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辨惑
作者：邵伯温
北宋邵伯温撰。一卷。《四库全书》录《永乐大典》本。伯温自述此书之撰作缘起,谓其父邵雍之《易》学,远承陈抟之传,又有独得之妙,平时未尝妄以语人,唯王天悦、张子望两人尝从学,又皆早死;时有郑夬者,于天悦临卒之际,贿赂天悦之仆窃得其书,遂以为己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是书以辨之,题曰《易学辨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邵伯温言:“邵子受《易》于李之才,之才受之于穆修,修受于陈抟,平时未尝妄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荣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早死。秦玠、郑夬尝欲从学,皆不之许。天悦感疾且卒,夬赂其仆于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此书以辨之。《宋史》邵子本传颇采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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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录
水利志。清翟均廉撰。二十六卷，首二卷。均廉字春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学识渊博，长于地理。著有《周易章句证异》等。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颇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屡诏谕沿海地方官修筑海塘，作者因此而撰此书，约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文记事却止于乾隆二十九年。二十八万余字。卷首收录诏谕及御制诗文碑刻正文分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祠祀、 奏议、艺文、杂志等九门。其中名胜、古迹、祠祀各占二卷，共载庙山、太湖山、凤凰山、月、赭山、六和塔、镇海塔、灵石、 潮王庙、石湖、长安坝等数以百计，可供开发海宁、杭州一带旅游事业参考。艺文志占八卷，记名人著述甚多。杂志专收论述潮汐成因及其历代危害沿海居民史事，颇有参考价值。卷一至卷三载有海塘、江塘、引河、土备塘、柴塘等十一图和有关修筑海堤施工采用的大石塘底桩式、十八层砌式、土戗、条石坦水、草盘头、切沙、尖山石坝、木杠、竹络等图样，并附详尽图说，颇有参考价值。征引正史纪志、《玉海》、《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诸书，订误唐开元间旧志所载海塘长度。引《泊宅编》载宋制有铁符镇海事，不见其他史志。辑录侧重海宁、杭州，未及海塘全局，间有失误，尚有与海塘无关的文献。却仍不失为海塘工程史上重要著作。书成后不曾刊行，乾隆四十六年收入《四库全书》时，略有增补，并冠提要一篇，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影印本， 《四库全书》本。
历代书论
书论是书法的理论表述。《历代书论》中不仅了解中国书法的理论史，亦可感受到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本书选择了历代经典书论文献，对其进行详细的校注并释义，介绍作者，同时对版本知识略加简介，致力于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书法理论，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1933年天马书店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影印发行。此书系周作人的自选集,收作者早期散文小品、诗歌、文学评论等44篇,书中附作者自序。关于“知堂”,作者在文集开篇即言:“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尔”。周作人早期散文有政论、随笔、杂感、记叙、游记、速写、书信、序跋以及文艺短论、读书札记等。在运用散文体式上,“小品散文”是其运用得最为自如的一种。其往往在即兴的形式中暗寓讥刺,文笔以平和冲淡为特色,造成幽雅淡远的意境。他在内容上着意表现返归自然,顺乎天性,自由率性而适度的生活情趣,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表现与隐蔽,倾泻与控制,放与收,丰腴与清涩,奇警与平淡……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由于20年代后期,周作人逐步由“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战士变成一个消极避世的隐士,不敢正视残酷的斗争现实,躲进书斋,因而其作品不免出现了一些消极倾向。近年来周作人散文的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注意并加以重视,国内不断出版其作品及有关研究文章。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书话》、《知堂外文集》、《知堂序跋》、《苦茶随笔》、《风雨谈》、《苦竹杂记》等相继引起学者文人的重视。钟叔河在《知堂书话》序中称周作人文章为“上乘”。鲁迅在答斯诺问时,把周作人放在“最优秀的杂文作家”的首列。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十二缘生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
亦称《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释华严十明论》。佛教著述。唐李通玄撰。一卷。运用《华严经》中的思辨方式,分十门论述十二缘生(十二因缘)。认为十二缘生既是一切众生“逐妄迷真”、随生死流转的“大苦海”,又是一切诸佛众圣贤的“宝庄严大城”。这个一切诸佛的“功德海”,重重无尽,与一切众生犹如光影,没有障碍。迷于十二缘生者即为众生,悟十二缘生者即是佛。故众生以及十二支皆无“自性”,若迷于烦恼、无明等,便有生死轮回;若用戒定慧观照的方便力,照见自身心境体相都是“自性空”,即众生心就是“全佛智海”。这样,修行者求大菩提心,最终归结为“无劳远求,但自净其心”。书中还用“净心”概括从凡入圣的修行。见载于日本《卐字续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