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辨
作者：汪应辰
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记多为北宋以来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此书“纂述旧闻，皆有关当时掌故，于官制、科目，言之尤详，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惜该书成于动乱之时，由于图籍散失、资料匮乏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或有记忆失真、考据未详之处”。叶氏自己也云”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故书中存有若干讹谬之处。《石林燕语》书成之后，汪应辰就曾针对此书之讹误展开考辨，得辨文二百零二条，成《石林燕语辨》一书。汪应辰《石林燕语辨》书成之后，曾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被俞鼎孙、俞经辑于《儒学警悟》丛书中，一同收入的还有宋程大昌《演繁露》六卷、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五卷、宋程大昌《考古编》十卷、宋陈善《扪虱新话》八卷、宋俞成《莹雪丛说》二卷，计四十一卷。嘉泰二年(1202)，俞闻中将《儒学警悟》刊刻成书。此为该书最早刻本。据明嘉靖王良栋抄本，二俞在编《儒学警悟》一书时，所收《石林燕语辨》是将汪应辰之辨文附在叶梦得《石林燕语》本文之后。惜《儒学警悟》一书历来流传甚稀，“世所罕见。……是编《大典》时即未见此书”。其中《石林燕语辨》亦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应辰之书，陈振孙已称未见，盖宋末传本即稀。”因此自宋以来，元、明两
汪应辰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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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言百则
名言，一卷。遇夫《迂言百则·弁言》：“迂言者何?善言也。善则何迂乎尔?言人所不言也。人所不畜而言，言而善，则何以迂?非所当言也。善则何不当言?非其人也。……明其道，功则勿计，世所急也而迂之，故闻者以为迂也。虽然，惠迪吉，积善庆，古圣有言矣，果迂乎哉?不迂也。”迂，拘泥固执、不切实际之言。书名《迂言》，反用其义而有愤世意。有《岭南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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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大白
医经研究著作。4卷。清·秦皇士(之祯)撰。刊于1714年。本书重点论述并解答《伤寒论》原著中的不易理解的内容,使读者阅此书后明白于心,故以“大白”为书名。作者指出治疗伤寒热病当分表邪、里邪、表里兼邪三种情况。书中以长沙地区作为我国南北分界线,认为麻、桂北方可用而南方不可用,这种观点是片面不可取的。本书条理分明,文意简要,对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有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其顺堂陈氏刻本、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1714) 博古堂刻本、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 刻本、清光绪九年癸未 (1883) 上海味兰书屋刻本、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还读楼刻本、1915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1922年吴门宁瑞堂殷氏石印本、抄本 (佚年) 和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易象正
易学著作。明黄道周撰。十六卷,卷首目录凡例一卷。是一部以古占法解释《周易》的书。《凡例》叙述作书大旨:“凡《易》自《春秋》、《左》、《国》暨两汉名儒皆就动爻以论之,虞(翻)、王(弼)而下始就本卦正应以观攻取,只论阴阳刚柔,不分七八九六,虽《易》有刚柔杂居之交,而卦无不动玩占之理,《象正》就动爻以明之。”卷首目次一卷,“以汉人分爻直日之法,按文王之卦序,以推历代之治乱。”《明史 ·艺文志》、《经义考》作十四卷,盖合其初卷上下、终卷上下四卷为二卷。是书自卷一至卷十一为上下经解,卷十二为重卦解。其解经,每卦都重列之卦经文,以之卦观其变象,发明 《左传》、《国语》以来卜筮之法。
尊经书院日课题目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汇集尊经、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经课题目》二卷。……先生在尊经时，以题目多，难于钞录，每预刊印发，一人不能作多题，得此一目，或余日补考，或据目与同经别题相商，或又据目与别经研考交通之条。” 又廖师政《四译馆经学穿凿记·跋》云：“（四译）襄校尊经，当时应课者常二三百人，分经立课，用志不分，每课题目由数十道以至百余道，率皆大例巨疑，经众研究坚确不移者，乃据为定说，否则数变或数十变而不止。” 又《光绪井研县志》卷一二《艺文二·经部二》：“平昔年分校尊经，每试题目，刊给学者。近辑所刊《经学目录》为上卷，再以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下卷。考平经学数变，遇有疑义，即标题以相考核，成书多而且速，实由于此。群经宏纲巨例，领悟为难，此篇举要示目，蹊径易循，初学依目程功，最为切用。” 而此本为《尊经书院日课题目》，并不分卷，多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堂课题目。为民国二十四年井研廖氏刻本。
![春秋传 [四库本]](/d/file/books/ab64761d804decf767dac7bfef44f8c7.jpg)
春秋传 [四库本]
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 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 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 《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 《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 《春秋》 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