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楸药解
作者：黄元御
猜你喜欢的书
光绪彰武县乡土志
地方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唐宗源修,无序文。依清末部颁乡土志例目编纂,内容简略。约四千二百字。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 山、 水、 道路、物产、商务十五目。是为彰武最早的志书,有参考价值。沈阳市图书馆藏呈送本。
颐和园词
七言古诗。近代王国维作。此诗作于清亡以后,王氏旅居日本初期。诗篇反映了自慈禧太后擅权至清亡五十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他们荒淫糜烂的生活。颐和园为慈禧太后所建,亦象征慈禧太后时代的政治。故《颐和园词》既是晚清的政治史,亦是慈禧的评传。此诗往复幽咽,一唱三叹,如诉如泣,痛悼清朝之亡,又以大量事实,讥评慈禧太后之失。深沉悲痛的诗人之情,与冷静审视的史家之识,二者在诗中得到完美结合。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尝以元稹《连昌宫词》相比,云:“曾赋《连昌》旧苑时,兴亡哀怨动人思。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金粟词话
词论，一卷，清彭孙遹撰。彭氏论词崇尚自然：“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自然不等于粗率，它正是人工雕琢达到极致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咏物词最难写，它要“字字刻画”，又须“字字天然”，这样方为“上乘”。至于一些看似小巧的拆字、合字的写法，彭氏极为反对。他说：“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对于李清照的作品，他说李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李词的特点就是平淡浅易，但又极精练，正体现了“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审美理想。彭氏还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但他对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范仲淹《渔家傲》也持肯定态度。并认为“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书中亦论及清词，认为云间词派(以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为代表，是清初第一个词派)“能作景语，不能情语”。同时还对清初几位慢词代表作家———龚鼎孳、吴伟业、曹溶的作品作了评价。此书共十八则，文字很少，但许多条言简意赅，亦较中肯。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词话丛编》本。
资治通鉴全译
北宋司马光撰。二百九十四卷,又考异、目录各三十卷。光有意编撰编年体通史,初成战国、秦时八卷,因“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乃上进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历时十九年。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广博,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二十二种。帮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光总其成,删订成定稿。全书篇幅甚巨,虽资众手,而体例和行文,如出一人。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叙事或先提其纲,后详原委;或先溯由来,再述本事;或书一事而连类及他事;或因叙事而兼及时人言行。该书熔铸群书,加以精炼,贯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且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实为当时史学界空前杰作。其编撰时所据的参考书,和《考异》中所引的书,今已多亡失,故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沙门袒服论
慧远撰，“袒服之辩”主要发生在慧远与何无忌之间。慧远专门有《沙门袒服论》作说明，在《沙门袒服论》一文中，慧远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回答：第一，沙门袒服虽是方外之俗，但礼仪制度本是因时因地而设，不应定一唯一标准。现在中国没有朴素的古礼，在异邦风俗中或许可以见到，袒服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不合礼制：“是以天竺国法，尽敬于所尊，表诚于神明，率皆袒服，所谓去饰之甚者也。”第二，分辨贵贱，以生进德尚贤之念。“佛出于世，因而为教，明所行不左，故应右袒。”第三，偏袒右肩，符合人体习惯。“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而不顺，则触事生累。”第四，人的形体有左右，即如理的邪正一样，袒服可闲邪存诚：“袒服既彰，则形随事感，理悟其心……是故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 总之，袒服是天竺之古法，“斯乃如来劝诱之外因，敛粗之妙迹”，如果反对的话，不也是在反对古礼么？
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
佛典注疏。惠辩注。一卷。敦煌遗书藏本。是《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又名《心王菩萨说头陀经》)的注释书。正文大字写经文,小字双行夹注写疏释,疏通其“法体性空,空无所有”之理。未见载于中国历代大藏经。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