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观察与想像
观察（Observation）与想像（Imagination）是作文的两个根本要素。
实验主义者说，经验（Experience）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改造环境。观察是经验的初步。经验是生活，文艺就是生活的表现，也可使生活向上。换句话说：文艺也可改造生活，使生活革命。
没有经验是做不出好的文章来的。没有精密的观察，就没有经验。没有到过西湖的人，决不能描写西湖的美；没有到过泰山的人，也决不能描写泰山的高。没有尝过黄莲[1]的孩子，决不知道黄莲的苦；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决不知道做母亲的艰难。住在广东的小学生，决不能做文章来描写美丽的雪景；躺在四层洋楼上的革命文豪，也不会做出好文章来描写苦人生活。普通的竹叶是四散披开的，但莫干山的竹叶却密集似刺猬形的。普通的竹杆[2]都是圆形的，但我们徽州休宁、古城岩的竹杆却是上圆下方的。一切人物都有特别的个性，没有精密的观察，便不懂得个性的区别。
中学生大概都喜欢读冰心女士的小说。有人说，冰心女士的生活太单调了，内容只有母亲和小弟弟。但冰心女士当年的经验中没有别的，只有母亲和小弟弟，我们也就不能逼她写出旁的东西来。正如我们不能盼望鲁迅先生给我们恋爱小说，鲁迅先生已经给了我们阿Q。胡适之先生曾说梅德林克[3]（Maeterlinck）的《青鸟》是小孩子看的，因为胡先生的生活中就澈头澈尾[4]没有神秘。人的经验是有限制的，但观察能把人的经验扩充，使经验丰富。
赵子昂画马，先伏在地上作马形。施耐庵写《水浒》中一百零八条好汉，先画每个好汉于壁，朝夕凝思。这虽是传说，也有至理。文西[5]（Leonardo da Vinci）为了研究人死时苦闷的表情，便去看杀头。至如自然主义的大师左拉（E.Zola）为了描写酒店和妓女而在巴黎的下层社会中鬼混，更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教人作文要特别注意观察呢？
胡适之先生说得好：
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做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以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做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所说的，是中国文学界的通病。提倡新文学以来，这种通病并未能革除。
从前中学生的作文大都由教员出些普通的题目：什么“勤俭耐劳论”哪，什么“讲求卫生论”哪，什么“爱国论”哪，什么“立志论”哪，千篇一律，是科举策论时代遗下来的流毒。近来这些策论式题目，是渐渐减少了，但也并未绝种。平心而论，出题目做文章本来是一件傻事。夏丏尊先生就说他要先做文章，后想题目。普通中学一班学生至少有十人二十人。这十人二十人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个性。教员所出的题目，未必是学生头脑中所想得到的或以为有趣味的。勉强做出来的文章决没有好文章。我以为出题目做文，应该先指定一件事情或一片风景教学生去研究或观察。中学生应该多做应用的叙事文，如写信、记日记、游记或新闻记事等等。
现在的人天天口中嚷“改造社会”，但“改造社会”而不知道社会的真相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教育的缺点是把学生当做特别的人。以为社会是一个圈子，学生是另外的一个圈子。所以学农业的不能种田，学商业的不能做生意。我们徽州有个开馆店的有钱的儿子，在上海读了五六年的英文，一天，租界上的电灯公司来了一封英文信，他的父亲问他这信上说些什么，要他写回信，他竟瞠目不知所对。于是他的父亲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你这蠢东西！你还是回家吃老米去罢。”这不是“蠢东西”的过错，这是学校教育害了他。上海滩上学校里的英文，照例读些什么《伊索寓言》《天方夜谭》《莎士比亚的故事》，至多也不过读戈司密[6]的《威克斐牧师传》、欧文的《见闻杂记》等。这些书读破了，也还不能写一封普通应用的信。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成天在讲堂上同学生讲韩退之、苏东坡、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学生的头脑里没有实际的材料做底子，眼睛里没有精密的观察，他们至多只能写一些旧的或新的“套语”。豆腐是红的还是白的？谷是春天种的，还是夏天种的？是天上落下来的，还是地上长出来的？稗和稻有什么分别？牛同象有什么分别？大家一定以为中学生那里这点常识也没有，我的话是“愚问”。我且说一个笑话。胡适之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名思祖，年已经十几岁了；次名思杜，只有七八岁罢。（因为他们的岁数，我不大记得清楚。）思杜前年跟着他的母亲冬秀女士到绩溪去一次。回来后某天，思祖思杜还有几个七八岁十几岁的孩子到上海近郊去玩，看见一只水牛，躺在水里。孩子们奇怪了，看了半天，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其中有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说：“这大约是一只小象。”于是思杜笑了，说：“这是一只水牛。”
上面的话是去年夏天在吴淞福致饭店胡先生亲口告诉我的。那时我的《枕上随笔》刚出版，他说：“你把这个故事收在随笔里罢。”后来我著《窗下随笔》时竟把这个故事忘了。现在我想起来，把这个故事记在这里。没有到过乡村的大孩子，就是最聪明的孩子也难免把“水牛”当作“小象”。假使有人出个《水牛耕田论》的题目，这些小孩子恐怕竟多数不能动笔。思祖的白话文是家传的，他很小的年纪便看了《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但他也认不得水牛。实际的观察岂不重要吗？经验的教育岂不比书本的教育更重要吗？
岂但作文宜注重实际的观察，研究科学又何尝不是一样。普通的中学教动植物学，竟不肯让学生多多观察实物，只是对着书本乱讲，所以引不起学生们的兴味。地理更是实际的科学。但是教地理的人，没有旅行的经验，只是随口乱谈，也是误人子弟的。我在徽州师范学校读书时，有一个地理教员，很负盛名。他很有口才，很受学生欢迎。一天，他在讲堂上讲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他兴高采烈地说：“北京城冬天真冷呀！在那里过冬天的人，出门照例要把脸包起来。有一天，一个外省人冬天初到北京，出门露着脸，他口里呵出的气，眼中吹出的泪，都凝结成冰。后来回家，用手把脸上一摸，鼻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冻掉了！”那时我们学生们听见这话，都相信得了不得！这个教员其实是足迹未到过北京的人。后来我从徽州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去读书，那正是严寒的冬天。我在津浦车上只躭心[7]我的鼻子难免冻掉，两晚不能睡。后来到了北京，觉得所谓冻也不过如此，大骂那个地理教员害人不浅！
这都是乱说空话，没有实际观察的毛病。中国的教育自古注重玄想，不尚实际。中国人的小孩子从前进蒙馆便念“人之初，性本善”（见《三字经》），西洋人却念“一只猫”（A Cat），“一只狗”（A dog），“一个小孩”（A boy），猫呀，狗呀，小孩子呀，都是看得见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是什么呀？从小到老也弄不明白。中国人绘画注重临摹，西洋人却注重写生。这也许是东西洋文明分别的原因。近来的新教育，并不能将这些“玄想”的毛病完全革除。只看许多中学校物理化学都是对着书本讲讲，一点试验没有，可见科学到了中国，也变成“玄想”的空谈了。
我们要在作文中养成实际观察的习惯。没有看见过的，没有听见过的，没有自己经验过的东西，不许学生乱写。我们要多选写实的记事的实用文章给学生看。现在中国的中学生大都带些“伤感”（Sentimental）。“呜乎！嗟乎！”的乱调是少些了，“呀唷！”“唉！唉！”的乱调又来了。我们要用实际的观察去医那些“玄想”的伤感的毛病。许多人都不许学生知道社会的黑暗，怕学生同化，这是不对的。中学生不是小孩子了，我们要中学生知道社会是黑暗的，要他们从黑暗中努力走入光明；要他们知道人生是苦的，努力向苦中求乐。我常想：中学生大概都喜欢看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其实还不如看徐志摩译的《赣第德》[8]。因为《赣第德》真是一册“忍耐怜悯的记载，温柔软和的圣经”。
观察是重要的，但想像也极重要。
夏丏尊先生说得好：
经验以外，尤有一个重大要素，就是想像。左拉虽经验了酒肆的状况，但对于其小说中的男女人们的淫荡是难有直接经验的。弗罗贝尔虽试尝过砒霜的味道，但女主人公的临死的苦闷是无法尝到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曾以一人描写过王侯，小民，恋爱，弒逆，见鬼，战争，嫉妒，重利盘剥，妖怪，等等，被斥为专描写性欲的莫泊三，一生中也未曾有过异常的好色的经验。可知经验并不是文艺的唯一内容，文艺的本质是美的情感，情感固可缘经验而发生，亦可缘想像而发生，我们对着目前洋洋的海，固可起一种情感，但即使目前无海，仅唤起了海的想像时，也一样地可得一种情感的。艺术不是自然的复制，是一种创造。在这意义上，想像之重要，实过于经验。虽非直接经验，却能如直接经验一般描写着，虽是向壁虚造，却令人不觉其为向壁虚造，这才是文艺作家的本领。
（《文艺论ABC》，第五章）
胡适之先生也说：
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做出一本《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所说的“理想”，便是我所说的“想像”。什么是想像呢？想像就是我们所见的，闻的，以及感触的影象[9]涌。现在我们心上来。但是想像仍以经验为基础的。住在热带没有见过雪的人，他们虽然可以从书上画上知道雪是白的，但白的雪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是同纸一样的白呢？是同银一样的白呢？是同老年人的白的头发一般的白呢？他们就不能想像了。正如没有到过泰山的人，决不能想像泰山日出的奇景。中国人是个想像不发达的民族。
我们的古代神话比起希腊神话就拙劣得多。我们文学中最著名的诗，也多数是“短小的抒情诗，缺少伟大的叙事诗”。只有《楚辞》可说是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但像荷马（Homer）那样伟大的诗篇，中国文学中竟找不到！我们想像中的天堂更可笑了，只是吃饭不做事的玉皇大帝，呆笨的金宫银阙，吃些不消化的琼液玉浆，同小白脸的金童玉女鬼混。这完全是拙劣的帝王享乐心理的表现。在神话上，古代的“西王母”只是一个“虎齿豹尾”的瘟神（见《山海经》），但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西王母已经变成一个白发的老婆婆了。在《汉武帝内传》上的西王母“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西王母已成了真神仙，真美人！到了唐代受了佛教的影响，西王母被忘却了，大家只知道救苦黎山老母。后来，黎山老母又被忘却了，大家只知道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明清以来，观世音菩萨之名声和庙宇遍天下，而黎山老母、西王母全无声无嗅了。想像不是记忆，但不靠着记忆力是不行的。
中国人是记忆力不佳的民族。只有空想，只有胡思乱想，而没有正当的想像。这是一切文学不发达的原因。
想像是把实际加以改造，加以组合，加以个人化、美化。照相只是实地的摄影，绘画则能在实景中加以作者的想像，所以绘画有生命，而摄影没有。我们要使学生想像力丰富，我们应先使学生观察仔细，正确。要学生能随时随地有正确的观察，然后能随时随地发生丰富的想像。
【注释】
[1]黄莲，今写作“黄连”。
[2]竹杆，今写作“竹竿”。
[3]梅德林克，今译作“梅特林克”。
[4]澈头澈尾，今写作“彻头彻尾”。
[5]文西，今译作“达·芬奇”。
[6]戈司密，今译作“哥尔斯密”。
[7]躭心，今写作“担心”。
[8]《赣第德》（Candide）为法人伏尔泰（Voltaire）所著，有徐志摩译本，北新书局发行。
[9]影象，今写作“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