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经广圣义

作者:杜光庭
道德真经广圣义

唐末杜光庭撰。原书三十卷,《道藏》本析为五十卷。卷首杜光庭序中列举历代注解《道德经》者凡六十余家。此书前五卷为总论,其中概述全经宗旨,介绍老子生平事迹,并对唐明皇御注序逐句加以疏解。6—50卷为八十一章经文疏释, 皆首列经文,次列唐明皇注,再次为明皇疏,最后为杜光庭疏义,分别标“注”、“疏”、“义”加以区别。杜氏疏义博采众说,而以阐释唐明皇御注为主, 故名《道德真经广圣义》。收入《道藏》第440—44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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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认为,就认识的全部发展史而言,人们都是先对认识对象产生爱或者恨,之后才通过知性来对它们进行认知、分析和判断的。因此,无论对于所有各种理论认识和思维来说,还是就所有各种实践立场而言,爱和恨在情感行为的集体范围内都是最原初的行为方式,它们还使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统一起来,并且能够使这两者永远保持统一的状态。此一话题在欧美学术界曾引起强烈争鸣,相信也会引起中国读者浓厚的兴趣。

道德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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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道德神学肇始于对人性的基本分析。 在康德看来,人的本性之中包含了向善的原初禀赋以及趋恶的自然倾向。 道德根基的确立表明康德宗教思想的基础问题的圆满解决,但对于一种成熟、完整、系统化的宗教思想而言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和奠基。

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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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具有史诗般规模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意识流手法的典型作品。小说的结构模仿荷马的《奥德赛》,全书共18章,分3个部分。《尤利西斯》的故事十分简单,总共只描写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点到次日凌晨2点40分将近19个小时内三个人物—斯蒂芬、布鲁姆、以及布鲁姆的妻子莫莉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作品以布鲁姆为中心通过他在都柏林的漫游,几乎接触到都柏林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家斯蒂芬丧母后,一直沉浸在悲哀与忧伤之中,感到在精神上无所依托,渴望能够找到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广告推销员布鲁姆是犹太裔爱尔兰人,因失子之痛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布鲁姆的妻子莫莉是个歌唱演员,生活放荡,在家招蜂引蝶,与人私通,使得布鲁姆羞愧难当。在道德沦丧、家庭分裂和传统观念失去价值的现代世界里,布鲁姆和斯蒂芬都成了飘零无依、精神上失去寄托、心灵上布满创伤的人。这天布鲁姆在都柏林奔波忙碌,在一家妓院与喝得酩酊大醉的斯蒂芬相遇,布鲁姆对他悉心照料,在灯影中两人相视而立,终于在彼此身上找到各自精神上需要的东西:斯蒂芬找到了父亲,布鲁姆找到了儿子。深夜,布鲁姆带斯蒂芬回家,他的妻子莫莉听说斯蒂芬以后要加入他们的生活,便朦胧地感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并隐约地感到一种冲动。乔伊斯通过这三个人物潜意识活动的表现,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

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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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艺术家平日一天二十四小时始终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创造的重要的一切,恒久的一切,总是只在罕有的充满灵感的时刻完成的。我们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家的历史亦复如此,她绝不是不息的创造者。在这歌德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神秘的作坊”的历史里,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之事多如牛毛。这里,玄妙莫测、令人难忘的时刻至为罕见,此种情形,在艺术上、生活上也是随处皆然。她往往仅仅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年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事件均有待于发展。

墨池琐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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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书论。明代杨慎撰。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文学家。11岁能诗,受业于李东阳门下,以博学名于世。正德年间进士,授翰林修撰。世宗时,曾充经筵讲官,召为翰林学士,后被谪戍云南,颇多感愤,卒谥文宪。一生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著作丰富,有杂著百余种行世。究心书学,醉墨淋漓。是书颇抑颜真卿、米芾,推崇赵孟頫,谓赵得晋人法而为右军后一人而已。全书皆论书之语,或采前人之说,或抒己见。如:“书法惟风韵难及。唐人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生动。”、“‘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真务简而便。’此四诀者,可谓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矣。”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隶如冬,八分、行、草,岁之余闰也”等等。

名臣碑传琬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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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卷,南宋杜大珪编录。杜大珪生平履历无考,书前自署“眉州进士”,自序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则他大约为孝宗朝进士。“琬琰”意为美玉,意谓其所选皆系佳品。此书专门选录汇辑宋代名臣碑传,上起北宋太祖建隆年间,下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全书分为3集:上集27卷,主要辑录神道碑,共收碑文49篇;中集55卷,主要辑录志铭行状,共收123篇;下集25卷,主要辑录诸家别传和实录的本传等,共收81篇,此书材料主要取自宋人别集,少数取自实录或国史,凡出自实录的传文,均在篇名下方标明“实录”二字。碑传文字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这些文字或出于门生故吏、亲朋子孙,或出于名公巨卿、文人学士,其中不乏谀词讳言,未可全信,但以当时人写当时事,究属第一手材料,其于传主生平履历,远较史传为详,如历官之次序,拜罢之年月,大都历历可考,因此此书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最主要的资料。元人所修《宋史》杂乱无章,其中讹误触目皆是,列传主要取宋人所修国史作为蓝本,而国史中的列传则是主要根据碑铭志状写成的,用《宋史》列传与碑传文对照,常常可以发现许多错误,更可以弥补《宋史》记载的阙略和不足。此书中的一部分碑传见于今存的宋人文集,但还有一些碑传别处已见不到,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30年代,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将本书中不见它书的碑传辑出来,编为《琬琰集删存》3卷,由哈佛燕京学社排印出版。其全书今有1969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