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作者: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研究司马迁及其巨著《史记》的专著。李长之(1910~1978)著,1948开明书店出版,1984年三联书店再版。本书以优美而富于情意的笔调,从分析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入手,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讨论了他和孔子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共鸣及距离,详尽地分析了司马迁的经历和这些经历对他的作品的影响。作者认为,司马迁虽然在本质上是浪漫的,但他那种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司马迁的渊博学识、丰富经历是他创作《史记》的重要条件,而他那种情感浓烈的性格、好奇与爱才,在汉武帝那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又导致了必然的悲剧,最终因李陵案而遭受腐刑,这一奇耻大辱又使他对社会的黑暗、人世的艰辛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尤其侧重于对《史记》艺术成就的分析,作者早年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较深,从美学的角度对《史记》的风格、结构、语言、韵律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强调司马迁的浪漫的自然主义。在全面分析《史记》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史记》是中国的史诗,对后世的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此外,本书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各篇著作的先后,散佚和补缺,都有不少考证和推断,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是一部研究司马迁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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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1734至1737年写成。全书共分3卷,1739年出版了第1、2卷,1740年出版第3卷。第1卷论述了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休谟认为,哲学首先应在经验的基础上,用经验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知识的性质、范围和能力,不要超越这个范围和能力之外,去追求那些关于世界本原等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认为感觉经验即知觉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知识的来源,我们只能认识知觉之间的关系,认识只能限制在知觉的范围之内,知觉则是由心中不可知的因素引起的。除了知觉,在知觉范围之外,是否有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存在的问题,在原则上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称他的这种观点为温和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他用他不可知论的观点既批判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不过他认为知觉不仅是认识的对象,而且是唯一的存在,所谓事物不过是一束知觉,这同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同出一辙,因而其哲学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论述了因果性学说,认为因果性观念是习惯性的联想。第2、3卷阐述了他的道德政治观点,认为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和情感(或激情)而不是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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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总集。潘重规编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敦煌学研究会敦煌学丛书第6种。1983、1984年印行。分上、下两册。本书是在《敦煌变文集》基础上重新进行勘校的新校本,首先在编排次序上有所不同。编者根据变文的发展过程和变文的形式与内容编排的,共分8卷。卷1押座文9篇,卷2讲经变文23篇,卷3—4讲佛教故事变文24篇,卷5—6讲历史故事变文19篇,卷7对话体变文9篇,卷8附录变文,《搜神记》、《孝子传》2篇,凡86篇,比《敦煌变文集》增录8篇。书末还附有《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敦煌变文新论》以及敦煌原卷的部分影本。本书针对《敦煌变文集》的录文,进行详细的勘校,凡订正处皆加“规案”,以示区别。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校正《敦煌变文集》大量转录失真和书写体例上的错误,考辨一批俗字,显示出编者深厚的功力。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校勘成果,以及误校、漏校之处仍多。总的说来该书仍不失为《敦煌变文集》的新校本。

脱了轨道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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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张资平著。1931年现代书局出版。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家乡在岭南,高祖父在前清开绸缎庄发了财,但到祖父、父亲这两代家道中落。父亲为谋生曾到过南洋,但回家为祖父奔丧连丧葬费都不够匆中一贫如洗,父亲只得开一蒙塾,“我”也跟在父亲身边读书。17岁时,父亲打听到省城官费的测绘学堂开始招考,于是东筹西借了二十块大洋,送“我”去省城考试,“我”为能在省城学校念书兴奋异常。但在复试时,“我”被一篇史论难倒,名落孙山,怀着沮丧的心情回乡,在一个初级师范学校混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去参加清华学校的考试,并取得了复试的资格,但因家中久不寄钱,只得替人代考,最后决定安心在高等巡警学堂学习。当时许多有为青年积极献身革命,而“我”则为保持世家的门面,仍醉心于科举考试。自从顶替别人考试之后,便知道人立足于世应准备几个假面,从此“我”的精神开始向病态方向发展,不仅对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漠不关心,还仍在自己个人的小天地里怨天尤人,真象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在天空中乱碰乱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部自传体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大革命动荡年月里,仍一心只求自身荣华而远离时代的青年形象,然而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理想又不可能实现,因而成为社会的多余人,整天愁眉苦脸,找不到出路,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采用第一称手法,富有抒情性,写得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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