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性通考
作者：刘汉基
刘汉基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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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女儿
《时间的女儿》是约瑟芬·铁伊所作的一本历史推理小说。小说中所谓的案件是英国历史上一宗家喻户晓的故事：理查三世为了纂取王位，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 嫌犯的“罪行”令人发指，更令人深思。但是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却根据他缜密的推理和一位大英博物馆的美国员工提供的资料帮助，一举推翻了流传四百年之久的历史定论。 时间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Time这个书名出自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The 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of authority." 意思是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力的女儿。这句名言反应铁伊在书里的指控：国王亨利七世谋杀王子并篡改历史。
西线无战事
长篇小说。作者德国著名作家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1898～1970)。本书是他的重要代表作。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朱雯译。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流亡曲》、《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里斯本之夜》、《最后一站》等。《西线无战事》是一部著名的反战小说。用第一人称描绘了一批年轻士兵在西线战壕,以及在后方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忍和恐怖,控诉这次战争毁灭了年轻的一代。19岁的青年保罗·博伊默尔和他的同班同学阿尔贝特·克罗普、米勒·勒尔在校长坎托列克的军国主义煽动下报名参加了自愿兵,到部队后,他们又同另外4个人组成了一个班,经过10个星期的训练后上了前线,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青年学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在战斗中与来自工厂农村的士兵有了接触,成了好友,知道了许多在学校里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看到,由于部队大量减员,许多老人和孩子也都被应征入伍。他们对战争产生了怀疑。战斗中,博伊默尔负了伤,康复后又重回前线。不久战争结束。战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西线无战事。然而,在和平即将来到的时候,7个战友中的最后一个——小说主人公博伊默尔也倒地死去。
伤寒论汇注精华
汪莲石编。成书于1920年。全书共6册,依据张仲景《伤寒论》篇次,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辨霍乱脉证并治,分为9卷。卷首有恽毓龄序与著者自序,并专篇论述著者学医原因,注《伤寒论》之动机,提出“伤寒”“中风”之“伤”、“感”二字俱作“感”字解。此外还录有张隐菴序例、节录喻昌“尚论伤寒论大意”、陈修园序与伤寒读法以及舒诏“六经定法”等内容。卷末有恽铁樵等人的跋文。本书对《伤寒论》条文的注释有这样几个特点:①采撷前人注说达数10家,而以陈修园、喻嘉言、张令韶、张志聪、舒弛远的见解为多。②对于疑难问题的解释,每每独取舒氏之说。赞同舒氏关于《伤寒论》中混入有叔和伪撰之言的观点,但对舒氏多用参芪的治疗颇有微词。③其他注家观点,凡有可取处,悉以汇辑。④各家注释未尽之处,则补入自己的意见。本书选论精确、明白晓畅,参考价值较高。
夜猎记
孙了红著。悬疑推理类小说。有许多朋友，常常捉住了我，要我说故事。在我遇见那个红领带的朋友时，我便捉住了他，要他为我说些故事，以便转述给我的朋友们听。他是一个奇异的人物，生平最多奇异的经历。他常常把他的奇异的经历告诉我。而他又是一个说谎的专家，逢到无事可说时，他便告诉我一个谎。他说：这世界，整个就是一个谎。越是了不起的人，他们越会说谎；而越会说谎，也越使他们了不起。在以前，说谎是恶习；而现在，说谎却成了美德。为了养成美德，他也学会了说谎。于是他又为我说了一个离奇得近乎荒诞的故事。这可能又是一个谎。现在让我转述给你们听。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
长门赋
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文选》见载。赋序说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因妒失宠,幽居长门宫,遂以重金请司马相如作赋,希图感动武帝,武帝读赋后复宠阿娇。古今一些学者据序中“孝武皇帝”谥号之起期晚于作者卒年,及“陈皇后复得亲幸”不符史实等,推断此赋为他人托名所作;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赋序或为托名者作,而赋的正文则“非相如不能作”(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文章首先推出一位精魂踰佚、形体枯槁的弃妇形象,点明因夫君恩爱转移和自己过于痴情造成了这位美人独居的悲剧。继而具体描绘其内心痛苦:她“登兰台而遥望”种种自然景观,将雷鸣误作君王车声,将风动误作牵帷人;她“下兰台而周览”深宫,更是触景伤情,“怅独托于空堂”;她又在洞房清夜抚琴抒怀,历数己过,于睡梦中与君王重逢;及至醒后伫望星空,终以“不敢忘(君)”煞尾。赋题取《长门》,固与陈后失宠有关,但并不囿于历史故事,而是概括了众多宫女的遭遇与痛苦,并寄予深切同情。朱熹《楚辞后语》曰:“此文古妙,最近楚辞。”赋仿楚辞之遣词造句与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以悲为美”的特征。尤善刻画心理,以实写虚,利用景物特征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委婉曲折,悲悽动人,在抒情小赋中别具一格,更不同于大赋的夸诞恢廓。此篇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
量处轻重仪
二卷。唐代释道宣撰。《量处轻重仪》作于唐贞观十一年 (637),乾封二年(667)重修。在自序中,详明亡五众物量处轻重。立制听二门,制门分三,谓三衣坐具灌水袋。听门分四,称之为百一诸长粪扫衣,檀越施亡五众物。在明亡五众物中,更张十门。即:制人僧余处不得,封亡者分法不同,同治共财不同,嘱授是非,负愤还否,定物重轻,具德赏劳,分物时节,正分加法,杂明受物。此仪专详断割重轻之条,细明十三之别。即:一、僧伽蓝,二、属僧伽蓝园田果树,三、别房,四、别房物,五、瓶瓮斧釜灯台,六、重物,七、床褥,八、氍毹,九、守僧伽蓝人,十、车舆,十一、澡灌、锡杖、扇,十二、杂作器具,十三、衣钵坐具缄筒。其物品重轻,均依位次就人,使其物用有据,法规遵行。四科条理有:一、局限常住僧物,二、四方常住僧物,三、四方现前僧物,四、当分现前僧物。卷末以仪门作结,依类广释。大意有:一、制令畜物人轻,告明僧人不宜以物质为重;二、制不令畜物人重,说明万法皆空,贵在人修善法;三、听开畜物通轻重,明示以仪之规,分晓畜物轻重,安份守己,听法自便。在收诸类中,以三例分之,即:一、性轻性重,二、事轻事重,三、用轻用重。此仪划清了对待精神与物质的佛家立场和观点,“于是迷悟两开”;规定了成文义理,使“明乎此者,庶可以执物案文”;明示了物品轻重以位就人,使之僧举有据遵行,“足镜规猷”。其具有很大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现有天津刻经处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