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节 曹颖甫先生的医学思想——读书笔记之一
当我从丁师甘仁临诊实习之前，先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念书。那时候（1919～1923），曹师拙巢以词章家兼通岐黄术担任讲席，因为我爱好文学，便跟曹师论医，余事学诗。毕业后还是和同学许半龙、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师寓所虚心地学习和反复问难。这已是30年前的事了，但在这过程中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一、曹师是经方派
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着《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规律，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我的看法呢？仲景后辨证求因，分经定方，规矩谨慎，在临床上自有一定的价值。但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范围不免狭隘，不同意把后代许多经验良方无形放弃。为了这不同的意见，我们有时引起辩论，在辩论时，曹师看到我们不能了解他的用意，往往舍医谈诗，拈题分韵，各自沉思觅句，把紧张的情绪很自然地缓和下来。我记得1924的冬天，讨论芍药的酸敛和苦泄问题，沽酒烹茶，一灯相对，不知不觉地鸡声唱晓，最后还画了一幅墨梅送我，题句中有“微雪消时说与君”，便指此事，可谓风趣极了。其实，曹师明知同门常用经方，而且也很愿我们从经方去旁求时方，得到更丰富的知识；相对地，曹师也常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和逍遥丸，以及牛蒡、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根本没有抹杀时方。次公曾对我这样说：“曹师善用麻黄、桂枝，深恶痛绝的是桑叶、菊花，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麻桂和桑菊的区分。曹师也认识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当做温病发汗的主药。”次公的体会，显然比我深入，曹师并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语意中可以体会得到了。
二、研究中医应从源寻流
一般熟悉，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譬如一株树罢，有了根才有枝叶花果，我们不能孤单地欣赏一枝一叶一花一果，而忽略了他的根子。同时，我们也不能见到一树一木，就认做是一座森林。曹师的极端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坚持反对时方，便是这个道理。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不应当舍本逐末，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曹师的论诗推崇王渔洋，教导我们又鼓励多读汉魏乐府，曾经特地写了一本《古乐府评注》，可说是同一意义的。
三、《金匮发微》实话实说
曹师具有渊博的学问，可是业务并不太忙，甚至异常清淡。那时，我的先伯父乡议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每年端午至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就诊的都是劳动人民。丁师就委托我推荐曹师参加这治疗工作，大约前后有3年，《金匮发微》的内容，便是此时治案。《金匮发微》仅仅曹师著述之一，最可宝贵的，不同于过去注家的寻章摘句，钻到牛角尖里；也不牵强附会，自作聪明。他把亲身实验到的老老实实写出，没有经验的宁缺毋滥，绝对不妄加批判。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曹师平生治学的特点，也就是《金匮发微》的实质。至于曹师举孝廉时的房师是嘉定秦芍舱先生，也明医理；后入南菁书院肄业，山长黄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大师，兼精医学，那么曹师的医学知识，师承有自，可以概见了。因此，曹师在实事求是的诊断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剂知，二剂已”的，声誉渐著，很快地转变了一部分同道轻描淡写的作风，不可否认是曹师推动的力量。
四、爱国殉难
日寇侵略江南，曹师的故乡——江阴沦陷，师激于爱国义愤，不屈殉难，我曾于1928年为诗悼之。在《金匮发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确的教学方针，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正是发掘、整理祖国医学的宝贵材料。当然，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需要全盘接受祖国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从经方到时方，汤液到单味，取长舍短，消减宗派主义，发挥中医药更大的效用。然而这本册子，从中医临诊来说，定然是值得重视的。
末了，我要说的，过去“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时人以为识用精微过其师”。但是我在中医方面，除掉业务之外，虽然做了一些事，自己觉得没有很好地继承衣钵，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见经常会暴露出来，对于曹师的表扬更是谈不到了。偶然和次公去谈及，他也认为有同样的感慨，这是我们非常惭愧的。
（秦伯未.金匮发微·序.195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