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道德经注
作者：成克巩
福临钦定。成克巩纂。上下两篇。有《四库全书》本行世。《道德经》乃春秋时老子即李耳(老聃)所著。为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名著，被历代所重视。自汉代人河上公为该书注释开其端，紧随其后注释者代不乏人，据《四库全书》馆臣统计，至清初已达80余家300余卷。注释方式不一，或为之解，或为之疏，或为之音，或为之章句，或为之谱，或为之传。各有侧重，各具特色。而注释者之身分不等，其中包括名臣如羊祜、苏辙;名儒如王弼、王肃;逸士如严遵、孔登、陶弘景、戴逵、皇甫谧; 道家如葛洪、杜光庭等，多有阐发。而以帝王之尊如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等对此书也各有注解，见仁见智，或浅或深，众说纷纭，各有不同。福临留心典籍，对此书及各家注释详加探讨，深有体会。他认为道德二字含义精深：“道者，先天地而为万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于身。故其德为玄德，而其言为圣言。”而老子是“道贯天人，德超品汇”之人。他所著此五千余言之书，是“明清净无为之旨”。该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本是一部“以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的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有益之书，但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的奥妙道理，却世所“鲜能知之也”。因而为之注释者甚众，或认为是修炼之书，或认为是权谋
成克巩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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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经
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经，撰人不详。约出于唐宋间。南宋《秘目》着录「生天得道经一卷」，当即此书。今本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经文乃元始天尊为诸仙讲说，仅二百余字。谓世人若能屏去众缘，永除染著，外想不入，内想不出，使五脏清凉，六腑调泰。然后引太和真炁注润身田，安寂六根，净照八识。如此可致「得道成真，自然升度」。
虹
长篇小说。茅盾著。初载于1929年6至8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6至8号。1930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小说原计划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茅盾《〈虹〉跋》),但只写到1925年的“五卅”为止。从已完成部分看来,也能自成一个整体。它在“五四”至“五卅”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青年知识女性梅行素从封建统治下觉醒、反抗、走向新的生活的历程。梅行素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开始追求自我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她冲出了包办婚姻组成的家庭而独立走向社会。在黑暗险恶的生活中,她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征服环境和命运,同时用意志的利剑去斩断“过去”在情感上的纠缠。但现实生活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苦闷和彷徨。这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和“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最后,她离开了固陋的四川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上海,认识了许多青年革命家,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并奋不顾身地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中。本篇通过梅行素的生活和思想发展道路,典型地表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推翻封建压迫和寻求光明前途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并为二十年代初中国壮阔的历史留下了鲜明印记。主人公的青春活力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象彩虹一样绚丽,昭示着光明和希望,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思想从苦闷转向振奋的新起点。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生动而有层次地刻画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表现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进展。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著，司马迁年龄考证，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周官集注
十二卷。清方苞(1668－1749)撰。方苞字凤九、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散文学家，古文“桐城派”代表之一。曾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康熙五十年(1711)受《南山集》案牵连入狱，雍正元年(1723)特赦。方苞在雍正期间，任撰《一统志》总裁、《三礼义疏》副总裁、礼部侍郎等。论学以宋儒为宗，其说经皆推衍程朱之学，尤精《三礼》、《春秋》，严于义法。所作散文多为经学及书序碑传。除着有《周官集注》外，还有《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周官析疑》、《仪礼析疑》、《礼记析疑》、《考工记析疑》、《读经》、《史记补注》、《左传义法举要》、《春秋比事目录》、《删定荀子·管子》、《望溪先生文集》、《删定通志堂宋元经解》、《望溪全集》。方苞认为后儒因《汉志》将《周官》六篇列于礼家，相袭误称《周礼》，故复其本号《周官》。方苞《周官集注》体例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称为“集注”。《周官集注》对诸家明显错误观点，均置之不论；对似是而非者，略为考证；对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以圈外区别而论。《周官集注》训诂简明，持论纯正，是研究《周礼》较有价值的着作，特别于初学《周礼》者颇有裨益，是方苞研究《周礼》着作中较好的一部。后方苞着《周官辨》十九篇，认为《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还引明代《金瑶论》为史事，证明《汉书》王莽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刘歆所增，持论太高，颇难依据。《周官辨》在严谨正义上不及《周官集注》。《周官集注》版本有《望溪全书》本。
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著作。通过评述历史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仁义的最高意义便是维护民族利益，“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指出“天下之势，有合者，有分者，有张者，有翕者”(《古仪》)，而没有万世一系的天下。强调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指责“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是孤秦陋宋，导致了天下的祸乱。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容许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高度重视“夷夏之防”。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与作者另一著作《噩梦》合编刊行。
普劝坐禅仪
全一卷。日本曹洞宗开祖永平道元撰。略称坐禅仪。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二册。本书普劝行者坐禅，并略示趺坐及调身法。全篇由七五六字所成，以坐禅为佛道之正门，非思量乃坐禅之要素。主张坐禅非为手段，乃是目的，无论大悟与否，或开悟后之修行，坐禅均极重要。此书实为日本曹洞宗之根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