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疫神方
作者：许浚
朝鲜王朝医学家许浚于 1613 年奉国王之命编撰的医书，收录了唐朝麻疹的治疗就诊情况。1613 年，叶草向国王报告，一种名为 “唐红瘟疫 ”的瘟疫正在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他想根除这种瘟疫。“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医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不能动用我们的双手，百姓死于此病，实在可怜，所以我向国王建议，让内务府大臣写一本医治的书，把各种经过试验的药方编成一本书，让人印刷再版。"叶诏在《光海君日記》中写道。赵王让何君等人迅速编纂了这本书。这一年的秋冬季，爆发了一场瘟疫，世人称之为麻疹，沙门氏菌病也时断时续地流行，据说从这时起，没有一年是不间断的，肃门城外堆满了死人的尸体。接受敕命后，何均与内科的医生们一起研究了疫病的原因和流行情况，并编写了一本关于瘟疫的诊治、预防方法和草药的书。这本书至今仍被中医用于预防和治疗猩红热。
许浚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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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
印度经典的古老哲学著作，用散文或韵文阐发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文献的思辨著作。已知的奥义书约有108种之多，记载印度教历代导师和圣人的观点。“奥义书”顾名思义，即具有深刻含义的典籍，是千年不衰的印度圣书。不仅是古代印度圣贤对弟子进行传道授业的秘传，而且是印度人思考自我和宇宙的源泉。印度的宗教哲学多是从奥义书发展而来，千百年来对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有印度的《论语》和东方的《沉思录》之誉。该书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反映了古代印度的祭祀活动和修行生活，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以及印度的伦理道德规范。
凫藻集
五卷。明高启 (1336—1374)撰。高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省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吴中四杰”。洪武初,召修《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授户部右侍郎,不受。尝赋诗有所讽刺,后被太祖借故腰斩。其诗爽朗清逸,部分作品对民生疾苦有所反映,对明的统 一也作了歌颂。又能文。著有 《高太史大全集》 十八卷、《凫藻集》五卷《扣舷集》一卷。有人评其诗。说:“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则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为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之。”此集为文集,不知何人所编,共五卷。以其按诗集体例编次,可能为高启自定。集末有《魏夫人宋氏墓志铭》。魏夫人是江苏苏州知府魏观之母。按《明史》本传,高启坐为魏观作《上梁文》见法,则为其末年之作。盖平生古文,尽于此集。初无刻本。周忱为苏州巡抚时,始得其抄本于郡人周立。周立之姑,即高启之妇。正统九年(1444),监察御史浙江钱塘(今杭州)郑士昂又得本于忱,因命教授张素校刊,而周忱为之序。此本为雍正六年(1728)浙江桐乡金檀所刻,即因郑本而正其讹,多所校正。金檀辑注其诗题为《高青立诗集注》并附 《扣舷集》、《凫藻集》 刊刻行世,而成一家完书。
天后圣像
妈祖亦称天妃、天后，是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此《天后圣像》不题撰者。此书通过十四则神迹故事演绎妈祖的民间传奇，始于：窥井得符、抛梭拯溺，终于：邪魔反正、白日飞升。每则配故事画，前附本传、天后传、天后娘娘像。此为清乾隆时期福建修文堂刊本。
锦绣衣
清代拟话本小说集。无名氏撰;题“潇湘迷津渡者编次”,“西陵醉花驿使、吴山热肠樵叟细评”。今此书仅存残篇。卷首题“纸上春台第三戏新小说锦绣衣第一戏”,可知全书当为3篇。《纸上春台》一书在日本的《舶载书目》中著录,题“新小说纸上春台第三献目录”,凡6篇:一、《换嫁衣》;二、《倒鸾凤》;三、《移绣谱》;四、《错鸳鸯》;五、《十二峰》;六、《锦香亭》。一件衣物竟能激起轩然大波：家破人亡，引出奇情百出，匪夷所思，演绎男女悲欢。有奇遇而后有艳遇，攀名花更要折野花，香泽尤在，鬓影绰然，皆属妄情少年。
台案汇录辛集
本书分六卷，为清代台湾关系档案汇录第八集，称为「台案汇录辛集」。所有档案，统由「明清史料」戊编选录。其中主要以清嘉庆年间「艇盗」蔡牵事变为中心，而以道光年间中英鸦片战争期中有关台、澎防御事项为附。计前五卷共收七十六件，全与「蔡变」有关；后一卷收有十二件，即为防御英人关系文件。书末，录附「清史」「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许松年、黄标合传」（附录一）及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抄本「王得禄行述」（附录二）。按此等人物均与蔡牵事变有关，王得禄且预防御英人之役。
![诗本义[四库本]](/d/file/books/ea30dd9d520bcf8e45933fbd61902c45.jpg)
诗本义[四库本]
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