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敦煌经卷简介（上）
详细分析卷子是太费时间了，所以，只能来个“简介”。名为“简介”，还有一层意思：即限于巴黎、伦敦和北京三地所藏而言，至于日本、美国、苏联这些地方的藏品，没有论及。本来应该把它们放进来的，但是，我实在不能够了，因为年老体弱，眼力也差。不过，英、法和我国北京藏的卷子占全部卷子的绝大部分，作个“简介”，也大体差不多了。下面分七个部分来谈，先说佛教经典的情况。
一 佛教经典
根据三地的收藏，不管是经，是论，是律，三部分都有了，并且似乎完整了。怎么叫完整呢？就是说，大概各个宗派的东西都有了，不仅大小宗派的东西都有，而且同大小宗派有关系的语言文字的东西也有了。譬如说，一卷佛经正面写的是佛经，背面往往写着这个佛经的原文，也就是梵文，或者是窣利文、巴利文等，我们据此往往还能探索这个东西是从哪里翻译过来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敦煌所藏佛经可能是最早的译本，因为它把原文录上了。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才能最后定论。现在只不过透露一个方向性的消息而已。
以我所见到的三地收藏的佛经卷子，与现在流传的佛经比较，很多已经亡佚了。日本人的《大正藏》把这些东西大体上已经收进去了。可以说，敦煌的佛经，在我们国内已经亡佚的东西，已经有人整理了，这是应该知道的。
还有一点，敦煌经卷主要是写本，大都有抄写人的姓名、抄经的时代背景材料等等。另外也有刻本。刻本大概始于唐代末年，唐德宗以后有了。写本同刻本的差别似乎相当大，可能是修改的关系。刻本除了刻佛经以外，还有刻佛像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我国印刷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什么年代开始，是很重要的事情。
写本也好，刻本也好，总的看来敦煌所藏经卷大体始于魏晋，终于五代末期。按年代讲，经历五百八十年左右。
拿《尚书》来说，现在我们读的是唐代开元天宝以后修改的版本，而开元天宝以前的本子全部保存在敦煌卷子里。唐代卫包把所有的《尚书》改成唐代实用的字，现在所读的《尚书》就是卫包改定本，卫包以前的本子所能看到的只有敦煌本子，别的没有了。可见这个本子多么珍贵，从汉代记录传下来的，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古注。古代许多材料只有在古注里看得到，我们贵其古，是贵在它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这也是敦煌儒家经典顶大顶重要的一点。譬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何晏注本也收集了魏晋人的注解。但是，敦煌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皇侃把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收录在注中了，这个本子也就成了中国的宝典，但是，被伯希和拿到巴黎去了。当初王重民先生在巴黎编目，有天晚上，我回旅馆休息了，深夜一点多钟，他来敲我的门，说发现了一个大宝贝，这就是皇侃的《论语》注。过去我只在目录上知道有这部书，却从未见到。王先生有图书馆钥匙，我们两人立即跑到图书馆去看，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拍成照片寄到国内商务印书馆，要他们印出来。商务印书馆果然立即印了出来，有几位老先生，像章太炎老先生见到这部书，连说可贵，一生再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春秋左氏传》也有古注，现在通行的杜预注，拿它同敦煌本子比较，有很多出入。到底哪个好？由于没有全部校过，不敢断定，可是到底有不同，校出来以后就可以明白了。因此，第一件事是说，敦煌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宝贵的，它保存了唐代以前的古注。
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汉代的注本，敦煌一件也没有。譬如《诗经》有四家，除毛家的本子，还有齐、鲁、韩三家，敦煌卷子里一件也没有，民间也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无法校对，现在也无法评论。《春秋左氏传》我们有东西；《谷梁传》有范宁注，我们有东西；《论语》有皇侃注，我们有东西。别的东西，我们没有。敦煌儒家经典里的古注，是读儒家经典的人必须重视的材料。
总结一下：
1. 敦煌所有的同儒家有关的古籍，同现在流传的本子对看，有许多出入，从而说明敦煌卷子都是古本，都是唐代以前的古本，而我们现在的东西都是唐人以至宋人修改的东西。儒家经典的敦煌卷子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卷子来考究现在本子的是非得失。
2. 所谓考究是非得失，以我的经验讲，我觉得古本里面有许多好东西，当然也不否定说古本里面有许多东西是不太好的。譬如道家经典里面就有不少东西不太好，像《道德经》一定要凑合五千言等。但是，在儒家经典里面，这种东西少，顶好一点可以纠正我们唐代以后所流传的古书，乃至于汉人的著作都可以纠正。譬如《诗经》有一篇《出车》，里面有一句诗：“执讯获丑”，意即逮住敌人。可是郑康成注：“执其可言问所获之众。”这句话我们读起来，意义不太明白。我们看敦煌本子，如P. 2570卷，作“执讯，执其可言，问及所获之众”。这句话是清清楚楚的，多了“执讯”两个字，又多了一个“及”字，于是把郑康成的话讲清楚了。故而不能看成仅仅是三个字的问题，而是整个含义的问题。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过，一部是《尚书》，一部是《诗经》，校过以后，敦煌卷子的长处就明白了。例如《诗经·齐风·东方之日》，今本序作：“刺衰也。”但是，P. 2529与P. 2669两卷不是这样讲的，而是作“刺襄公也”。“衰”和“襄”形近，后人的本子误成“衰”字之后，又删去了公字，于是这首诗是哪个时代就不明白了。这些成果我将整理发表。所以，就整个敦煌卷子的儒家经典每个字都有很大的作用来看，儒家经典在敦煌卷子里边确实是很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