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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余堂文集
《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清施闰章撰。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又号蠖斋;宣城 (今属安徽)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官至侍读。授刑部主事,因试高等,充山东学政,取士有“冰鉴”之誉。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有异绩,人呼为 “施佛子”。著有 《矩斋杂记》、《蠖集诗话》、《拟明史》、《青原志略补辑》。诗与山东莱阳宋琬齐名,号 “南施北宋”。王士祯选 《感旧》、《山木》二集,所录闰章诗最多。又取其五言近体八十二联,为 《摘句图》,见所撰《池北偶谈》中。施闰章尝语王士祯门人洪升曰:“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王士祯亦记于《居易录》。平心而论,王士祯诗自然高妙,固非施闰章所及,一些吹捧语是不足为定评的。但他也确是当时文坛著名人物。施闰章所论,或亦微有所讽,寓规于颂。其 《蠖斋诗话》有曰:“诗如其人,不可不慎。浮华者浪子,叫号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页空纸。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观其持论,宗旨可见。其所作古文亦摹仿欧、曾,不失矩度。然视其诗品,稍逊于文。魏禧为作集序,乃置其诗而盛许其文,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失全面。外集二卷。一为《砚材拾遗》,乃奉使广东时记所见端溪石品。一为 《试院冰渊》,则历年典试序文及条约。又有别集四卷。其二卷为 《蠖斋诗话》、二卷为 《矩斋杂记》。诗话别择未精,瑕瑜参半。杂记颇涉神怪、尤为小说家言。王士祯谓施闰章五言诗 “温柔敦厚,辞清句丽”。有乾隆四年(1739) 刊本、《四库全书》 本。
滹南遗老集
一作《滹南集》。文集。金王若虚撰。四十五卷。若虚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属河北)人。承安进士，历官左司谏、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微服归里，不复为官，自称滹南遗老。著有《慵夫集》等。死后六年(1248)由藁城令董彦明编辑此集，含《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五卷。凡所读书都有自己见解，发现问题一一予以辨证，五经四书、史籍文论均有辨惑与质疑。其中文辨宗苏轼而于韩愈等人间有指谪，诗话尊杜甫而贬黄庭坚诸家。观点虽不无偏颇，但金元间文学巨子当以若虚学识居首。文辨多讲修辞、写作方法等，颇切实用。论文崇尚真实、自然，强调文章风格及其体式，有的见解十分有益。对前人批评有的放矢，不虚美，不苛责，不避圣人、尊者，堪为后人师法。有《四部丛刊》、《畿辅丛书》、《九金人集》本。
习学记言
学术评论集。南宋叶适著。内容系对历代学术的评论汇辑。共五十卷,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宋文鉴四卷。是评论历代学术的专著,其中卷十三论述《论语》,集中阐发孔子思想,经部其他各卷也常常论及孔子。该书对以往学术的评判,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对传统之见多有突破。是一部评论历代学术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对儒家的评论从孔子至宋代理学都有论及,除对孔子思想进行肯定性的评说外,对孟子以至宋代理学都有所批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其书“自孔子以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咸有遗论,无得免者。”
古今医案按选
医案。清俞震辑，王士雄选。四卷。震有《古今医案按》已著录。士雄有《温热经纬》已著录。士雄认为“俞氏所辑，虽不如续案之网罗繁富，而所附近案暨按语颇可补魏氏之未逮”，遂选其优善者，分类编辑，成书于咸丰三年(1853)。载案按病证分为八十六门，多为内科杂病验案。每案依原貌录出，仍附俞氏按语，后附王氏评按。王按以简捷语言阐明案中辨证之理，或评论方药，指出其精华与不足。咸丰五年，杨照藜又加评语，逐案评析，周详细致。足资临证参考。有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混元八景真经
混元八景真经。五卷。不着撰人，疑为唐人所撰。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称玄武而不称真武,疑唐五代间所著。述房中术。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