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真人摄养论
作者:孙思邈猜你喜欢的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E. H. 卡尔(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国际关系研究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本书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巴黎和会为开端、德国入侵波兰为结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者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想主义流派观点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指出这二十年间国际关系动荡的根源在于各国对现实国家利益的争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因而在战后首次确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
马丁·帕兹
太阳落山了,落在科迪勒拉雪山峰颠那边;但是,秘鲁的美好天空,透过近似透明的夜幕,还可见几缕散乱但稳定的光线,空气都浸润着弱光带来的清新,让人在这炎热的低纬度地区呼吸这清凉空气。这个时候,是人们可以过欧式生活的时间,可以设法到阳台外透透气以利健康;一个架起的金属屋顶,把阳光和大地隔开,挡住了太阳光通过,让人在它下面休息,以恢复体力。
海国图志
中国清代魏源著。100卷。作者为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是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思想的先驱者和爱国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受林则徐嘱托,据《四州志》及中外文献资料,于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共57万字,另有地图23幅,洋炮图式8页。以后他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物产矿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中西历法、中西纪年对照通表;鸦片战争有关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集译的国外情报资料;船、炮、枪、水雷等武器制造图、西洋技艺、远镜作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测量器具;地球形状、运行规律,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关于日、地、金、木、水、火、土诸星运行秩序,日月食理论,彗星理论,空气论,地震论,地球经纬论,地球运行与四季寒暑变化理论;尤其是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人民在战败后应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补救措施,系统论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及具体作法,并对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大办工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最为详备的关于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它不但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而且它还在日本广泛地流传,成为日本朝野上下的重要启蒙读物,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一次讲演
文集。闻一多杂文集,收文16篇。闻一多著。收于《闻一多全集》第3卷。这是由别人记录的一篇讲演稿。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昆明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作了这一讲演。当晚,在回去的路上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最后一次讲演》标题是整理者给加上的。演讲开始,从李公朴无罪而遭毒手,“杀死了李先生,又不敢承认”,还要嫁祸于共产党等方面,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反动派“最卑劣最无耻”的暗杀行径,热情颂扬了李公朴为争取民主和平而献身的精神;继而就这一暗杀行为,揭露反动派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指出人民必胜的客观真理,最后,号召昆明青年要继承先烈遗志,百折不挠地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努力奋斗。文章论点鲜明,证据确凿有力,用词极富感情色彩,鼓动性强。
续红楼梦新编
清代白话长篇世情小说。一名《续红楼梦》,又名《增补红楼梦》、《增红楼梦》、《红楼重梦》。四十回。题“海圃主人手制”,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清嘉庆十年(1805)文秀堂刊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成德堂刊本。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红楼续书选”排印本,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红楼梦》资料丛书 ·续书”排印本。通灵宝玉被渺渺真人、茫茫大士携归大荒山,安置于青埂峰下,因其曾被人主封为“敷文真人”,故玉帝令长庚星召敷文真人赴阙受职。又经梓潼真君查得“宝玉唯有情痴,并无淫恶”,日值功曹亦奏薛宝钗“静守女箴,克娴妇道”,于是天帝命金童玉女持通灵宝玉和金如意暂赴尘间,另成一番事业。
人心与人生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