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轩医语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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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前驱先路之功。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解放后多次重印,并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书分4章82节。一绪论;二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三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四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在论述内容上,作者将中国文学批评分为3个时期,1.从周秦到南北朝,文学观演进期;2.从隋唐到北宋,文学观念复古期;3.从南宋到清代,文学批评完成期。本书编例与他书不同,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但全书篇目章节甚详,读来了然。在上古期中,作者首先从孔墨不同的“尚文”、“尚用”的文学观讲起,论述了最早的文学含义,内容及演变;论证了荀子的“文道合一”观点,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文学观。在中古期里,作者阐述了由于两汉辞赋发展,侈丽闳衍,文学批评相应发展,魏晋始有专门论文的作品,产生了自觉的文学批评;论述评价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论及对各种文体的辨析,文笔的区分,声律音韵的发展变化,文章的风格神气;古文运动以及韩愈、柳宗元。在近古期中,文学批评史实最多,作者论述评骘更加细致详明。北宋的三苏,南宋的朱熹、陆游、严羽,金代王若虚的文论,元代元好问的诗论,明代的茶陵诗派、唐宋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顾炎武、尤侗、叶燮、王夫之、袁枚、翁方纲、章学诚及至桐城派的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等,均有涉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全方位、多层次地予以分析评点,多有真知灼见抒发。
素圃医案
医案。清郑重光撰。四卷。重光有《伤寒论条辨续注》已著录。另著有《温疫论补注》等。是书取生平治验中“亢害疑似”之证，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撰辑成帙，时年七十岁。卷一伤寒治效，卷二暑证、疟疾、痢疾治效，卷三诸中(中风)证治效、男病治效，卷四女科治效、胎产治效。载案百八十二则，三万余字。每案详叙姓氏年龄、证候、病因、病程、脉象、辨证、立法、方药、预后等项，其伤寒治效中，多载厥阴经证，概因三阳显而易见;男病治效中贡姓武弁破伤风一案，仅用小续命汤加减十余剂即愈此众医束手之证，成为名案，曾被收入《冷庐医话》中。重光精通脉诊，临证辨治深得古法。崇尚李东垣、张景岳，长于温补，自谓专补苦寒之偏，而不囿于温补。有康熙间古歙许氏刻本，一九三六年世界医书局铅印《珍本医书集成》本。
在寒风里
现代短篇小说、散文合集。郁达夫著。厦门世界文艺书社1929年6月初版。收入本集的有《自序》和短篇小说3篇:《在寒风里》(原载《大众文艺》月刊第4期)、《蚂蜂的毒刺》(原载《大众文艺》月刊第5期)、《逃走》(原载《大众文艺》月刊第1期,原名为《盂兰盆会》)。另外,还收入1篇近于寓言的散文《故事》(原载《白华》杂志第1卷第2期)。这3篇短篇小说还收入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12月出版的《薇蕨集》中。这些作品常使用第一人称,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题材涉及的社会面较广阔,也侧重“我”以外其他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塑造注意艺术构思的完整性。《逃走》用写实手法,又充满了浪漫气息,描写一个早熟少年的性格。《在寒风里》是作者比较重视的一篇作品,后选入《达夫自选集》。在《自序》中作者谈到3篇小说时说:“字数略多,称为短篇,或不恰当,谓为长篇,尤为不合,大约因平时爱读德国小说,是于无意之中,受了德国的Erzaeh Lungen的麻醉之后的作品。特选3篇,以明偏嗜。”《在寒风里》这篇着重描绘一个败落家庭中有“疯症”的老长工。只有这个老长工,真正同情关怀着那个长年漂泊在外的青年。直到这个家庭彻底败落,只剩下一座供祭祖宗用的“神堂”时,忠心的老仆还亲自背着红木神龛,把老母不肯收容的浪子送往上海安置。小说是一曲旧时代弱小人物的挽歌。
皇权、绅权与相权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以研究明史尤其是明朝政治史著称，他对皇权、绅权和相权的研究超越同时代人，思想深刻，观点卓越，其代表性论文《论皇权》《论绅权》《胡惟庸党案考》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提供了门径和方法。另外，他关于海瑞罢官的研究，关于相权与皇权冲突的阐述，成为现象级事件。本书收录吴晗相关文章，作者文风清新活泼，考证严谨，集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是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政治的好读物，值得历史爱好者阅读和收藏。
大复论
一卷。明何景明 (1483—1521)撰。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官至提学副使。与李梦阳等倡言复古,号称“前七子”。此书为仿《昌言中论》而作,共分严治、上作、法行、任将、势成、功实、用直、敌中、固权、处与、策术、心迹十二篇。已载入《大复集》中。另外收入 《金声玉振集·撰述》之中。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著，司马迁年龄考证，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