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评文心雕龙

作者:纪昀
纪评文心雕龙

《纪评文心雕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评点之作,纪晓岚逐篇评点,一丝不苟,抓住关键,切中要害。从明万历年间至清代,《文心雕龙》研究在校勘、注释、评点三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文心雕龙》的评点史上,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无疑是纪晓岚。

猜你喜欢的书

卫生宝鉴

卫生宝鉴

二十四卷。元罗天益撰。罗天益,字谦甫,真定 (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曾从著名医家李东垣学习,为李氏得意门生,尽得其师倾囊所授,故造诣颇深。兼承师意,撰有《内经类编》一部,惜无传本。《卫生宝鉴》为罗天益代表作,系以《内经》、《难经》理论为指导,继承其师学术思想,兼采诸家之说,结合自己心得体会撰成。卷一至卷三为药误永鉴,凡二十五论,论辨发明误治之弊。卷四至卷二十为名方类集,按证治分十四门,采古今精要之方,使后人有所依据。卷二十一为药类法象,论药性用法。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医案治验,述作者临证经验。后附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作,专论伤寒证治。作者对其师学说多有发挥,如其论脾胃病因,强调饮食所伤有饮伤和食伤之分;劳倦所伤有虚寒和虚热之别。此说更为详辨。作者在前人脏腑辨证启示下,对三焦证治独有创见,阐明了气分实热与血分实热的异同,对后世研究三焦病机多有启发,颇受医家重视。此书有蒋用文所作序一篇,称其书“论病则本于《素》、《难》,必求其因。其为说也详而明,制方则随机应变,动不虚发。其为法也简而当,大抵皆采摭李氏平日之精确者,而间概括己意,旁及于诸家者也。”有明永乐十五年(1417) 吴郡韩氏刊本,弘治中刘氏刊本,惜阴轩丛书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庄子注

庄子注

中国魏晋时期的哲学伦理学著作。作者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本书共10卷。本书首先建立了万物殊形、各自“独化”而成的理论前提,认为万物各有其性,要达到“性命全”而得“福”,就应各守其性而不能越轨。人也是这样,人的性也各不相同,有高贵与卑贱之分。这种差别是本于“自然”的,人们的尊卑贵贱之分是合情合理的。本书认为,包括刑、礼、法、德在内的整个名教都是与“我”无关、本于自然的。仁义规范和礼法制度都是变化不定的,它们只是“迹”,而不表现“真性”,因此不必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制度。另外,还提出了安分守己的人生观,认为人们性的贵贱是固定不变的,其遭遇都是命定的,无法支配和把握自己的前途。人们应安分守己、顺从“命”的安排。人们应追求的理想只能是“逍遥”和“坐忘”。“逍遥”之境界即为人们各尽其性,而要达到此境界就应断绝“羡欲”的念头。人要摆脱是非、生死的烦恼,就应“坐忘”、“忘年”、“忘义”等,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进入无不通的最高境界。本书包含着许多糟粕性内容,是麻醉人民的精神毒品,但在一些地方也有合理的思想,如肯定了礼义、法制的变化性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北里志

北里志

唐孙棨撰。一卷。棨字文威,自号无为。官翰林学士。居长安中,颇有介静之名。忧患风教,以警世人,因撰是编。成书于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4) ,约七千余字。北里,即唐长安城平康里,诸妓所聚居之地。仆马豪华,宴游崇侈。记载晚唐长安城北平康里歌妓生活以及士大夫冶游妓故事,可从中考见唐时京都市民生活,有一定史料价值。《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入小说家。有《续百川学海》本、 《古今说海》本、《说郛》本、 《五朝小说》本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编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出版。

古今滑稽联话

古今滑稽联话

范左青著,琴石山人校,1册。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会文堂书局初版,排印本,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已出16版。诗词联对,文章小道,余自幼喜之特甚。忆龆时夏日纳凉,有族长口述古人巧对数则,余喜而笔之,族长嘉之,乃为更诵谐联数则以去,是为余搜集韵语之嚆矢。厥后有闻见辄录之,其途渐广,兑凡有兴趣之诗词杂文无不辑孴,名其册曰《珊瑚网》。十余年来积卷盈尺。枕中之秘,固未尝示人也。家贫,连年奔走,衣食卒卒,无须臾之隙可以整比公世。至客岁,始编诗词一部分,题名《古今滑稽诗话》

华严经要义

华严经要义

华严经要义 (2005年8月27-9月4日讲于上海沉香阁),在大乘经典中,《华严经》被称为经中之王,本来《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华严经》在历史上被判为“一乘顿教”,所以一般称为“经王中之王”,由此可见《华严经》的重要性。《华严经》共有三种翻译,现在比较盛行的《华严经》是唐朝实叉难陀尊者翻译过来的,一共八十卷、三十九品,有四万五千颂,将近七十万字,一般称作《八十华严》,卷帙很浩瀚。

南朝佛寺志

南朝佛寺志

二卷。清孙文川葺述,陈作霖编纂。孙文川,字伯澄。著有《读书斋诗集》十卷,多记咸同兵兴故闻,被誉为诗史。陈作霖,字伯雨,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平生留心金陵掌故,著有《金陵通传通纪》等书。六朝以来,佛教盛行,帝王推崇佛教,代有其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可见北朝大致。南朝佛寺,仅散见于高僧传诸书中,所有当时的著作,如京寺记、寺塔记,今俱不传。孙文川有感南朝众多佛寺而无志载,遂创其稿,搜采略备,归返道山,志稿留存刘世珩。陈作霖取其残稿,略为补葺,加以订正,乃成定本,付剞劂,即为此本。全书二卷。上卷志吴、晋、宋三代,下卷志齐、梁、陈三代。此志以寺为经,历代异名,附注标题之下,大都详于佛寺史乘。引据群书,则低一格,附注正文之后。此篇不仅可以见南朝诸寺的梗概,即使后来沿革,也予著录。该志梁以前,大都以高僧传为依据,梁之后,多取材于许嵩《建康实录·天朝事迹编》、景定《建康志》、《金陵梵刹志》等书及南朝诸史、金陵类书、名家艺文,凡涉及佛寺,有见必录,计收吴二寺,晋三十七寺,宋六十四寺,齐二十六寺,梁九十二寺,陈十一寺,共二百二十七寺。此编即使有遗漏,也相差不远。惜是书只详载建置,罕及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