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十三方考
作者：张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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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革命：席卷法兰西的大风暴》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为主线，分析了王权与民权、保守派与激进派、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困境，揭示了其与二月革命发生的必然关系，详述了宴会活动、巴黎街头骚乱、王宫遭洗劫、七月王朝覆灭、法王流亡英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
玄真灵应宝签
玄真灵应宝签，撰人不详，约成书于元代或明初。编首序文称此书乃「九天开化主宰灵应帝君」委托嗣子七人撰成。原本三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是书乃道士为人解释签意之书。全书依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顺序。每一时辰有签语三十条，末附金、木、水、火、土签语五条，共计三百六十五条灵签，以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每条灵签包括五言签诗一首，骈文一段，求签者据以解释签意之吉凶休咎。
伤寒六书
明·陶华撰。成书于1445年。全书7万字。书凡6卷。该书以陶氏所撰之六种伤寒著作汇集而成, 合为六卷, 分为六书, 故名《伤寒六书》。卷一曰陶氏家秘, 先伤寒论, 次伤寒秘要脉诀指诀、浮脉形法主病等二十二论, 继述有关伤寒的七十余种病证, 以及风温、湿温、风湿、温毒、中厥等证治。卷二曰明理续论, 谓“成无己《明理论》, 止五十证, 辨究详明, 惜其未备。于是乃集所见所闻, 比类附例, 斟酌而损益之”。即在成氏《伤寒明理论》基础上, 由五十论增至八十五论, 于伤寒形证予以辨析。卷三曰伤寒琐言, 乃陶氏研习《伤寒论》之心得, 载辨张仲景伤寒论、治伤寒用药大略、伤寒言症不言病、厥分阴阳辨等一十五篇,“文虽鄙俚, 然言简意到”。卷四曰杀车槌方, 列劫病法、制药法、解药法于前, 载秘验方三十七首于后, 药证相印, 经方时方, 融冶一炉, 发明颇多。卷五曰一提金启蒙, 分述六经见证法、辨证法、诊脉法、用药法及脉要贯珠数等, 以为学习伤寒启蒙之用。卷六曰证脉截江网, 立伤寒标本论法、伤寒用药法则、伤寒统论受病之法、论伤寒难拘日数辨等一十六篇。是书言必遵仲景, 强调临床实用。对伤寒六经证治与杂病证治, 探微索隐,反复详明。其辨阴阳有经, 表里有症, 虚实有脉, 制方有法, 活泼玲珑。其诊病问疾, 善用浮、中、沉三脉查辨阴阳表里, 寒热虚实, 循此而立法处方用药。另书中所载经验良方, 汇注了陶氏心血, 具有实际参考价值。又从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而论, 此书受朱肱《活人书》影响颇为深刻。但辞句多有重复, 并有辨证欠明、方药杂乱之弊。后世徐春甫、汪琥、王宇泰等均就此提出异议。此书有明·李存济刻本及《医统正脉》本等版本; 民国间上海千顷堂书局、上海中医书局有印行。现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李存济刻本;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明代武林何景道刻本;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文发堂刻本。
篁君日记
现代中篇小说。沈从文著。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9月初版。收璇若《序》1篇,《自序》1篇。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描写了篁君在一个多月中的爱恋心态。篁君生长在一个大户人家,其妻子带着幼儿住在兵荒马乱的河南老家,而他则在北京一衙署工作。一日,篁君在餐桌上遇到一个“小寡妇样”的姨太太,两人双目对视,“无端脸红”,“烦恼如同一群蜂子,同时飞扑到心上来”。最初,篁君还能想到“不幸”的妻儿,以“顾全体面的理智”去浇灭情欲。但随着他一步步堕入情网,便渐渐把“妻安置到脑背后”。在理智与情欲的争斗中,“不长进的思想不久即侵占了”篁君的全部意志,致使他完全陷入了与姨太太的情欲。这部日记体小说是篁君的一份忏悔录。《自序》说:“这短文,作为在妻面前的一点忏悔”,“过去的我,自己也在极力设法要把它忘却”。
庐山集
宋诗别集。5卷。董嗣杲著。本集收入的,是诗人在九江任职时所写的诗。原本久佚,今传本是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与《庐山集》同时辑成,并附于一册的,还有董嗣杲另一诗集《英溪集》,1卷,收入的是诗人在武康任职时所写的诗。这两部诗集中所收录的诗歌以寄情山水为主。宋代亡国前夕,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景象,在诗中时时可见,如《谢村》:“暮役朝行此可停,临平山色入船青。烟窑惨淡多逃户,泥井虚园有废亭。”《西风》写道:“大江西风三日起,激起怒涛三万里。客子口噤悄无语,纵有高楼危莫倚。”诗中流露出的凄惋悲凉之情,正是时代风貌的反映。从《寄庐山道士》一诗中,又可见作者已经预感到国家将亡,从而表现出消沉的心理:“才怀故里余清梦,方说庐山得好诗。何日与师传菊酒,剧谈浩劫未分时。”《四库全书总目》说:董嗣杲的诗“吐属新颖,无鄙俚琐碎之态,固非江湖游士所及”。
驳建立孔教议
近代章炳麟撰。发表于1913年12月《雅言》第1卷第1期。该文针对袁世凯的“尊孔祀孔”和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等复古逆流，指出“近世有倡孔教者，余窃訾其怪妄”，表示了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鲜明态度。客观评价了孔子，给予其历史应有的地位。作者指出：“中土素无国教”，“盖自伏羲炎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提出孔子原本应是学校诸生尊崇的对象，“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他是学子所尊崇的老师，但不是供于清庙、圜丘的神灵，故不应以神祇灵鬼事之。中国素无宗教，“禘之说孔子不知”。“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认为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功绩主要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因此，“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陷卑贱而不升。”针对康有为等人建立孔教是对西方宗教的抗衡的说法，指出：“欲立孔教者，是忘孔子所以当尊，而以不当尊者坫之。”而欲建树孔教，以抗衡耶稣路德之法，更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进而指出：“愚以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树为宗教，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反映了作者对“孔教会”的“尊孔祀孔”观的批判。所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曾收入于《太炎文录》初编。后收入《章太炎全集》(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