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论
作者：吴有性
《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吴有性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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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小集
诗文别集。一作《北山集》、《程俱集》。宋程俱撰。此集为程俱所自编(见叶梦得序)，凡四十卷。集中之诗，间于题下注所作年份，其年份多处先后失次，当是编而未定。《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北山小集》四十卷;《宋史·艺文志》则著录《程俱集》三十四卷，当是另一系统的刊本。《文渊阁书目》未见著录，说明至明时，传世已稀。此书宋刊本，明末为钱谦益绛雲楼所藏，至清高宗乾隆(1736—1795)末，辗转归黄丕烈。据钱大昕跋，此宋刊本，乃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吴兴官��刊本。今通行本，为涵芬楼影印江安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影宋写本，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俱十九岁时，米芾读其诗，誉为李太白后身。然今存少数少年所作殊无李白风致，或少作多有散失。贺铸《庆湖遗老集》附录有俱所撰《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其文不见于此集，知俱中年所作亦有散失。惜不得《宋史·艺文志》二十四卷本之详。
太上洞玄灵宝飞仙度人经法
太上洞玄灵宝飞仙度人经法，原题「高明大使神功妙济真君许旌阳释」。据考此书应出于元代西山净明道道士，乃许真君降授。据编首目录，此书原本五卷，分为三篇四十一章。即〈叙微〉篇十章，〈叙经〉篇二十八章，〈释例〉篇三章。今《正统道藏》洞玄部方法类收入是书五卷，另有《飞仙度人经法释例》一卷，其卷数篇次已与原本不合。〈叙经〉、〈叙微〉二篇有经有注，其经文多抄录《灵宝度人经》，注文则源出南宋《上清灵宝大法》。〈释例〉篇通释前两篇体例。是书所叙道法，大抵以灵宝派符箓咒术为主，内丹法则受南宗影响，惟忠孝净明之说为净明道道士独创。
读素问钞
医经类著作。元滑寿(1304—1386)撰。三卷。寿字伯仁,号樱生。河南许昌(一说襄阳)人。元初,因其祖父任官江南迁居仪真(江苏仪征)和浙江余姚。先后从师于王居中和高洞阳。博通经史,尤精于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研究造诣精深。撰有《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等。滑氏治学严谨,善于审证用药,尤长于针灸,考订经络俞穴较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认为医源于岐黄,不读《素问》不知病源,故取《素问》之精华,弃其糟粕,选录其主要内容,重订篇次,各以类从,分为脏象、经变、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十二类。最后附补遗一篇,并作了简要注释。钩玄提要,对后世医家有所影响,为研究《素问》之重要文献。程文杰曾评曰:“其删取之精,编辑之审,其功犹程朱二子之于四书也。有《汪石山医书八种》本,上海石竹山房石印本。
黄帝内经太素
医经著作。是《黄帝内经》的一种古传本。包括《素问》、《针经》(即《灵枢》)两部分的内容。系战国时期的韩国诸公孙,将《内经》一书加以改编,重新整理为20篇,称为 《黄帝太素》(据《七略》),此本流传至唐初,又经杨上善等进行了整理改编,并作了详细的注释,名 《黄帝内经太素》,由原来的20卷扩充为30卷。后来日本政府也将《太素》列入医事法令中,定为学医必读的重要教材,且出现了日本医家的《太素》注本。十三世纪后,《太素》在国内一度亡佚,此时在日本医书中虽仍被引用,但十六世纪以后此书在日本也下落不明,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学者才开始从仁和寺等地陆续发掘出此书的残卷,并在中国和日本出现了校勘、注释的多种刊本。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太素》共25卷,其余5卷均已失传。本书在考校字义、诠释发挥和引录古医书佚文等方面,对研读《内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现存有十余种版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娘子军
列位：现在的世界是日进文明不比从前的**了。无论什么事情，上自国家政体下至社会上的风俗，同家庭间的习惯，凡有偏重的流弊统统都要改良。那改良的入手办法第一层便是兴学，若除去了兴学二字，实在没有别的好法子。为什么呢？因为凡百事不论大小粗细总抛不掉这个学堂，必须从这根本上改起，方才能真的改良呢。你们试看各处的风气，有学堂的地方总比没有学堂的地方来得开通一些，学堂多的地方总比学堂少的地方又来得开通一些，这就是逐渐进化的公例。岂不是兴学的好处么！岂不是改良必从兴学入手的明证么！但是，说虽说得如此容易，那干的时候却真是难上又加个难哩。试问各处的教育会哩、劝学所哩，同种种高等、初等的学堂哩，当那发起兴办的时候，哪一处不经过多少阻碍！多少反对！官吏的压制、顽民的暴动、种种大小风潮，真是说不尽许多。甚而至于家庭之内为了宗旨新旧不同，父兄不许子弟在外办学，遂至如水火一般的不睦，也不知添出了多少闲气闲恼。若不是亏了那般热心志士，任劳任怨，实心实力，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竭力提倡起来，哪里会有今日这样的成效啊！咳，我们中国当这新学萌芽的时代，能够不上几年便把学务办到如此，总也算发达得可以了。
律学发轫
律学发轫，三卷，明元贤述并序。丙戌之冬。余作戒本。约义终客。有以律学揭要请益者。余阅之。大都目不见律。而袭取他书。乃水潦鹤之徒所辑也。因为作律学发轫。以示之言。发轫者。示慎始也。夫万里之行起於跬步跬步一错。万里徒劳。故初学之士。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