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心集
作者：刘一明
《会心集》包括《会心内集》和《会心外集》，大约完成于嘉庆六年刘一明68岁时。在《会心集》开篇序言中，刘一明介绍了其基本内容和写作缘由：余自得仙留龛谷之旨，实会的盈天地间者，皆是阴阳之象；盈天地间者，皆吾性命之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可以一道而贯无穷之道，可以一心而统无数之心，纵横逆顺，左右前后，黄芽满地，白雪飞空，信步走去，头头是道。故生平因物书怀，就事写意，无非会之于心，发之于言，故将吟咏拙句，编为内外二集，分为四卷，名曰《会心集》。愿结知音道侣，早会性命之道于一心，勿为旁门曲径所误可也。至于集中所会之是非，余亦弗知，惟有会道于心者自知之耳。刘一明告诉人们，《会心集》中的诗词曲是他得了道教内丹学传承之后“会之于心，发之于言”的吟咏。众所周知，诗词曲都属韵文，是典型的文学体裁，一般说来，其内容以抒情为主，也可以有叙事和说理。而《会心集》中的400余首诗词曲，其数量最多的作品却是“说理”的，其次才是“抒情”的，也有少量叙事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心集》中的作品所说之“理”不是寻常之理而是玄妙的“道理”；其所抒发的“情”也并非人之常情，而是别具一格的“道情”。因刘一明“会之于心”的“道理”和“道情”与众不同，《会心集》“发之于言”的诗词曲也就具有了不同于普通诗词曲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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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
波兰长篇小说。符·莱蒙特著。创作于1897—1898年。小说共39章，中译本近60万字。本书以当时波兰最大的工业城市、财富追求者心目中的“福地”——罗兹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为题材，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生存竞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为榨取超额利润不顾工人死活的吸血鬼嘴脸。小说主人公波兰实业家博罗维耶茨基和犹太资本家莫雷茨合股开印染厂。博罗维耶茨基善于玩弄手段，欺骗工人，对工人十分残酷。可他在表面上道貌岸然，还假惺惺地关照工人，为乡下的穷人“解决困难”。另一个资本家、犹太人谢亚也是一个一贯不择手段榨取工人血汗的吸血鬼。他竟然从工人的医疗金中千方百计加以克扣肥私。但谢亚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方面，却不能与博罗维耶茨基相匹敌，因而感到博罗维耶茨基对他是个很大的威胁，就绞尽脑汁设法把博罗维耶茨基吃掉。犹太银行家格罗斯吕克站在谢亚一边，为压倒博罗维耶茨基，他联合了罗兹所有的犹太资本家，共同对付博罗维耶茨基。他看中了莫雷茨，试图让他成为他们在博罗维耶茨基内部的代理人。但莫雷茨比博罗维耶茨基和银行家格罗斯吕克更阴险、更狡猾。他表面上和多年好友博罗维耶茨基“密切合作”，事实上他却背后搞小动作，企图利用博罗维耶茨基一时缺乏现金的机会，排挤博罗维耶茨基，以夺取工厂的所有权。为此，莫雷茨还私下和格罗斯吕克订下了合同和行动计划。一次，博罗维耶茨基外出，新建厂房突然起火，工厂损失惨重。莫雷茨一面假意对博罗维耶茨基表示同情，一面却向博罗维耶茨基提出退股和要买他遭灾后的工厂地皮。博罗维耶茨基看到莫雷茨居心叵测，一怒之下，便和莫雷茨绝了交。后来，博罗维耶茨基幸得一个德国资本家缪列尔的帮助，才得以重振工厂。博罗维耶茨基虽然重新获得了这块福地，但金钱和利益给他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苦闷和烦恼，是套在他身上的枷锁。他感到他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幸福。作品通过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反映出作者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敏锐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创作才能。
听潮梦话
《听潮梦语》是由作者编好未出版的一个集子，集结了杂志上发表的这一总题下的短文（如《如之何如之何》、《生命的高梯》、《泡沫》等）、谈诗的短文（如：《“谓我何求”》中谈诗“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和两篇寓言：《螺壳的坟墓与巨石》、《湖滨之夜》。这些作品作者自己说“这真是浮浅的作品，仅仅略述微感；不过从微感中或能显出一点亮光。”希望读者读了这些短文后，能感觉到作者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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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主编的这本《古建新生(传统建筑与现代都市)》是林徽因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在现代建筑设计规划中如何融合与应用给出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其中也包括介绍部分国外经验，现代工艺手法，现代设计理念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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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言小说。一名《则天皇后如意君传》，又名《阃娱情传》。徐昌龄著。其中一部分曾以《武瞾传》为题编入叶如壁之《杂纂醒睡编》。小说主要叙皇帝武则天晚年和男宠薛敖曹相爱并追求肉欲享受事。《金瓶梅词话》大量的关于生殖器、性行为、春药、淫具，乃至性虐待与此书多有关系。如： “两书所写的男女交欢都在女方醉醺醺欲睡时。短篇和《金瓶梅》中数处都写到接近性虐待狂的烧香疤之事。武则天看见鸟儿交尾而想到自己，潘金莲也有几次这种联想”，“短篇的色情描写多半写的是武则天所承受的欢乐和痛楚。《金瓶梅》也如此，至少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从胡僧那里得药丸后是如此。”尤其是《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叙述潘金莲“醉闹葡萄架”表现性迫害狂的情节，在本篇中能找到相应的段落和类似描写文字。可见《金瓶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本篇作为重要的素材来源之一。《金瓶梅》第三十七回的一篇韵语《威风迷翠榻》说：“犹为武则天遇敖曹”，以及卷首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了“前代骚人”之《如意传》，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周礼订义
八十卷。宋王与之撰。王与之生卒年不详，字次点，南宋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曾从陈松溪学六官要旨。任宾州文学，泗州通判等。此书是淳祐二年(1242)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时牒温州所得，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于通判泗州。书前有真德秀序和赵汝腾后序。赵汝腾称，真德秀殁后王与之又删繁取要，由博得约，此书“精粹无疵”。《周礼订义》采录旧说共五十一家，唐以前为杜子春、郑兴、郑重、郑玄、崔灵思、贾公彦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均为宋人，资料博详，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以当时诸儒为主，前儒古义仅特为附存而已，实际是取宋人的学说。解经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言义理者多，考典制者少。其注《考工记》，认为《冬官》不亡，与宋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一致，但俞庭椿易改经文，王与之仅持其观点而不移改经文。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极为不满，当谈及邱葵《周礼》序中讲，王与之作《周官补遗》、《周礼》之六官全，而此书无此补遗，不知因何时说，“然凭空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因无庸深考也”，颇为偏激。认为《周礼订义》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则颇中肯。然而，宋时四十五家之书，已佚十之八九，是赖以《周礼订义》而得以流传，可见其对宋文献功不可没。版本有：宋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