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敦煌经卷简介（下）
四 文学作品
敦煌卷子中，文学作品也不少。最早谈敦煌文学作品的一篇文章，是王国维先生大概在1920年左右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敦煌的俗文学和敦煌小说》。中国人知道敦煌有俗文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现在讲敦煌俗文学的人都承袭了王先生这篇文章来的。事实上，敦煌关于文学的卷子可以分成三大类（或四大类）：一是曲子词，二是变文，三是一般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
关于曲子词，王国维先生已经说过了，在我国，第一个把曲子词拿来加入我们文学大流的是朱彊村，他所编的大词书《彊村丛书》，第一种就是《云谣集曲子词》，有三十首，大都是唐末五代人作品，国内搞的人极多，约十几个。到现在，还没有得出最后结论，里面有错字，有与现在不同的字，还有些现在本子里找不出的，亡佚了的东西，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大用其功。其中王重民先生的《敦煌曲子词集》，是比较得出了结论的，至于是不是最后结论，还不敢说，研究文学的人还在搞。敦煌发现的词不止这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好多首，还没有完全汇集起来。所以，敦煌学的研究还须深入，许多材料还没有整理，还没有发现。
第二种是变文。变文大概就是唐末五代时的说书、唱书等曲艺作品，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广播的苏州曲艺、上海曲艺、杭州曲艺那样。弹一段，讲一段，也就是一段诗一段文地夹杂起来，这样一种作品，叫做变文。变文这种文体，也是旧传，不是唐代新创。现在有人讲变文是从印度来的，可能有些关系，但是，我不敢完全相信。因为在汉代人的赋里，大赋里有这个体式，很可能是印度的酒瓶子装上中国的旧酒。变文里另外有一种叫做讲缘起，缘起相当于现在唱曲子的开篇，就是拿一首词或几句话先总的把这个内容简要地唱了出来，声调也特别有魅力。还有一种叫联章词，就是这个调子唱完后，再接着去唱，当然还是这个调子，一段、二段、三段地唱下去。这也算是变文的一个变体。
第三种是许多唐末五代人作诗的稿子，譬如岑参的《玉门关》诗等，都在这里发现了，甚至许多古代文章也发现了，还有文学理论的东西也发现了。我粗略统计一下，大概有这几样。一种是《文心雕龙》，但是，不完整，零零散散有三四篇的样子，和现在的传本比较，有些出入。一种是《玉台新咏》，也是六朝的东西，尽管国内现有好几个传本，但是，都同敦煌本有所不同。这件事应该有人去做。另外，还有《世说新语》，同现在的本子比，出入很大。虽然已经有人研究过，但是，刚开始，还可以继续努力。还有一种东西，文体和《世说新语》差不多，不过没有这样好，都集中在所谓《古贤集》里，它把古代贤人的事情加以分类，像《世说新语》一样来分类，分成十类八类的，每类中说了很多人，把事情摘要地说几句。大概有十卷以上，有不少好材料。这些东西，我都抄回来了，很想把它整理整理。敦煌卷子中也有小孩读的书。小孩识字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可是，唐末不是这些。唐末有一种认字的音义，等于后人的《百家姓》一样，不过后人的《百家姓》是四字一句，而敦煌的幼儿读物大体上七字一句，押韵的，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是不连贯的，也没有文法，因为它不是成文的。《太公家教》是教育小孩子的书，教小孩要有礼貌，思想要纯正，怎样做人，如何待人处世等，约有十多件，东西还不少。应该好好整理，它是幼儿教育中一本很好的书籍。搞古籍研究的人，应当重视幼儿读物的整理。还有很多卷子背后往往写了一首诗，不知是谁写的。但是，材料不少，都是唐代写本。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就是收集了这些诗，来补《全唐诗》所未收的东西。分量虽然不算多，约三四十首，但是，多一首也是可贵的。所以，敦煌卷子中的古文学材料，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整理。
还有一种是小说，小说很多是同变文相联系的，有一个变文，往往就有一个变文的小说。譬如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有变文，也有小说。最特别的是同我们历史有关系的一件事，即《唐太宗入冥记》，说唐太宗到阴间去的故事。《入冥记》这个话是印度来的，古籍中还没有哪个皇帝游阴间的传。《唐太宗入冥记》就是小说，像这样的小说在敦煌卷子里边还有一些。我过去看卷子，小说的材料没有时间细细料理，所以，我懂得少。但是，王重民同向达先生都写过文章，尤其是郑振铎，他把敦煌小说的全部目录收进了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我们可以参考。
五 语言材料
语言材料十分可贵，细细考究，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一切敦煌遗书的语言文字都是语言材料，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敦煌卷子是保存古代汉语，特别是唐五代汉语材料的宝库的认识，日益为大家所接受。这是一个大可开拓的领域，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譬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已经发行第四版了。我这里主要介绍狭义的语言材料。
所谓狭义的语言材料，指语言学的专著。它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了。当年，《国粹学报》影印过吴县蒋氏所藏的《唐韵》，王静安先生影写过三种伦敦藏的《切韵》残卷等等。所包含的内容广泛而且复杂，因此，分类介绍如下：一是古籍残卷，二是俗字书，三是音义，四是韵书，五是外国语言材料。
①古籍残卷是指《尔雅》、《玉篇》之类，巴黎藏有《尔雅》二卷：P. 2661卷存“释天”、“释地”两篇，P. 3735卷存“释丘”、“释水”和“释山”三篇。虽然很不完整，但是，仅它是唐代古本来说，就十分可贵了。后卷末有“尔雅卷中”四字，并有题记：“大历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主尹朝宗”，又有张真题记：“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按：似写字），（此处原文为□）乃知时所重，亦不妄也。”乾元二年早于大历约二十年，明显同正卷不合。再考两个题记中还有一行字：“天宝八载八月二十九日写”，似与张真题记相应。但是，大历题记的字迹和墨色都和正卷无别，纸幅也没有接痕，因此，可以推断：天宝、乾元二题记可能是后人追写的。把P. 2661卷和P. 3755卷比较一下，无论纸质、墨色、款式、字迹，都可以证明原来是一个卷子。黎莼斋在日本得到的唐写本《玉篇》，与宋《大广益会玉篇》大不相同。罗振玉考订以后，又印过一个本子。这个印本，从各方面看，都应该属于敦煌写本。除以上二书之外，在敦煌还没有发现《说文》、《字林》等字学古书。
②俗字书，专指唐时敦煌民间流行的几种字书：《千字文》、《字宝碎金》、《俗用字要》和《杂辨字书》等四种。
《千字文》有四五个卷子，P. 2771卷说明作者是钟繇，注者李暹，次韵是周兴嗣，这一说法可以相信。P. 3108卷最完整，P. 3419卷的后面附有藏音，可见吐蕃时代的藏人也读它，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字宝碎金》是采用了P. 2717卷的名称，它是辨字音的书，全书按四声分类，每类摘录若干俗语、通用语，也有经史中语，把内中难字的音注出。譬如“马踏所交反”，“所交反”是注“”字的音；“峥嵘士争反下横”，又是注“峥嵘”两个字的；“贪婪音兰又惏”，“音兰”注“婪”字的音，而“惏”注“婪”的异体等等。收录的大都是唐代西北俗语，既是考唐音的重要材料，也是读其他卷子以至唐宋以来的俗文学的不可少的“字典”。全书已收入我的《瀛涯敦煌韵辑》之中。P. 2758卷略有不同，它按韵分类，把常用的同音字集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同音字典”。由于目的不在于做诗用韵，而在于认识许多常用同音字，所以，我没有归入韵书类里去讲。它的韵次依陆法言，可惜只存东韵至戈韵，连平声也不完整。据我考证，应是拿孙偭《唐韵》作依据的摘字本，也收入《瀛涯敦煌韵辑》。
《俗用字要》，P. 2609卷原名《俗务要名林》，一卷，不全，应是唐代的一种字典。全书按事物分类编排，每类录常用物名若干，然后逐一注上音义。今存从量名的十撮为一勺开始，以下为市部（拟）、果部、菜蔬部、酒部、□食部、饮食部、聚会部、杂畜部、兽部、鸟部、虫部、鱼鳖部、木部、竹部、草部、舟部、车部、仪仗部、□□部（应是河流部）、□□部（应是药物部）、手部，共二十一部。（此处原文为□）这种分义类的编辑法，是六朝以来的类书体式，民间所习用。每一名词下，都有注音，大体一字一音，二字二音，遇较艰涩的字，还加简要的释义。如：“椑竹也，薄皆反。，毂中铁也，音工。枸上古佳反，下音心。”可见它的主要目的，还是注音。注音形式以反切最多，其次是直音，所注的音不出陆法言《切韵》系统的《唐韵》。书中多俗字，往往不见于通常的字书和韵书，这同写书目的——为俗务要名而作，应是一致的。所以，它无疑是唐代社会，尤其是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写真，可以从中考见当时语言情况和社会情况。
其他俗字书不过是上面三式的扩大而已，如P. 2537卷和P. 3363卷等。伦敦还有郎知本撰的《正名要录》、后唐泰清二年写的《开蒙要训》，不一一细说。
③音义。敦煌是佛教圣地，佛经既多，音义必然不少。由于许多佛经的经文后面都附有音义，看来独立的音义是不会多的。但是，在巴黎的收藏中，连玄应的《一切经音义》（P. 3095卷）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都有了。许国霖也曾把佛经每卷正文后面的音义录出来，如《妙法莲华经》、《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璎珞本业经》、《大庄严论》和《三论》等，都是研究语言，特别是语音的重要史料。
还有两件东西同医药有关系，一种是讲针灸的，哪个穴位怎么样，哪个穴位管什么毛病，唐代医书中有的，敦煌医书中也有，大概有三四个卷子。这些书不仅仅我们后人看不见，连两《唐书·艺文志》也没有著录，是很奇怪的。因此，就有人怀疑，这种针灸方法可能从中国西北来的，但是，也没有特殊证据。我们现在的针灸，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了不起的。从全世界来看，只有中国有针灸，别的国家没有。针灸情况在敦煌卷子中说得非常清楚，人身上的穴位说清楚了，哪个穴位针治什么病也说清楚了，譬如咳嗽，就针左右手的虎口，不用吃药，再严重的咳嗽，一针就好了。听说有位针灸专家研究过这类卷子。另外，近来报载北京有一位姓王的医生，用的是古方，他的针不像一般针灸用的针，一根插下去就算了。他用的是金针，金针上有一个洞，针灸时，他把艾放在上面，一烘，有股热气钻了进去，这种针的效果最大，普通针是银针，银针没有洞，而金针有洞。据他讲，他就是得的一个古方，我相信这个古方是有的，那么究竟在卷子中载没载着，不晓得，不敢说。
切脉也是中国人的发明，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脉经》，是六朝的东西，但是，已经亡佚。现在流传的都是唐、宋以后人的辑本。完整的一件在敦煌发现了，叫《玄感脉经》，这是中国医学了不得的事情。他们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斯坦因在玉门关曾经发现一只药箱，里面装了若干药，应是汉朝人送给在玉门关一带守边的军士用的，这些药的品名，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假若了解以后，同敦煌的《本草》、《食疗本草》肯定有关系。我们国家在不断地发现许多东西，也在不断地说明我国文化水平是如何的高。假若把敦煌的东西同玉门关，乃至于同吐鲁番、高昌等新疆的东西结合起来研究的话，我国古代文化许多东西，还可以有新的发现。所以，现在的敦煌学，要把吐鲁番的文物结合起来研究，可能这是一个大的体系，以上说医学。
下面讲日历，现用的日历，是新式日历。而旧式历书不同，除了哪一页哪一天以外，底下一定有甲子，甲子下还有一个黑圈，里边注利忌日（写着今天是专门利于东方或西方或东西南北，利于结婚，利于出丧或利于什么，不利于什么等，这就叫利忌日），这样的历书叫具注历，在我国历史上通行得非常久，非常早。敦煌发现的也有具注历。解放后，具注历不用了。解放后的历书讲现在可以耕田了，可以栽秧了……专门讲农事，别的事情是不讲的。将来说不定再隔若干年，工厂里，如织布工厂或打铁的工厂，可能也有什么时候应该织布，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的玩意儿，这是一种经验，人类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以后，写在书上，要人们照着去做，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敦煌也有一样东西同现在的历书差不多，即七曜历，大概有八九个卷子之多。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七曜日，是我们西方传去的，是摩尼教传教士带来的，于是乎，它的发明权就属于摩尼教教徒去了。但是，这是外国人讲的，讲得最起劲的是法国人沙畹。沙畹、伯希和两人对于中国的东西是研究很深的，但是，他们有一种看不起中华民族的思想，什么东西都不是中国的创造。我国很早已经发现美洲大陆，史书上清清楚楚记载着，但是，他们绝不肯承认，说一定是他们的哥伦布发现的。以前，争不赢他们，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大，可见，文化学术也服从于政治，我们没有办法，我个人就有过一次体验。在法国时，写过一篇文章，说美洲是中国人发现的，根据就是法显的材料。一家杂志准备登载，送给伯希和去看，他不看文章，看到题目就还给我。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很气愤，但是，他年纪比我大，地位比我高，没法说，只好收回来。他们就是如此。七曜历本来在中国是古老得不得了的，《易经》说“七日来复”，春秋以前已经讲了，为什么你们研究中国的东西却不管这个呢？你们说七日来复还不能说七曜，那么，汉文帝时，七曜之说已经在历史上看见了，《汉书》是东汉时写的，还有什么可讲的？不仅如此，《汉书》之后，历书不断地记载了七曜的话。所以，这些事是令人愤慨的，不能不争的。过去我们政治上没地位，我们争不赢他们，可现在我们政治上站起来了，他们不敢说这个话了，我们现在更拿得出东西来。中国历史上的七曜历有几样东西同现在不同，七曜是日月金木水火土，即五行同日月，他们说的不是。他们利用了有一个敦煌卷子中七曜的名称，譬如日曜日用“密”字来代表，月曜日用“漠”字来代表，土曜日却叫“云汉”，等等。其实这些名词都是译音，至于译哪里的音呢？到现在还没有考证出来。大概不会是印度的，印度虽有七曜之名，但是语音对不上，同摩尼教民族的音也对不上。尽管敦煌发现七曜历的日历名字，我们还不了解，但是，不能为了一个名称就否定这件事同中国有关系。这些名称可能原来是中国的，外国人来了之后，用了外国名字，如此而已。等于中国有名学，而外国叫逻辑，于是有人把中国名学叫中国逻辑。“逻辑”两个字是翻译“logic”的，因此，不能说逻辑是外国的，中国没有逻辑。七曜日的名字虽然不是中国的名字，可是，中国有七曜日，日月金木水火土，这些名字是哪个国家的，谁也拿不准。不过，这件事也有大好处，可以根据这些名字查我们西部、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以及中东一带的民族，会不会是希腊的、罗马的……要有人研究。可惜我是没法子研究了，外文懂得太少，这件事要大家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连先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被外国人强占去，这是我们的耻辱。一个读书人应该知耻，耻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东西被人抓走了还不晓得。
敦煌历书还有一点很特别，历史上所有皇历一定是中央政府颁发的，唐代也是如此，可是敦煌却自己搞日历。大概在唐末五代，唐家在河西走廊以西已不大有力量了，历书颁发不到了，没有办法，就自己造历。因此，敦煌有好几位大历学家，最重要的是翟奉达和翟文进父子俩，也可能是叔侄，所有敦煌历书都是这个系统的人造的。因此，敦煌历书保存下来，不仅可以考见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情况，而且也了解到这些历书同中国旧历书是配合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卷子，牵涉的面很广。除了这个历书而外，还有两样东西也应当晓得：一是占星术，看天上星宿，就是旧史书的天文志，哪个星宿是怎么样的，在哪里，哪个星宿哪个季度在什么地方等等，记载得很详细。大体说来，敦煌发现的占星术同中国旧的占星术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不像七曜历那样可贵，但是，也是一个好东西。第二种就是日历，日历带动着占星术以及当时的民间风俗，就是说到过的利忌日等，几乎民间风俗全拿具注历来指导，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单单把利、忌这两件事拿来看，就可以知道唐代民间风俗，我微微研究过，这个风俗同农业的关系最大，从而说明唐代还在农业旺盛时期。
总之，卷子中的宝贝太多了，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不论什么文化，乃至于武化，也在里面。譬如少林寺，虽然是唐以后的东西，可是在唐代已经有僧兵，庙子里的兵都讲打的。在敦煌那个时代，庙里养了若干小和尚，从小教以拳术、刀枪等十八般武艺，成了大兵。有些皇帝就利用僧兵夺取政权，这种事在唐代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说，敦煌的材料不得了得多，看见这些东西，有点爱国心的人真是感激涕零的，为后世子孙好好保护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