》者，淆亂已久，其跡猶易推尋。若據後世譌誤之本以上定古書，反以不佚爲佚，則其失尤宏。故學者苟有志乎蒐輯遺書，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審知一書體例，與之名近者幾家，標題相似者有幾，皆宜了然於心，辨析同異，次則諦觀徵引者之上下語意，以詳覈之本書，庶幾眞僞可分，是非無混，别擇之際，或可寡過耳。
右論輯佚之難於别擇
鄭玄徧注羣經，而獨不及《春秋左氏傳》。後之輯北海遺書者，率取服虔《左傳注》以入錄，蓋據《世説新語》以爲服氏注出於鄭，即鄭學也。不悟《世説》稱“鄭氏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愼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世説·文學篇》）。既云鄭書未成，又稱鄭聽服言多與己同，然則服書早成，鄭君聞其誼，自以無能踰之，故輟不復爲。彼文甚明，何由而遽謂服書皆出于鄭耶？且康成言當以所注與之，而未必果與也。《後漢·儒林傳》稱服氏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作《春秋左傳解》，行之至今。然則子愼之學有大名於漢末，不必在康成下。後人服膺鄭學，乃並此注亦目爲高密遺書，無乃已過乎！元和惠氏補注《後漢》，謂“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歸妹》之《暌》，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説《易》，與鄭氏合，《世説》所稱爲不謬”。此亦通人之蔽也。夫賢智所見，不謀而同，千載悠悠，猶多闇合，況並世而生，同爲儒宗，識議相符，無足怪也。即以鄭氏所注羣書言，其同於先鄭及許叔重者多矣，庸詎能謂北海之書即諸家之學乎？且惠氏但見其同者，而未暇考其不同者。桓公五年秋大雩，服氏注曰：“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此非鄭義也。《禮記》《月令》“大雩帝”，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論語·先進》“風乎舞雩”，注云：“雩者，吁嗟也，吁嗟而請雨也。”鄭氏兩注皆以吁釋雩，誼存乎聲，與《左傳》注不諧。使出於一手，何不同若此耶？此特取其小者論之。其他名物制度之不能合者，不可勝數。凡輯佚之家，錄鄭注而兼及服氏書，皆妄也。大氐有志讀書者，必不佞於一人，乃能見學術之公，輯佚家亦須從事於斯矣。
右論輯佚之必須有識
昔人蒐輯遺佚，大氐皆學成以後之事，既已博涉羣籍，視天地間見存之書無復可究心者，不得已進而思得不存之書讀之，非特勢所必至，亦次第宜然耳。乾、嘉中，學者盛張許、鄭之幟，治經之士尤佞鄭氏，故輯鄭氏遺書者風起雲湧。焦循嘗糾其失曰：“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争相掇拾之不倦。”（《勘倭本鄭注孝經議》）又曰：“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强眞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鎩頭以便冠，而鄭氏本義汩没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禹貢鄭注釋自序》）舜徽案：焦氏之言，至爲警厲，足以發拘虚者之蒙。清儒治漢學，宗許、鄭，究之能就許、鄭見存之書通貫大例，以推得作者用心，有幾何人？推之治《易》者，未能究王弼、程頤之義，而必遠求漢師佚説。習左氏傳者，不識杜預何所道，而必上探賈、服殘詁。讀《論》、《孟》以稱舉朱注爲羞。説《詩》以涉及宋人爲恥（其實宋人説《詩》有極精處，惜學者不能平心領會耳）。一言以蔽之曰佞漢而已耳。漢人之書不盡傳，則又感歎追慕於千載之下，悉思旁搜博采以復其舊，卒之漢人遺書未能盡復，而通經之效益晦。善夫！鄭樵之言曰：“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然則《易》固爲全書矣，後世未見有明全《易》之人。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廢。”此足以發人深省矣！要之學術有本末，而致力有先後，學者苟明於始終緩急之宜，則輯逸之事，非初學所宜言也。
右論輯佚爲學成以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