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氏济阴万金书

作者:薛古愚
薛氏济阴万金书

《薛氏济阴万金书》作者薛古愚,字将仕,宋代医家,生卒不详,擅长女科。著有《女科万金方》(简称《万金方》)、《女科胎产问答要旨》(三卷)、《产后歌诀治验》、《玉峰郑氏女科秘传》等,均有抄本传世。《薛氏济阴万金书》三卷,是在薛氏《万金方》基础上,由郑敷政编撰。郑字和阳,明代昆山人,郑氏女科传人,得家传薛氏《济阴万金书》更为铨次,而成《薛氏济阴万金书》。全书涉及经、孕、胎、产及妇科杂病,每证后均有治方,且加减详微,“叙证颇详,立方显豁”,文体流畅简练,论理明彻易懂。理法方药贯为一体,对临床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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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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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故事缘起于一家经营不善的医院,年轻的院长户谷信一最擅长的是——吃软饭。颇有魅力的他,虽还未离婚,身边却不乏迷恋他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多半富有而寂寞,不仅甘愿为他送上大笔钱财,甚至不惜与之合谋杀死自己的丈夫……高明的是,户谷在蛊惑这些女性时,从未给出什么承诺——是的,一切都是女人自愿的。但是,每当户谷为自己的完美脱身暗自窃喜时,一双冷峻凌厉的眼神一刻不离地洞穿着他的阴谋,羞辱着他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医院的债台高筑,让户谷迫不及待地想要娶到名门之女槙村隆子,为此,他开始逐一清除身边的障碍。但是,正当户谷为虏获模村隆子的芳心铤而走险时,自己却已身陷更大的圈套……

安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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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文别集。冯山著。其诗文集全名为《安岳冯公太师文集》,原为30卷。南宋嘉定年间,周锐把冯山及其子冯澥的文集合刊为一书,卷首有刘光祖《太师左丞合集序》和何惠固《二冯先生文集序》。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两淮盐政所进的周锐合刊本,冯澥集已全佚,冯山集目录虽全而自13卷以后诗文皆缺,仅存五言古诗5卷,七言古诗2卷,五言律诗3卷,七言律诗2卷,共12卷。本集今已无全本传世,今存的善本均为只存12卷的残本。《四库全书》本卷首仍存刘、何2序。《四库全书总目》评冯山之诗云:“山与梅尧臣、苏舜钦同时,时已尽变杨、刘西昆之体,故其诗平正条达,无剪红刻翠之态。其《上金陵王荆公诗》有‘更张汉法新’之句,序所谓当熙、丰间不能苟合於法者,于此可见。盖亦耿介之士,故其文足以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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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著。了凡所作《训儿俗说》共有八篇,分别为:“立志第一”、“敦伦第二”、“事师第三”、“处众第四”、“修业第五”、“崇礼第六”、“报本第七”、“治家第八”。在书中,了凡以一位父亲的训示其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既严肃而又亲切,既庄重而又和蔼,时人沈大奎称赞说“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为完整体现袁了凡的学问脉络,附录《了凡四训》;又同时附录了袁了凡及其兄弟记录的其父母言行的《庭帏杂录》。《庭帏杂录》不仅体现了袁氏家学之渊源,同时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家训著作。

宦海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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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蒋埴撰,官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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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著,12篇,为胡适早期撰写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于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回国后,经过一年的修改,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者采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体系、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思想,把孔子、儒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先秦诸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评论,破除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和神秘色彩,有开创性的影响。第一篇《导言》,论述“哲学”、“哲学史”的定义,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和整理史料的方法等。二篇至十一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十二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认为评价一家学说的价值标准,是看“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如何。胡适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在当时的确是“面目一新”的印象。蔡元培指出,本书以“平等的眼光”评判先秦时代各派思想,把孔子与诸子平列起来,打破了孔学的独尊地位。此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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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卷。清程川(生卒年不详)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后官县丞。此书成于雍正三年,乃其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包括《易》、《书》、《诗》、《春秋》、《礼》。昔朱熹之孙鉴,曾辑其祖《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清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只有《书》与《春秋》没有专书流传;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各以己意去取,不能尽见其全,各家所引亦不着为何人何时所录,从而无法考证其异同及先后顺序。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虽荟粹无遗,却没有一一诠次,急切之间亦难寻端绪。程川此书,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均以经文为序,并各着何人所录于下,同时注明所录年月及朱子是年若干岁于每条之前,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然其所录偶有失真,或前后出现矛盾,没有一一辨明,但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已粲然具见。三礼之末附以《大戴礼记》,虽显得为例不纯,但历代均归之于礼类,况且其文与三礼关联颇多,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